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民盟的“中间道路”
“中间道路”在民盟内部曾经受到三次集中批判。
第一次是1948年1月在香港的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上。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说：“自从本盟被南京反动政府勒令解散以来，一切所谓‘中立’‘中间’的说法和幻想，实际早已被彻底粉碎了。”（《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95页，以下简称为《文献》）在一次会上，马叙伦“用老实话去批评三中全会以前的民盟”。（《文献》第408页）复刊后的民盟机关报的《光明报》发表了《我们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的社论，并陆续发表了黄药眠的《自由主义的批判》、邓初民的《答施复亮先生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李相符的《伪自由主义分子的两条道路》。《民盟史话》（以下简称《史话》）说，复刊后的《光明报》“即发表文章和漫画，批判自由主义和中间道路思潮……澄清路线上的混乱思想”。（《史话》第202页）李维汉说：这时“在我们党的影响下，全国许多大城市都公开地进行了批判中间路线的辩论。所有这些都推动和帮助了民主党派中左派的斗争”。（《李维汉选集》第466页）
第二次集中批判是在1949年11月～12月期间的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会议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又对“中间路线”猛烈批判，对罗隆基特别指名道姓上升到“亲美路线”来批判。罗隆基与张澜关系密切，在民盟被勒令解散以后，留在上海的张澜、黄炎培、罗隆基、叶笃义形成一个民盟在沪中委不成形的核心。后来担任过民盟中央副主席的叶笃义在其晚年写的回忆录中说：这次“批判对象集中在罗隆基的亲美路线。在这点上，我与罗隆基是分不开的。会上虽没点我的名，而我则感到灰溜溜的不好意思。大会开到一半，我就撂挑子推说有病，回到家里不想干了”。（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第73页）
民盟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自1948年12月3日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1949年6月30日《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对“中间道路”（第三条道路）严厉指责后，更使批判不断升温。
张澜历来对社会发展主张改良，“力图阶级谐调，防止阶级斗争”。他的这个观点当然是批判的标的。有关他的一件事，正可说明批判的激烈。
张澜在民盟四中全会的开幕词中，原有一段否认民盟曾有“中间道路”的存在的话。这段话说：
民盟原是□□□□复杂阶层的组织，或多或少是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作风……但反帝反蒋，及与中共一致行动的原则性认识，是始终没有任何人变动过的。所以本盟在过去，有时虽显示第三者面貌，但那是根据于时代条件而产生的策略运用……事实上并没有第三条路线。（原载《史话》第414页。原注释说：“□”系字迹模糊，原稿现存张澜女儿张茂延处）
《史话》作者认为这是民盟不主张走第三条路线的证明，笔者则认为张澜这样写，正是当时强烈批判民盟领导人中的走第三条道路的反映。但这段话最终被删去，主要是因为张澜不愿说违心的话。
这次批判是在中共支持下进行的。周恩来在《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的讲话》中说：“要使这个组织更加健全，就像人一样，检查一次‘身体’是必要的......要抓住几个历史关键问题检查一下，好的发扬，坏的去掉。”
这次批判弄得不可开交时，周恩来又出来解围，毛泽东也出了马，才告停息。张茂延说：“批判相当激烈，后经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统战部调解，始暂告平息。”（张茂延《略论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和三中全会的召开》，载《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毛泽东在“调解”时，说了一句很风趣又很策略的话，说这次批判是“演了一出‘古城会’”。（见民盟中央专职干部陈新桂于《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所写文章）周恩来在会上的讲话还说：对错误要弄清“三分、七分”的问题，“有人一时对美国有幻想，说话不恰当，是属于‘三分’的问题。所以要把团结放在第一位。对错误应该批评，但必须谨慎，才能治病救人，不要闹得不欢而散”。
周恩来在讲话中还说：“在这个时期（三中全会以后——笔者注）是不是也有个别错误？比如个别人发表谈话、发表文章中是不是有错误？也会有的。”
要知道，这次批中间道路，是在1948年和1949年初张澜对外国（法新社和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希望毛泽东做中国铁托”，希望中共应“加点民族主义，‘共’字上加上‘中’”，“不要为世界共产主义而战”，否则“将加以反对”（后文将要谈到。以上见叶笃义回忆文和1946年1月6日上海，《申报》。）之后，以及罗隆基北上北平，周恩来与毛泽东对他争取，而罗竟表示要与中共平起平坐，要毛泽东公开有党员身份的盟员（后文将谈到）的谈话之后进行的。这样的批判又给他们一个台阶，并对在建国初期对民盟领导人的人事安排和种种对待给了一个恰当的说明。可以说做得恰到好处。
第三次批判则是由编写盟史引起的。
1981年，是民盟成立四十周年。民盟中央文史委员会于11月就《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书稿说：“中国民主同盟……少数领导人曾向英美学习，设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67页），“一大”“提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第19页），“这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有一定进步性的政治纲领”（第5页），即“所谓‘中间’路线”（第51页）纲领。“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民主同盟与美蒋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摒弃了所谓‘中间’路线。基本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这是中国民主同盟历史上批判中间路线走向革命路线的转折点，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新生。”[《中国民主同盟简史（征求意见稿）》(1941—1949)第51页]
编者这样写，至少代表了盟内当时主要领导人的意见。这本《征求意见稿》本是在盟内征求意见用的，当时参加编写的盟外人员竟把这个观点写成学术文章公开发表。这就是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刊载的邱钱牧、林健柏先生合写的《论民主同盟三中全会——民盟的历史转折点》一文。文章指出，盟内有的领导人曾经幻想寻找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直到民盟三中全会才结束这条道路，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三中全会“对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然后提出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和“新生”论点。
相继出版的北京师大历史系编《中国现代史》、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等历史专著和大专院校历史教材，都有指陈民盟中间道路的论述。《中国现代史稿》还说：“中间集团主张国共双方都把军队交出来……有的更幻想由中间集团来代表‘国家’接收双方交出的军队，以实现‘和平’。这种幻想，反映了他们要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企图。”（转引自《四川民盟》1985年第三期阳俊明文）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在盟内批判三中全会以前的中间道路的新高潮。张茂延说：“由于极左思潮影响，到了1983年，竟又出现了突出一届三中全会，否定过去的文章，提出什么‘转折点’和‘新生’的论断。”后来于1991年成书的《中国民主同盟简史》仍说三中全会“无疑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历史转折点”。（该书第119页）
1991年6月21日，《光明日报》又载王桧林先生（《中国现代史》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历程——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的文章。“两种斗争”，即中共在统一战线的“内外斗争”。
因为“中间道路”主张英美议会制度，当然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被认为是要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与中共争夺国家领导权的反动路线。
1991年王桧林的文章出来以后，有几个老盟员刘雅清、李实育、张茂延、沈自强（其中多为党盟交叉关系）于张澜120周年诞辰写了一篇纪念文章——《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兼评史学界王桧林等对民盟性质和历史的错误论断》。他们认为，民盟“无论从它的组建、主张、行动都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民盟当时要强调它是站在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者的立场，不仅是从独立的组织角度出发，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从策略上的需要”。而王桧林等即以此指责民盟走旧民主主义道路，是“对民盟性质和历史的歪曲，实质上是对党的统一战线的否定”。（见《民盟在重庆》第172～174页）
刘雅清等四位盟员于1992年5月给中共中央统战部写信，并附去该文，说明王桧林等人的文章是“左”的流毒的反映；
还指出“有的经过三次‘左’倾错误的老同志，也忘了过去教训，仍在信口开河，并把他们的观点登载于报章杂志中”。信中对此提出了严厉指责。（此信见《民盟在重庆》第181～184页）
中共中央统战部办公厅信访处回复了一函。摘录于下：
对你们来函其文章我们进行了认真地研究。我们党的文献中历来的提法是民主革命时期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前途的斗争。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属于中间阶级、阶层，他们总的政治倾向是同共产党合作，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不宜不加分析地说三个集团、三条路线。解放前夕，民主党派有少数人提倡过中间路线，但很快就纠正了。我们党对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历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关于民盟，我党已经在民盟五大的贺词中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五大贺词中说，民盟“长期同我们党风雨同舟，并肩战斗，是我党的亲密战友，具有爱国的、革命的光荣历史”——笔者。此复函见《民盟在重庆》第185页 ）
统战部信访处这封复函，与其说是对历史的说明，毋宁说是一种策略性的答复。
给统战部写信的四人之一的李实育，还曾撰文论驳了以“第三条道路”帽子来否定三中全会前民盟的历史的观点。他说：“什么‘资产阶级政党’、‘第三条道路’……等之类的帽子，长期压了很久……盟里部分领导人，也包括盟总部请来搞盟史的邱钱牧等人的观点就是代表。他们不愿说解放前民盟是革命的，要说革命，也只能从香港三中全会以后才算。因此他们说什么香港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的转折点，是民盟政治上的新生’，‘是对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错误路线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他们不把三中全会看成是继承和发展，而是把它看成是‘转折’，是‘新生’，是‘清算’，那就否定了民盟三中全会以前的全部历史。它既否定了……成立时盟的同志们忧国忧民之志；
也否定了盟的反对独裁、反对内战、要民主、要和平等全部政治活动；
当然也否定了一大批为捍卫民主而英勇斗争的同志们，其中也包括了李公朴、闻一多，还有1947年六一大逮捕而锒铛入狱的同志们。因为这些事都是发生在香港三中全会以前，不是个人行动而是整个盟的活动的一部分。如果三中全会以前的革命历史应该否定的话，那么死了的、活着的盟的同志们都是不能答应的。”（《缅怀过去，策励将来》，载《四川盟讯》1985年第三期）
很明显，对立的双方都存在着把三中全会以前的历史和“中间道路”问题互相对立起来的观点。这是“非白即黑”思维方式导致的必然现象。最初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审视民盟中间路线的是沈钧儒。他在三中全会闭幕会的民主人士招待会上说：过去所标榜的“中间路线”，现已走不通。除参加革命或反革命，即无路可走。（《民盟历史文献》第408页）
1985年3月9日，民盟四川省委盟史工作座谈会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民盟不存在“中间路线”问题。但也有个别人认为，民盟历史上存在着“中间路线”问题。
上面说盟内曾有过的三次批判“中间道路”之事，也涉及盟外一些学者著述对“中间道路”的批判。
笔者手边有一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由彭明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1945～1949），其中选有1945年8月15日《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一篇，文末注明“选自《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又，四川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中共党史科研组《政治协商会议资料选编》中所选《民主建国会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1946年1月）一篇，文末亦注明“选自中国人民大学《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4辑”。可见，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范围内、由中共的什么部门、什么缘由，发起过一次对“中间道路”的批判，而且规模相当大。手边的只是批判资料的第4辑，不知共有几辑。批判对象有民盟、民建，还有没有其他民主党派？其他民主党派也是走“中间道路”的？囿于见闻，便不知道了。
二、民盟的“中间道路”无可回避
“中间道路”须从中间派说起。
民盟的“中间道路”是由“中间派”而来，但中间派又不全等于中间道路。
民盟成立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只是因为“当时形势的需要而作此联合行动”，“本身不是一个政党”（《光明报》1941年10月16日社论）。后来渐次提出较全面系统的政治主张，到1944年9月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纲领草案》，特别是到1945年10月临时代表大会（后追认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政治纲领》，就基本具备政党的初步条件了。
罗隆基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一文中，曾对两个时期两种不同意义的中间派有过解释。第一，是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期（应包括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自称中间派的意义；
第二，是在民盟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即当时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上，发表了大会宣言、政治报告和四十九条政协纲领以后，民盟仍自称中间派的意义。
第一个时期的中间派，只是为了调解国共双方矛盾的第三者的中间派。当时认为双方矛盾问题的根源是以武力从事党争，主张党退出军队、政权机关和学校，主张党派之间“彼此互以理性相见，而视大众趋向为依归” ，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的两个口号——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都是从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角度来提的。
到了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时民盟已于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政纲、宣言和政治报告。这时民盟仍宣称自己是中间派，但这时已经不仅是调停人的第三者地位的中间派，更重要的是在三个文件中着重宣传政治上要走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了。
这时，抗战已经胜利结束，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十分迫切和重要的问题，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问题。作为一个政党必须拿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对面临的头等大事作出回答。民盟的这个回答，就是要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民主潮流和全国人民摆脱专制统治强烈愿望的大好形势中，“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把中国建造成一个实足地道的民主国家”。三个文件通篇讲的是人权、民主自由、议会政治，以经济民主充实政治民主，以民主政治建设民主的经济。临时代表大会的文件，被有的学者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大宪章”（许纪霖《另一种启蒙》）。所有以上这些政治主张，不是充分表明了民盟既不走国民党道路，也不走共产党道路的“中间道路”吗？这就是第二个时期的中间派的意义。
“中间道路”（路线）或称“第三条道路”（路线）。笔者孤陋寡闻，最初见到的是施复亮1946年7月14日在《何为中间派》文章中提到“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后来1947年3月12日张东荪在《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文章中提到“中间性路线”。正式用“中间道路”一词的最早是毛泽东。毛泽东在审改1947年11月6日新华社时评《蒋介石解散民盟》一文时，加了一段文字：“民盟方面，现在应该得到教训，任何对美国侵略者及蒋介石统治集团（或其中某些派别）的幻想，都是无益于自己和人民的。应当清除这种幻想，而坚决站到真正的人民民主义革命方面来。中间道路是没有的。”（《毛泽东文集》上卷第1102页）毛泽东在这里就明明白白地指出民盟的“中间道路”。所以，民盟的“中间道路” 无可回避。
周恩来和李维汉也说过民盟中间道路问题。周恩来1948年1月《关于当前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中说：民盟“接受国民党的命令自行宣布解散以后，全国性的第三大党运动已经失败，第三条道路的想法已经破产”。（《周恩来文选》上卷第283页）周又于1949年12月6日在民盟一届四中全会上《对出席民盟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人员讲话》中说：民盟“在国共双方对立中，有些人想走中间路线，以缓和同国民党的斗争。这固然同当时客观形势有关，但主观上有些人也觉得中间道路可以存在，而实际上在中国中间道路是走不通的”。这里也明白地提出了民盟的中间路线问题，只不过提为民盟中的“有些人”。
长期做统战工作并担任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于1962年在《红旗》杂志第3、4期连载长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斗争》（后收入《李维汉选集》），把与“中间道路”的斗争放在中国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问题上提出来。他说，“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在统一战线的内部和外部，长期的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存在着新民主主义和旧民主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幻想，曾经形成了一条所谓‘中间路线’或者叫做‘第三条道路’。在日本投降以后，所谓中间路线，曾经喧嚣一时”。“一九四八年一月，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民主同盟在香港举行了三中全会，国民党民主派也在香港成立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它们和其他民主党派都先后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都声明反美反蒋” ，后来响应了“五一号召”，“至此，中间路线已经宣告破产”。（《李维汉选集》第463、466页）
李维汉这篇文章，是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道路作斗争的系统论述中提出的论点。现在可清楚地看到，这样的论点成为民盟中央编写《民盟简史》时对民盟性质认定和历史定位的理论依据，也即是邱钱牧、王桧林等和当时一些历史论著及高等院校历史教材编写立论的依据。但应该说其中王桧林先生把中共领导政权的建立归结为“三条路线、两种斗争、一个结局”，应是相当准确地概括了这一历史进程。当然，这样的论说，也是从李维汉那里得来的。
我们还知道，“转折点”的论点早在1963年8月《中央盟讯》悼念沈衡老专刊上已屡有所见。如史良的悼念文章说：“一届三中全会……是民盟历史上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转折点。”（第53页）千家驹说：“三中全会是民盟组织坚决走上革命路线的转折点。”（第61页）田一平说：“在这次会议上，民盟中的左右派的斗争非常激烈，衡老始终坚定不移地高举左派旗帜，终于战胜了右派。这次会议，成为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第63页）
沈老追悼会于1963年6月举行，这已是李维汉1962年在《红旗》发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斗争文章后一年时间，也是盟内数次批中间道路突出三中全会以后，盟内一些左派人士据此创造出的一种新的提法。这个新的提法，成为被继承下来的理论资源。
周恩来说民盟“有些人想走中间路线”，李维汉也说1948年1月民盟三中全会“在左派的推动之下”才“转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方面”来。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三中全会是“在左派推动之下”的产物，民盟“临大”几个文件宣扬“中间道路”是少数右派所为，照李维汉的说法是“少数右翼分子”所为。他说，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响应“五一号召”后，“中间路线已经完全宣告破产。少数右翼分子还不死心，还继续兜售这种货色”。（《李维汉选集》第466页）
对此，曾长期任民盟宣传部部长、“临大”文件的起草人和执笔者罗隆基，在已经成为右派以后，撰文对此予以澄清。他说：
到了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结束后，民盟在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大家当然注意到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了。大会全体一致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四十九条纲领，那是代表着当时民盟的政治思想和主张的。第一个文件‘政治报告’是我执笔的；
第二个文件，四十九条纲领，我是起草人之一。这些文件是两个委员会的集体产品，并且经过全体大会一致通过的，不能说是代表某一个人的思想，但（疑为衍文——笔者）它们的确代表了当日整个民盟的共同意见，特别是代表了民盟领导层集体的政治思想。当时民主同盟的一些领导人，大家都认为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一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中仍然应该是一个中间派，民盟在建国方针上应该走国民党同共产党两党以外的道路，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线。（罗隆基：《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303～304页）
罗隆基这段话，不仅清清楚楚地说明要走“第三条路线” ，也说明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盟“一大”（“临大”）的文件不是“有些人”或“少数右翼分子”所为，而是“全体大会一致通过的”。讨论时可以想象会有不同意见出现，这本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最后是“一致”的意见。这里，我们还应注意到：罗文中提到“民主同盟的一些领导人”“认为民主同盟不但在抗战时期应该是个中间派，就在今后建国时期仍然应该是个中间派”。这里提到“一些领导人” ，那就存在“另一些领导人”的问题。当然那时还不知道今后历史发展的曲折道路和剧烈斗争，但已说明在领导层中，那时已有对历史前途的不同政治倾向存在，这也为其后的民盟历史所证明。
特别是1945年2月26日张澜在《新中国日报》发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缘起主张与目的》一文，针对国共双方各拥有武装进行党争，各对“主权在民”的三民主义的民治都一再表示拥护，而国方长期“未见实行”，共方“得而利用”，进行了批评。声明民主同盟主张实行“主权在民”的真民主，与三民主义民主政治完全一致。告诫“国民党能实行三民主义的民主政治，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国民党徒以三民主义为口号，仍想藉训政为名，保持一党专制的独裁，民主同盟亦绝不与之合作”。“共产党能放弃阶级斗争，走上民主道路，民主同盟即与之携手，取友好态度，如共产党要蹈袭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民盟决不与之合作”。接着重申民盟“始终是要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毛泽东在后来不久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张澜的声明说明民盟“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一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306页）这里说的“独立的意见”便是“中间道路”的意见，“左右开弓”、“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便是坚持“区别于两方面”的“中间路线”的斗争。
总之，民盟主张走“中间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三、为什么走“中间道路”
先从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民主政团同盟成立的缘由说起。统一建国同志会和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皆缘于第三者深感于国共两党不协、妨碍抗战而做调停人自动组织起来的。民盟领导人也多次谈到这点，但中共的有关人士文章和记载却有另一些说法，说是在中共的帮助支持下建立起来的。这里举两三例：
钱俊瑞是中共在救国会中的成员，建国后曾任教育部、文化部副部长，主持工作。他在纪念沈钧儒的文章中说到他受党的委派与沈联系促成民盟成立的事。文章说：“一九四零年初，党的南方局考虑到，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拉拢民社党、青年党等为虎作伥，我党为扩大抗日民主阵营，应设法帮助建立一些独立的民主政团，以便联合一致，同国民党进行斗争。周恩来同志要我去征求沈钧儒和邹韬奋的意见，可否把救国会或者以救国会为主，推动一些民主力量，建立这样一个政团。衡老及韬奋当即表示同意，以后就由沈衡老联络各方民主力量，建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爱国主义的伟大旗手——纪念沈钧儒先生一百一十周年诞辰》，载《沈钧儒纪念集》第83页）
中共《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记载，“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九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前身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在南方局推动下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该会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及少数无党派人士联合组成……在中共积极帮助和国民党顽固势力反面教育下”“决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成立会议。”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综述》也说：“1939年10月，董必武又积极帮助沈钧儒、邹韬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以及青年党、民社党负责人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民主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并说民主政团同盟也是在中共“坚决支持”并“通过救国会人士的积极工作”建立起来的。他们说：“在变化了的形势下，组织松散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已不能适应需要。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等多次秘密集会，酝酿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成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以团结中间党派进行争民主反内战活动。他们与周恩来会谈，要求中共给与支持合作，共同抵抗国民党的压迫。周恩来、董必武对此极表赞赏，坚决支持。在南方局的帮助下，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等三党三派的领导成员经过酝酿、筹备，于1949年3月19日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综述》第12页、第15～16页）
这里《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和《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两处史料都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在南方局“推动”和董必武“积极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中《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还说是为了“将参政会中热心国事，主张团结抗战实施宪政的人士初步组织起来”。根本没说到是由于梁漱溟在战区看到国共两党互相火并“无所不用其极”、“问题严重，无以复加”的背景下自动组织起来做调停人而建立起来的，而是在中共的“推动”、“帮助”下建立的。
三个材料都说政团同盟的成立，或是“中共积极帮助”，或是钱俊瑞奉周恩来之命通过沈钧儒、邹韬奋去工作，或是周恩来、董必武“坚决支持”、在“南方局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其中，有两处都说成立是或“以救国会为主”或“通过救国会中人士的积极工作”而实现的。就是说，政团同盟一开始便有救国会，而且以它“为主”。
事实是，民主政团同盟一开始便避开认为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救国会。
政团同盟与统一建国同志会一样，都是在国共两党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的产物。没有两党的对峙不协，便不会有作为第三者的调停人的出现。后面我们将详细谈到建立的缘由。
救国会是被共产国际（包括中共）认为“比较成熟的政治组织”，在民盟的组织成分中更接近中共，中共对它的宣传往往有溢美之词。因此，政团同盟成立之初，本没有救国会，它暂缓参加，到1942年才加入民主政团同盟。梁漱溟说，开始不让救国会参加，是“民盟的产生却不愿被人看做是出于中共的策动”。（《梁漱溟自述》第319页）
为尽量和中共的宣传保持一致。1981年民盟中央文史委编印的《中国民主同盟四十年》及《简史（征求意见稿）》的“结束语”中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民主同盟”（该书第67页）。这种说法曾一度在民盟组织中流传，也曾经受到一些盟员的批驳。因为这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背离，也是对民盟先辈们的不公。远在没有中共这个组织以前，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在民族危亡之秋，不须人推而后动的。
民盟在政治上为什么走“中间道路”？这还得从“中间派”的历史由来说起。
自从1935年中共在苏联为了自身利益（害怕日本西进）的干预下纠正了苏区过“左”政策，转向团结救亡政策以来，在国民党“安内而后攘外”政策背景下，中共积极组织领导了民族救亡运动，使许多知识青年向往和奔赴延安。待国共合作抗日实现以后，更是集中展开了这一运动。还在国共合作前，中共就已有打算。毛泽东认为：“经过这种努力而争取千百万群众在我党领导之下的话，那我们的革命任务就能迅速地完成……并实现全部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57页）
毛泽东抓住孙中山遗嘱中的话做文章：“‘必须唤起民众’，大哉言乎！”于是倾全力做救亡工作。这个工作确实做得有声有色。当时的群众工作，那种对现行体制统治的引而不发的冲击和民气的张扬，虽没有打出共产党的牌子，但上至国民党官员，下至老百姓，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时国共双方的政治理念互不相容不说，单从十年苦斗刚刚下来，彼此都怀有戒心。国民党曾企图把救亡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但事与愿违，国民党一些官僚党棍，怎么也不能和朝气蓬勃的中共党组织相匹敌。国民党对此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梁漱溟说：“（1937年）10月某日，我与晏阳初一同见蒋，指证民众运动不够，并称道中共在晋北如何发动群众，颇触蒋怒。”“此时民众动员工作由于国民党猜忌排外，包而不办。”（《梁漱溟自述•我的努力与反省》）
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日本侵略者战线拉长，放松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攻。内外形势的变化，使蒋介石把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由抗战逐渐转到防共、反共方面。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并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办法》。对中共领导的救亡运动，实行镇压迫害。
国民党改变了对中共的政策，这只是一个方面。在中共方面，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把王明排挤下去后，把王明主持制定的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抗日政策改为以蒋介石为最终敌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利用一切机会打击国民党军队和巧妙利用各方面力量打击国民党军队的政策。
接着，便是敌后国共两党摩擦不断，甚至互相火并。
梁漱溟谈民盟成立由来时说：“党派不协，妨碍抗战，因又从一般朋友之后，努力团结运动。中国民主同盟之组织，始于此。”（《梁漱溟问答录》）
梁先生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民盟成立的历史背景和成立宗旨。民主同盟的历史，追溯上去，还有民主政团同盟和更早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统一建国会这个组织，是梁先生提出的。
1939年2月1日到10月23日，梁漱溟在华北、华东各战地作了数月查访。他当时十分惦记他原在山东、河南做乡村建设工作时的数千干部在敌后的情况。此外，他本人也对敌后工作“素抱有极大兴趣”。他历尽千辛万苦，身临了许多“惊险剧”（梁自述原话），亲见了许多触目惊心的情景。他把亲身感受总括为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真苦，第二句是敌人之势已衰，第三句是党派问题尖锐严重。”现在只说“第三句”。他说：
第三句话，所谓党派问题尖锐严重，似亦无烦多说。大要游击区短兵相接，与大后方雍容坐谈者不同。我初去时，问题将开始，还没有大决裂，方自谓可于此尽些力。哪里晓得，第三者是不见容于双方的。而且问题是整个的，不能于局部解决。简直是一句话不能说。在归途上所见所闻益多，所以忙着回来想根本办法。两年来所得消息，愈演愈烈，我们自己朋友学生亦连连被杀（我到山东时已有之），多少事不必述，只‘无所不用其极’一句话，可以包括。问题严重，无以复加，又非当时之比了。（《梁漱溟自述》第211页）
梁先生谈到他的朋友和学生连连被杀时表示，他在山东推行乡建工作时，这些朋友和学生在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成为搞地方自治的工作干部，日寇入侵后，他们被编入国民党军队战时训练团，因而在国共冲突中被杀害。
关于国共摩擦，当时毛泽东著作里指出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确山惨案”和山西、河北、山东、鄂东杀害共产党、打游击队等和陕甘宁边区的“点线工作”等，说国民党顽固派是制造摩擦的专家。国民党也说：抗战初起，中共向全国宣告四点（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取消暴力赤化运动和土地政策；
取消苏维埃政府；
取消红军番号，接受政府军委会统辖）之后，“原冀中共幡然悔悟，共同致力于抗战建国，讵知曾不旋踵，又复自食诺言，到处骚扰，一再称兵”。（1949年4月20日《中国国民党对于“国内和平协定”之声明》）
其中说的“山东秦启荣打游击队”的事就很有代表性。据《毛泽东选集》一条注释说：“秦启荣匪部在博山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游击支队，惨杀八路军团级干部以下四百余人。”（1940年2月1日《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79页）
梁漱溟于日记中记1939年7月19日：“夜半闻远处有枪炮声。后知是八路军围攻国民党秦启荣部某一游击队。但延至今日未得解决。”（《敌后游击区域行程日志》，《梁漱溟自述》第521～522页）
黄炎培日记记1943年9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讲话说到“中共问题”时说：“国内事大家须忍耐，政府须反省，虽有诬蔑诋毁不计较，只是对既死的抗战将士不可侮蔑的，秦启荣为国牺牲还侮蔑他是不对的。吾人对死者无以为报，复忍毁他的人格么？”
再说，这次梁漱溟回到重庆，急于要向国共双方反映，而“蒋公恰赴桂林，又转湖南前线，不获见面，而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如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等各位先生正在参政会开罢，尚未离渝，（10月）26日晚间访晤于曾家岩五十号，上述诸位全在座同谈”。
我谈话，先从战地见闻谈起，所有八路军如何不对以及我的学生如何被他们杀害，皆爽直说出。秦（邦宪）先生一面听我谈，一面笔之于纸，但他们诸位对于这些事不甚表示意见。其意似谓你既历历有见有闻，而我们见闻未及，又无其他报告，无所判断其是非。既不能否认，亦不便遽皆承认。（《梁漱溟自述》第219页）
这一记载实是说明中共代表无言以对。下面便是梁提“军队必须脱离党派，统一于国家”的问题。
国民党在1939年1月连续制定了若干防共、反共政策，而毛泽东又是把抗日战争的国、共、日三方作为“三国志”来对待的。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坦白地说到这一问题。他说到抗日战争问题时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李锐《庐山会议实录》记7月31日毛泽东的谈话）毛泽东在他公开的著作里，只说中共的“自卫斗争所引起的过左倾向，却是普遍地发生了”，而未说“三国志”。国共双方形成当时的对立冲突，事所必至。
抗战问题是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好不容易终于实现了国共合作的全民抗战，而抗战开始不久，在强敌面前，不协力抗敌，而是内力相销，并已达到“无所不用其极”，“问题严重，无以复加”的程度。
梁漱溟说过：“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他目击了抗战关键时刻大敌当前却自相火并，怎不痛心？
梁先生返回成都，恰好遇着黄炎培、晏阳初、李璜诸人。大家都属国共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梁向他们报告前线国共问题尖锐严重，非想办法解决不可。“第三者于此，无可逃责”，而零零散散，则尽不上力，故第三者须联合起来，共同努力。黄、晏、李都表示赞成，相约到重庆多觅第三方面朋友商量进行。
梁等对第三方面的界说是“意指两大党以外的各党各派以至无党无派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大都集中于当时国民参政会中。这时参政会里，大家正热衷于宪政运动。梁认为，大敌当前“应以团结统一为急”，“要从统一到宪政，而不能从宪政到统一”，“统一运动入手处，在先谋第三者之联合”。梁“专志于此，宪政运动便没有参加”。又因第三者之联合，大家也本有此意，大家也不怪梁漱溟的偏执，经过多次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统一建国同志会”。11月23日在重庆青年会召开成立大会。
统一建国同志会名称重“统一”。“统一建国同志会”成立“此会以‘统一建国 ’为名，其宗旨可见”。（《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5页）可以说，统一建国同志会是在国共两党矛盾背景下的产物。建立的目的就在调解双方的矛盾，求得“统一”，共同对敌。同志会《宣言》说：“中国之兴，必兴于统一，中国之亡，必亡于不统一。”而其核心主张就是《信约》中的“一切军队属于国家统一指挥，统一编制”。
“统一建国同志会”建立后，对调解也作过努力。在参政会里曾经商量协调党派关系提案，后因措辞意见较大，遂由梁漱溟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请厘定党派关系，求得进一步团结，绝对避免内战，以维国本案》。后参政会决议五项，其中第二项：“各地民众运动应遵守抗战国纲领，并服从政府法令，所有政治性防制办法一律撤销，以收团结一致之效。”就是针对以上问题作出的。
但是，国共冲突继续扩大，“二十九年春河北省境内冲突最厉害，中央朱怀冰一军全军覆没”，“夏秋间江苏北部之冲突又剧，李守维一军亦覆没。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责令中共所有军队限一个月内一律调至老黄河以北，否则剿办”。梁漱溟说，在这紧张之时，“双方都常常向我们中间派诉说曲直”。（《梁漱溟全集》第六卷第615页）
国共双方摩擦不断升级的同时，国民党一党专制，更胜于前，而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松散无力。1940年12月24日晨，梁漱溟在报上看到国民党公布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人选名单，“既于名额一再扩充，而上届在选之党外人士或敢言之士顾屏除不少（沈钧儒、章伯钧、陶行知、邹韬奋等都被排除），殊失人望”。这天早饭后，梁信步来到张君劢住处，恰好黄炎培、左舜生亦先后来到这里，“彼此感慨同深，遂发同盟之议，四人自晨至暮，议论整日，多所决定”。次日，黄炎培又约了职教社的冷御秋和江问渔来，共商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所以梁漱溟说，“同盟之发起，在民国廿九年十二月廿四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梁漱溟自述》第238页）
有一种说法，说“皖南事变”后，“中间派认为，蒋介石敢于打击拥有武装力量的中共，小党也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生存”。民主政团同盟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刘孝良等编著《周恩来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持这种说法的人不少。现在，历史证明了这些说法的无稽。
以上诸人都是青年党、国社党、中华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负责人，再由梁漱溟告知第三党的章伯钧，章亦欣然表示同意。统一建国同志会成分中的救国会，大家认为与中共关系密切，如果这个组织里有救国会，就有“外围组织之外围的嫌疑”。所以救国会暂缓加入（后来缓一年加入）。
他们又考虑到张澜，认为他是一位长者，有声望，但无党派关系，筹备时没有他，及至成立时，才由梁漱溟去请他参加的（以上见《梁漱溟问答录》第70～71页。据黄炎培日记，1941年2月25日、3月12日、3月18日三次筹商民盟成立问题的会议，张澜曾参加）。
“张澜接任主席后力主接纳救国会。他认为‘现在是抗日救国时期，凡是抗日救国的，无论是谁我们都欢迎’（据张茂延回忆）。1942年1月，张澜主持中央执行委员会，讨论和通过了邀请沈钧儒等救国会（成员）入盟的决定。”(余科杰：《张澜评传》279页）从此完成了政团同盟三党三派构成的主体格局。
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酝酿期中，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急遽恶化。“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在为力争团结抗日的局面不公开破裂，积极奔走于两党之间的同时，加快了民盟的组织建立工作。”（《梁漱溟自述》）所以，梁漱溟说：“（1941年）二三月间奔走的是同志会亦可，说是民主政团同盟亦可，因为表面上都没有以团体的名义出面，而实际上同志会已改组为同盟了。”（《梁漱溟自述》第225页）政团同盟于3月19日在重庆成立。黄炎培有《息争》诗纪政团同盟成立。诗云：“早从不息识天行，亦仰犹龙悟不争。忧国心肠三合作，照人肝胆两同盟。”黄诗题为《息争》，就是在大敌当前要促成各方面合作，学老子“为而不争”。他把这次与参加孙中山同盟会并提为对民族的忠心，并不是为自己“争”什么东西。
所以，民盟是在民族存亡关头，两党发生激烈冲突，一批爱国上层人士，为调解两党纠纷而发自内心的“照人肝胆”的爱国行动，并非如一些人说的是小党为了自己的生存在一种外在力量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组织。
上面说到罗隆基说的第一个意义的中间派到第二个意义的中间派的转变，即作为调停人的中间派转变为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的中间派。那是一个必然过程。从根本上来说，因为没有政治道路上区别于国共两党的中间派，便不可能居于第三者的调停人地位。同样，居于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者所要走的政治道路，也必然是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条道路，即中间道路。这个转变，在中国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便会自然显现出来。
民盟为什么政治上走中间道路？
这是对中国国情的基本认识。罗隆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说到这一点。他说，“我们认为中国的阶级社会是一个橄榄形的社会，它是两头小、中间大的形式”，“大资本家和官僚资本家是少数，无产阶级也是少数”，“小私有者的农民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是多数。这个极大多数是中间层”，民盟“是代表中间层的一个政治组织，所以它是中间派”。“经济上是平均财富，消灭贫富阶级，是‘确定公有和私有财产，而不是彻底消灭私有制’，所以就是第三条路线。”“把民主同盟造成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政党”，“同这两个大政党走不同的道路”。
这里还应该谈到：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形式的认识，不但是以后在中国掀起的“中间派”社会思潮的著论基础，也曾经被毛泽东认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毛泽东1941年11月21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说：“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产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各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的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64页）毛泽东和罗隆基说的完全是一个意思。
再看“中间派”理论代表者施复亮（民盟、民建交叉身份，民盟上海支部委员）的论述。他说：“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手工业占优势的小生产制社会，阶级分化还不十分尖锐，中间阶层还占着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民族企业家、手工业者、工商业从业员、知识分子（公教人员及自由职业者）等，都是今天的中间阶层。……这些中间阶层，都是中间派的社会基础。”中间派的对内政策的主要标准，一是促进政治民主化，一切政策必须照顾到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一切民主力量合作，协力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新中国。（施复亮：《何谓中间派》，转录自《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六册第295～296页）
两头小中间大的中国国情，是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中共在一段时间内，以之为策略基础与国民党围绕民主宪政开展政治斗争，以“三三制”形式加以实施，取得成功，确使中共力量迅速壮大起来，出现了毛泽东说的“十没有”社会。
可以认为，民盟提出走中间道路，是它的领导层对建设中国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样看来，“中间路线”，更是无须讳言的了。
还应该看到，构成民盟的一些小党派，本就是走中间道路的改良派。
第三党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又反对暴力革命，有所谓“三分反共，七分反党”的说法。该党在中国第一次提出走国共两党以外的道路。民社党的创始人张君劢早年在德国留学时，就深受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影响，认为一党专制是“制造革命，酝酿混乱”的根源，又认为对“共产活动”“必须以国家主义以限制之，融化之，抵消之”。青年党自认为“在夹攻中继续奋斗，一面反共，一面反对党治”。职教社与乡建派都是温和的改良派的典型。黄炎培说职教社的目标“往远处说是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达到‘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就近处说是在以最高的积极性参与抗战建国的努力”。后来以职教社为主要成分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时他说，“本会需尽力强调并握定中间性的态度，不偏任何一端”，“不拟向任何方面采取斗争态度”。梁漱溟的乡建派，用改良的方法来改变中国现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乡村建设为解决中国问题，完成中国社会改造的一条大道。”又说：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主张从村治入手，达到民族自救、振兴中华的目的。虽然中共开始便已介入救国会，而且所发表文件初稿还出自中共人士之手，但那时中共需要由抗日力量出面来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甚至希望他们出面提出中共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组成抗日联合战线，也是站在中间立场说话的。
当然，也应看到，这些小党派中，有的中间偏左，有的中间偏右，有时言论与国民党接近，有时言论与共产党接近，但主体是中间派则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原属国社党的罗隆基，这时已退出该党，为无党派关系人士。他是民盟中常委“一大”三个文件的起草者之一和执笔人。他在《新月》任主编时期，是著名的人权派。他开列的35种人权文本，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也是一个著名的老牌中间派。民盟主席张澜，无党派，他反对阶级斗争，主张社会谐和，社会和平顺遂发展。他接连被推为民盟主席，以中间道路为旗帜是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民盟的“中间路线”还有先天的原因。
自1944年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后，民盟吸收了大量自由知识分子入盟，自由主义色彩更加浓厚，互相影响，形成浓烈的自由主义空气，成为民盟中间道路的重要组织基础。
来源：《领导者》27期，天益网受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