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共和国整整走过一个甲子的历史了。60年前，我是一个25岁的毛头小伙子，60年后，我垂垂老矣。古语云：“鉴往知来”，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前行，必须清醒地回首。作为陪伴共和国走过60年风雨的老人，一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老干部，近一段时间，我陷入深深的思索。
2008年春，在北京薄一波百年诞辰纪念会上，我发表了一篇演说。题目是：中共八十年经验教训，可概括为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这是我长时间思索后的结论。这个结论，我想，用来总结共和国60年的历程，也同样适用。
1949年夺取政权前，我们党实行新民主主义，我们成功了。夺取政权后，我们抛弃了新民主主义，急急忙忙搞社会主义，搞乌托邦，我们失败了，失败得很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重又回归到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思路，并在实践中予以发展，我们又成功了，成功得举世瞩目。
这样，共和国60年的历史就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两个人、两个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新民主主义”就成为如何看待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物。
两个毛泽东之一：有大功的毛泽东
1949年到1978年，这30年，是毛泽东时代；
1921年至1949年，从广义上说，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样，对于毛泽东来说，大致也可以划分为两个30年。这样的划分，当然不是单纯地从时间上来考虑，而是从毛本人前后的作为考虑。简而言之，有两个毛泽东。
对于已经逝世32年的毛泽东，对他在中共党内和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其长处与短处，如何评价？应该“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平和的态度。
许多人讲，“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说，没有毛泽东，我们仍然会在黑暗中摸索。这句话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这一代人对此有痛切的感受。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一直到1820年，GDP仍占全球约30%；
但是，实际上，从所谓的“康乾盛世”甚至再早闭关锁国时就走向衰败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遭受了数不清的战乱，被侵略，中国人民满怀屈辱和悲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过来的人都记得儿时的那首歌曲，其中唱到：“亡我国呀，灭我种呀。”为什么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一条就是民族主义？就是那时中国到了要亡国灭种的境地，必须用“民族主义”旗帜来拯救这种危亡。可惜，他过早去世了。在其后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虽然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民族危亡的局面依旧没有多大改变。在事关中国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问题上，当然不能说蒋介石政府是卖国的，但它有很大的动摇性，尤其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他那“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实际上纵容了日本人的入侵。而实力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在此民族存亡的关头，在毛泽东等人的领导下，立场则非常坚定，寸步不让。所以，在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特别是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和中共是非常得人心的。
我14岁就参加抗日战争。那时候，参加抗日队伍，有投奔“国军”和“共军”的选择。我的家乡在山西，山西基本上是“国军”的地盘，“共军”是因为国共合作后才开拔到这里的。我很小，但我读小学读初中时，已读到过毛泽东和中共的一些文字，知道毛泽东领导的“共党”和“共军”是最坚决抗日的。这个党是为国家的前途是为老百姓而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和共产党有一种非常敬仰的感情。这也是当年投奔“共军”的所有人的基本想法。所以，八年抗战，共产党队伍不断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也不断地壮大。毛泽东这个功勋是历史性的，谁也否定不了。
既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为国家为百姓的，那么，党一直致力于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也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三条，讲“民生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民生问题实际上就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实质上就是个土地问题。过去，少数地主阶层人口占据了大部分土地，地主所有制压得中国农民喘不过气来。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暴动的目标都是夺得土地。为此，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但他同样也没有来得及搞。而作为他的继承者蒋介石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连一句解决土地问题的口号，他都不敢提，因为蒋在当时是地主官僚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人物。
1943年，延安出版的《共产党人》曾刊登彭德怀的一篇文章，引用了一句白话诗：“屋漏锅破肚皮饥，哪有心思想别的？”这至今使人印象深刻。在当时，对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来说，什么婚姻、自由、人生规划，都根本无从谈起。农民渴望手里拥有土地。那一年，我在中共应县任县委常委兼民运部长，曾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说战争胜利后，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土地，地里收下的全归农民自己，连公粮也不用缴。也是基于这种认识的。
共产党、毛泽东长期开展土地革命，并于1947年开始土改。那时候我被《晋察冀日报》派到定县西关北街领导土改，亲眼看到农民分到土地后，那种内心欢呼毛泽东万岁、共产党万岁的浓烈情绪。土改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也极大地加强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的凝聚力、向心力。不过，现今需要反思的是，在中共取得了全国政权以后，我们本有条件不搞暴力土改而考虑和平土改；
但很遗憾，出于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其更拥护自身政权的目的，各地土改仍然延续了暴力路线。
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第二条，就是“民权主义”。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建设民主政治。这一条，蒋介石也完全丢了，而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根据地的政府，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却继续捍卫着、实践着。
前几年，有人编了一本书《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把我们党在抗战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有关民主政治的言论，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以及《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的社论，汇编在一起。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来，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期间，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根据地的人民政府，是把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放在重要位置上的，热烈呼吁民主政治和政权的建设。
就我自己来说，我始终记得当年印象非常深刻的两段话。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4年说的。他说：“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第二段话，是1944年2月《新华日报》社论中说的：“是要彻底地、充分地、有效地实行普选制，使人民能在实际上，享有‘普通’、‘平等’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则必须如中山先生所说，在选举以前，‘保障各地方团体及人民有选举之自由，有提出议案及宣传、讨论之自由。’也就是‘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完全自由权。’否则，所谓选举权，仍不过是纸上的权利罢了。”
这两段话说得何其好啊。那时，我们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深恶之痛绝之，对一党专政所带来的腐败也都耳闻目睹。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要摒弃这些恶政，还权于广大人民，我们是多么地拥护。像我这样年少即参加革命，转战南北，出生入死，为了什么？不就是在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旗帜下，为了民族解放、为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为了建设一个不同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人人享有民主和自由的好政府吗？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政府能不为人民所拥护吗？
因此，民族解放、土地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这三个方面大获成功，共产党和它领导的解放区人民政府壮大起来了，在1949年建立了一个全国的新政府。毛泽东以上的功劳应当给予肯定。当然，这份功劳不是他个人的，属于整个领导集体，属于全党。但是，毛泽东起到了领袖的巨大作用。
两个毛泽东之二：有大错的毛泽东
可是，1949年建立政权后，毛泽东就好似换了一个人，也就是说，出现了与此前不同的另一个毛泽东：夺取政权前的毛泽东基本上是个好毛泽东，夺取政权后的毛泽东则犯有严重错误，是一个不好的毛泽东。在这方面，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其结论总体上是正确的。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中，中国的发展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有严重失误：包括“反右运动”“大跃进”“共产风”“反右倾”，也包括八届十中全会把阶级斗争绝对化的一系列错误，毛泽东都要负主要责任。而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的十年“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惨重损失，可谓一场浩劫。这场“革命”是由毛“发动和领导的”，这也无可争议。
因此，虽不能说晚年毛泽东27年的执政绝对错误，但在重大决策上，特别是内政决策上，基本上是失误的。他的后半生是一出悲剧。
“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要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的，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的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须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决议》中的这段分析，值得体味。
悲剧的核心是什么呢？有很多人在探讨。有人把毛泽东的变化主要归咎于个人品质、“帝王术”那一套，在我看来，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有片面性。不错，毛泽东古书读得多，他烂熟《资治通鉴》，也的确有封建帝王的思想，“帝王术”那一套他也用过，比方说，拉一方打一方等等。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依我看，毛的悲剧的产生，大致有这样三个原因：一，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认识上有误区；
二，背离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三、制度的缺失，中国没有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
先说第一条。毛泽东有着浓厚的“乌托邦”情怀，也就是刘少奇说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后来，学者胡绳概括为“民粹主义思想”。毛泽东努力在中国搞试验，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继续革命”为手段，借助政权的力量强制推行。他憧憬每个村庄人人劳动，人人自由，人人有权，人人平等，人人有文化，甚至每个村庄都有大学，兵民一体，学校同时是工厂。他的梦想是如此“美丽”。平分土地没几年，就搞合作化；
刚刚搞了初级社，马上就拉起高级社，紧接着就闹人民公社，锅碗盆勺一概归公。当他这一套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并为人们所反对时，他就拿出“继续革命”、“阶级斗争为纲”的武器，打击不同意见。“反右派”“反右倾”都是如此。即便在三年大饥荒饿死千百万人后，他那一套搞不下去了，在七千人大会上，他作了检讨，但紧接着就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强化阶级斗争学说。可见前次检讨时，他的乌托邦主张并没有改变，不过是政策上作了暂时让步。到1965年，形势稍有好转，他马上准备和发动了“文革”。“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继续革命”，实现他的乌托邦。
公允地说，毛能这么“折腾”，也不能把账全算在他身上。1949年我们夺取政权后，一方面，大家都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清醒的没有几个；
另一方面，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毛的威望在全党全国完全树立起来了，跟着他走，能有错吗？
以我自己的经历而言，解放战争时期，我学习了一些苏联的东西，知道了农民要搞集体化，按劳付酬。解放后，在新华社华北总分社，形成了这样一个概念，社会主义就是集体化、大生产、“苏维埃加电气化”。后来到了马列学院，经过学习，又受到“八大”精神的鼓舞，我当时的理解是：在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除了认真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外，国内的任务主要是提高生产力，使国家尽快实现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我和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时作出的决策，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那时，我们都会说毛泽东讲过的那几句话，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我们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时我们真是认为中国甚至整个世界好像只是我们手心里的面团，我们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们这种对毛服膺的心态，也助长了毛的为所欲为。
再说第二条。这第二条，事实上与第一条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有第一条的原因，毛才能弃置新民主主义理论。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革命的规律而创立的科学理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并具体规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他认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还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甚至说要使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在那个时候，就说共产党搞革命可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要坚定地反对民粹主义，（注：民粹主义思潮出现在19世纪中叶的俄国。一些代表小生产者的知识分子，以人民的代表者和社会精粹自居，提出“到民间去”，发动农民打倒沙皇的封建统治制度，建立以村社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其主要观点是：否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甚至本能地、先验地仇视资本主义，认为通过贫苦农民的“村社建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毛主席恐是我们党内第一人。可惜的是，建国后从1953年开始，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强调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所有制问题，实行消灭一切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就把新民主主义理论抛弃了。
学者胡绳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重大失误之一，是离开新民主主义的正确道路，以民粹主义观点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这一评论，触及到了建国后我们党在毛泽东领导下一系列“左”的失误的思想认识根源。胡绳以非凡的勇气指出这一点极其重要，不但对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即从究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还是以民粹主义看待问题制定政策这一理论层次，来理解和总结毛泽东的失误非常有益；
并且，在中国这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绝对多数的国家，警惕那种往往容易从民粹主义出发，误把民粹主义路线当作人民大众路线，来处理路线方针政策问题，更是具有理论和现实双层针对意义。
再说第三条。毛泽东1944年答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这话当年我们就印象深刻，认为说得很符合实际，很对很对。
然而，为什么到了1949年建国后却没有实现?我想答案之一是，这是制度方面或者体制方面的问题，我们中国缺少一个好的政治制度或者好的政治体制。1980年，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的错误时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邓小平这些话说得好，这也是建国后毛泽东犯错误的根本性原因之一。我想，很多人也和我一样记得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中对”。1945年黄炎培同几位民主人士访问延安，谈到治国的方略，他对毛泽东说，希望中共诸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这段话强调民主，强调人民监督，强调人人起来负责，看起来很对很好。但是，这是他上台（在全国执政）以前的话；
上台以后，情况变了，他的地位不同了，他也变了，这些话就不作数了。1957年他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请求他们“监督”，结果他打了五十五万人为“右派分子”；
并且公然说他当初的动员是“引蛇出洞”。
我年轻时候信仰的理论认为，人类社会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简单地概括就是“经济决定政治”。现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有些醒悟了。1949年后毛泽东之所以犯大错，他能随随便便抛弃党的决议中确立下来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能为所欲为地追求他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能随心所欲地打击持反对意见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没有提供制约他的很好的政治机制。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好的制度，原因有两条：一条，人是可能变的，品质差的人未始不可能改善一些，品质好的人也可能变得很坏。二条，权力很诱人，它有很大的魅力，越是英雄好汉越可能抵挡不住它的诱惑。一种好的制度，能够管住掌权的人，使他们不可能站到“法”之上来损害人民的利益。西方哲人说：“不受制约的权力腐蚀人，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蚀人。”有人说：“那种不受其他权力制约的权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得出来的权力。”历史证明他们说得很深刻。所以，对越是权力大的职位越要有严密的立法管住，并且非得有其他权力来制衡不可。只有几种权力相互制衡，人民的权利才有保障，国家才能长治久安、繁荣昌盛。
我觉得，一个真正实现了民主的社会，是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经济形态的。一个没有好的政治体制的社会，不但可以阻止民主政治的发展，也会扼杀生产力，不让它发展。中国的现代历史用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只是我们付出的血和泪也实在太多了。
邓小平：“叫什么主义都可以”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尽管他在世时，有人就对他颇有微词；
尽管对他的评价，若干年后才能更清楚一些。但在我个人看来，从他主持的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来看，他在中共党史上、中国现当代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论功绩，比起毛泽东恐怕还会大一些。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是扭转乾坤的壮举。邓小平带领人民开辟了这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顺应人民要求的发展道路，迎来了中国经济大踏步前进的时代。
邓小平曾坦承，他读书不多，他只懂得对人民好一点，办一点实事。赵紫阳同志生前也曾对我说，他不认为邓小平有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而就是四个字：求实胆大。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
可以肯定的是，邓小平的治党治国的路线确实突破了中共层层陈规陋习。个别人讥讽“白猫黑猫论”，说它不够深刻，但是，国家富强，百姓生活幸福，这就是一切！邓小平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
邓小平和毛泽东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在我看来，就是邓小平重新回到了1949年的新民主主义理论；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演变而来的，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是新民主主义论的回归和发展。
邓小平理解的新民主主义的内容又是什么？政治思想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法律不是指令；
政党制度是多元的，不能叫多党制，而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多党是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但这是靠共产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靠说理，靠服人；
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是人大，而不是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六七千万中共党员仅是全国13亿人口中的一部分。经济上，更是多元的，有国有的，也有大量私营的，中外合资的，个体的，哪种形式对发展有利，谁就占主体地位。政治意识形态的管理上，也是从一元化向多元化渐进，在毛时代不可能有的西方文化也已陆续进入国内。
应当说，邓小平这种理解，是从进行中国建设的现状出发的，而不是机械地去强调什么主义。
在《邓小平文选》中，我们能读到这样的话：大意是，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社会主义，可什么是社会主义，我们并没有搞清楚。我至今记得一篇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的谈话记录，遗憾的是它没有收到《邓小平文选》里。第一句，“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
第二句，“我建议你们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第三句，“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对这段话，我非常欣赏，最后一句话尤其精彩。上面引述邓小平的几句话，是否字字绝对准确？我不敢说死，但大意绝不会错。
尽管在有些人眼里，邓小平这些话足以扣上“叛徒”的帽子，但是，面对着毛泽东时代留下的穷困凋敝的局面，先去强调什么主义再发展，势必又会陷入到毛时代那种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标准的争论中而不能自拔。先确立改革开放的国策，让人民、国家富裕起来，再谈什么主义也不迟。这正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
经过几年发展后，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1949年建国前，我们党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毛说要十五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这个阶段是什么？可以说是“准备阶段”，我看叫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我看来，如果不从政治上抠字眼的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质上就是来源于新民主主义理论，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回归。而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回归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但更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比如说，邓小平的“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的思想，就是对几十年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生产关系至上”的错误认识的突破；
“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思想，就是认识到，我们既往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不但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可以利用市场经济这种手段,而且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个新概念的重要性更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依据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每走一步都充满着争论。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所谓的“姓资姓社”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个角度来考虑，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无谓的争论？当然，这方面理论有待学者阐述完善，进一步公开地把道理讲透，而继续纠缠“姓资姓社”其实是没有意义的。现实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我们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人民的觉悟程度、社会组织程度、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等一系列因素，都决定了现在的中国只能执行邓小平主张的这样一条路线。以后会怎样？过一百年再说。未来会是一元化吗？我看未必，恐怕会更多元，更文明。但展望未来，为未来奋斗，不能再靠“乌托邦”思想。
邓小平留下的未竟事业是政治体制改革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我们已经实践了30年。这30年来当然也是问题丛生，困难重重。但是，邓小平时代的30年与晚年毛泽东时代的30年，放在一个甲子的历史变迁下去认识，去比较，中国近30年的进步何其巨大，又何其艰难！简直是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变革。反对改革的人士可以对今天充满抱怨，可又有谁能把中国拉回到30年前？60年的风风雨雨，个人的经历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这也是允许的。但是，两个30年的变迁，是历史的大变革，是历史的大进步，是能够超越个人的经历，也能够超越个人看问题的角度的。未来中国的方向不是一目了然了吗？
近来，有一种声音逐渐在引起人们的注意。这种声音是，主张反对新的“两个凡是”，这显然是指对邓的评价。的确，邓小平不是神，也不是完人，他不可能句句正确、事事正确，有的也恐有大的失误，对他确实不能搞“两个凡是”。但我以为，必须仔细分析应该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应当承认，邓小平最重要的思想精神遗产，就是坚定不移地在中国推进改革开放方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其实质即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这是必须继续弘扬的主要遗产，而他的失误与不足的地方要改进和完善。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此，他在1980年和1986年曾有过两个极为精彩的讲话，阐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并有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观愿望。当时，像我这样的老同志们，都热切地期望邓能把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为什么期望？是因为我们觉得，邓在全党、全军、全国有极高的威望，他的魄力也已为事实所证明。但遗憾的是，邓却步了，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直进展不大，改革一直在“跛足”进行。因此，我以为，邓小平留下的最大的未竟事业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未竟的事业，越来越成为时代强烈的呼唤。像我这样八十多岁的老人，都能感到这种时代的呼唤，中南海比我们的感受应更加深刻。恩格斯在评价欧洲文艺复兴这个伟大的历史时代说过这样一段著名的话：“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改革开放30年，造就了邓小平这位巨人。邓小平去世后，江泽民那一届中央领导人继承了邓小平的路线，并且根据时代的要求，力所能及地向前推进。现在，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时代对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胡锦涛这一届中央领导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革越深入，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就越迫切。因此，这个时代，也仍然是需要巨人并且可以造就巨人的时代。
2009年纪念共和国成立60周年，必然也是思想解放、争议纷呈的一年；
加之国际经济风云动荡，中国国内的改革大业也面临严峻考验。对于改革开放的争论，似乎又有一轮蜂起的态势，有些人不免忧心忡忡。我的一位“忘年交”朋友戏拟一副对联的上联给我：“左安门，右安门，左右交汇新华门，左右安稳”。他没有想到下联，但从上联看，他是有些担心的，甚至有些消极情绪在里面。而依我看，尽管有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但“新华门”的态度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高高举起的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不能动摇，邓小平理论不能动摇。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行事都要权衡方方面面，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国际形势如此复杂多变之时，谨慎周到极有必要。改革的促进者们应当理解、支持和富于建设性地提出主张。而政治家的思考必当是先讲是非，后讲利害；
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既是决策的出发点，也是决策的归宿。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从建国60年中的两个30年的对比中，从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的最主要区别中，从新民主主义理论回归与发展的历程中，是不难搞清楚的。改革发展到今天，最能体现“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的，就是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不动摇，并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即政治体制改革。
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我是乐观的，也是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