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6年起，大规模扶贫开发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多年来，随着扶贫开发不断向前推进，和古顺德老汉一家一样，贵州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告别了贫困，并不断用亲身经历的伟大实践，改写着不合时宜的旧歌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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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顺德，苗族，1957年生，毕节地区黔西县太来彝族苗族乡芭蕉村农民。一家5口。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家人均年收入不足200元。2001年以后，在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带动下，逐渐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2007年，全家年收入4万元左右。
一首首传唱多少代的歌谣，记录着历史上苗族同胞辗转半个中国，受苦受穷的苦难历程。扶贫开发大决策有效改变了苗家人的命运，近年来，不少生活在大山里的苗族同胞在扶贫开发中，在党委、政府的帮助下，改善基础设施，调整产业结构，改善人居环境，告别了贫困，不断用亲身经历的伟大实践，改写着不合时宜的旧歌谣。
清新的晨雾徐徐散去，金色的阳光洒满山间。
初冬的一天早上，毕节地区黔西县太来彝族苗族乡芭蕉村一片安静祥和。早饭后，古顺德老汉照例要在院落里晒一阵太阳。看着身后自家的红顶白檐两层小楼，心里总会涌起阵阵幸福感。不远处，水泥公路蜿蜒着伸向山外，菜地里的反季节辣椒一片火红……过去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蜗居茅屋的景象虽恍如隔世，却成了他和他的家人们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久远记忆。
芭蕉像条巷， 茅屋两边靠；
夜无鸡犬鸣， 昼闻哭闹声。
芭蕉依然像条巷，雕楼庭园顺山靠；
车水马龙机声鸣，电视电话响不停。
面对本刊记者的探访，老古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这位朴实的苗家老汉用村里人编的这两小段歌谣来表达今非昔比的巨大变化。“没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和扶贫开发，我这辈子做梦都不会住上这样的楼房。”古顺德老汉动容地说。
多年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帮助下，古顺德所在的芭蕉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2007年，全村人均纯收入达2840余元，人均占有粮食510多公斤；预计今年人均纯收入可达3000元以上，人均占有粮食700多公斤；红顶白檐靓楼房，电视电话进厅堂，摩托四轮遍地跑，猪肥牛壮交易忙……
吃水不忘挖井人。在古家新房一楼的堂屋正中，摆放着一张一米见方的木板，上面端端正正地贴着几张有点褪色的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是老古家建新楼房前所拍的茅草屋照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让全家人每天看上几遍，以不忘过去不堪回首的苦难岁月，纪念那些帮助过苗家的人，纪念那些摘穷帽去穷根背后不该忘却的故事。
煤油灯下夜漫长，
一年辛苦半年粮；
支书带头“向外逃”，
女儿含泪别爹娘。
古顺德常用这几句歌谣来描绘脱贫前不堪回首的日子。古家是个大家庭，祖祖辈辈生活在群山环抱的芭蕉村。父亲古绍银，已近耄耋之年；古顺德今年51岁，下有兄弟两个，分别是二弟古顺昌和三弟古顺平。由于历史和自然的原因，这个苗汉聚居的小山村，石漠化半石漠化严重，村民一年辛苦半年粮。上世纪80年代中期，芭蕉村的人均纯收入尚不足200元，人均占有粮食仅100多公斤，以贫穷著称。
提及当时的生活状况，这个50多岁的老汉半天无语，泪水霎时模糊了眼眶。他有些哽咽地说，那些年头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至今想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掉眼泪。那时候，村里不通电，家境好一点的就点煤油灯，条件差的人家就只能数星星照月亮。由于不通公路，走上三四小时才能到有公路的地方，山里的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东西进不来，就是抱只母鸡去换点盐巴钱来回都要一天。不过，最要命的还是缺水，土地漏得像筛子，水贵如油，庄稼自然没什么好收成，吃水更是个大问题，最远的水源在3公里以外，人畜饮水全靠人背马驮。
古顺德78岁的老父亲古绍银有些心酸地说，喝水都这么困难，洗澡就更不容易了，现在想起来既伤感又不好意思。
芭蕉村现有8个村民组，500多户近2000人。现年40多岁的村支书田毅回忆说，直到1990年，村里大部分人家是穿风透雨的茅草房。田支书笑着说，歌谣里所说带头“向外逃”的支书就是指他本人。1987年，他决定走出大山闯世界，先到贵阳，下广州，去浙江，在街头摆过地摊，在工厂里当过学徒，在服装厂干过管理，在外“流浪”一晃就是14年。
老古的三女儿古秀荣，也是个“外逃者”，外出整整7年后，上个月才第一次回到了久别的家乡，见到了阔别多年的爹娘。秀荣今年仅22岁，离家时还是个14岁的小姑娘。她禁不住热泪盈眶地说，儿时的生活回想起来就心痛。茅草房穿风透雨，上层住人，楼下是牛圈，睡的是茅草窝，盖的是破棉絮。有一次半夜，她睡梦中突然从“楼”缝中掉在下面的牛圈中，差点被牛踩死。屋顶修修补补，房子摇摇欲坠，下雨时，全家就只能挤在唯一“结实”的一小块地方防屋垮塌。不是每顿饭都能吃上包谷饭，经常得挖野菜“凑数”，拌点辣椒水都觉得分外香，常年闻不到肉香。
读完小学二年级，小秀荣就因家庭困难辍学了。14岁时，小秀荣决心外出打工。她只身来到贵阳，在餐馆里洗菜洗碗；后到福建，帮人卖衣服，所得工钱大部分寄回家里。7年间，为省钱她没有回过一次家。上个月，在父母的请求下，小秀荣回来了。母亲特意赶到贵阳火车站接她，娘俩站在出站口竟然对面不相识，互相左等右等均不见踪影，后来各自打电话才发现原来彼此就在旁边时，忍不住抱头痛哭了一场。
尽管母亲一路上告诉秀荣，村里如今已经大变样了，可走进村口时，走在水泥路上，看着两旁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小洋楼”，秀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年离家时，她哭了；现在回到家，她也哭了。
【扶贫同期声】古顺德和他的乡邻们也许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命运一直和全中国决战贫困的伟大战略紧紧相连。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85年中国农村人均纯收入在200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1亿多。1986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
走路不湿鞋，
吃水不用抬；
烧水煮饭用沼气，
幸福生活如梦来。
对于这首歌谣，古秀荣既向往又半信半疑，虽然母亲不知在电话里说过了多少次。
秀荣回来了，给了父母久违的惊喜，而家乡崭新的景象也让阔别多年的女儿感叹万分。坐在母亲身旁，少小离家的经历至今有些心酸，却给了她超越同龄人的懂事与坚强。可当这一切真真切切地出现在面前时，她还是感到梦幻般的恍惚。古顺德告诉女儿说：“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帮助，我家和村里过不上这样的好日子。”
据了解，1986年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大规模的扶贫开发，但由于全国贫困面大、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等原因，芭蕉村并没有享受到多少扶贫的阳光。村支书田毅苦笑着说，别看芭蕉村都穷成那样了，在当时还算是条件好的，属于三类贫困村，当一些村寨大力进行农田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时，芭蕉村并没有得到过多的“眷顾”。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政府的帮助下，村里开始搞坡改梯工程。太来乡副乡长洪大兴告诉记者，那些年政府安排了不少以工代赈工程，由政府提供炸药，群众投工投劳，兴修农田水利。老古对此记忆犹新：当时全村老少齐上阵，一个冬春就垒修了二三十条2000多米长的田埂。那股齐心劲，至今令人难忘。
要致富，先修路。谈起无路之苦，饱受关山阻隔的芭蕉村人比别人更有切肤之痛。那是1997年，政府提供炸药，古顺德和村民们放下了手中农活，苦战一个冬天，村里从此有了进村路。修路所占土地全由村民自愿无偿提供，需占用哪家算哪家，没有二话可讲。也就是这一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村里终于通了电，告别了点煤油灯的日子。古顺德邻居、几年前外出谋生的吴恒义也举家搬回村里，搞起了加工作坊，村子里从此响起了机器的轰鸣声。
在老古的记忆中，村里真正发生巨大变化还是在2001年以后。这一年，在历经1986年国家开展大规模扶贫开发，1994年至2000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进入新阶段扶贫开发。在此期间，贵州各级党委、政府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加大对贫困村整村推进的力度，使贫困山区农村基础设施整体完善，老百姓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
从2004年起，芭蕉村所在的太来乡在新阶段开发扶贫的大背景下，开始了有步骤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计划的实施。在政府及水利、国土、财政、计生、农业等部门的支持下，村里修建了数十口小水窖，自来水进了家，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村里全部进行农网改造，实现城乡同网同价，家家户户用上了电，通村公路全部水泥硬化，大部分农户修建了沼气和“联户路”，户户之间水泥便道相连。
在旧中国，饱受欺压的苗族同胞，铭记着“石头不能当枕头，汉族不能当朋友”的歌谣。新中国成立后，苗汉团结和睦共处“一家亲”的事例比比皆是。一幢幢新居建成，使老古和他的家人们更加深刻地感受到了“各民族是一家人”。
在村里众多的新楼房中，老古家的两层共6间楼房很惹眼，整齐的圈舍里猪牛肥壮，配套实施“一池三改”使家中的一切显得既整洁又时尚。同时告别茅草房搬进新楼房的，还有他二弟、三弟和侄子三家。4栋崭新的楼房顺着山脚一字排开，成为山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对于这位老实巴交的苗家老汉来说，能住上宽敞明亮的小“洋房”，老古和他的家人们心里除了感恩，还是感恩。知恩图报的苗家人知道，这些新楼房凝结了山里山外太多太多人的关爱和牵挂。
太来乡副乡长洪大兴说，对改茅建房的人家，政府给予每户5000元的补助。但全村519户人家，仅几户外，其余几乎全是茅草房。单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芭蕉村民的生活状况同样牵挂着深圳同胞的心。2004年，深圳市对口帮扶捐资50万元，用于修建村支两委办公室，还帮助改造了172户村民的茅草房。
在得知芭蕉村改茅建房的困难后，县里、乡里的干部群众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不少人捐出了一个月的工资，仅乡里各民族干部就捐了数十万元。2007年，在得知他家的情况后，省委书记石宗源特地把自己的3000元稿费相赠，资助他新建家园。
政府、各族干部群众及深圳同胞的帮助，极大地激发了全村人自力更生改善人居环境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们通过自筹资金、子女外出打工的积蓄、向信用社贷款、找亲戚朋友借款等办法，大多数人家硬是拆除茅草房，住进了漂亮的楼房。
【扶贫同期声】2001年至2007年间，深圳、青岛、大连、宁波四个对口帮扶城市共捐赠我省帮扶资金7.84亿元，捐赠物资折款1.72亿元；22个中直机关帮扶单位到我省考察调研的干部有1765人，蹲点挂职干部97人，直接投入帮扶资金1.72亿元，帮助引进资金1.03亿元，实施了335个帮扶项目。7年间，贵州省组织175个省直机关单位到50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开展党建扶贫工作，每年近万名干部驻乡进村开展定点扶贫工作。直接投入帮扶资金2.56亿元，帮助引进资金4.26亿元，组织实施了2473个到村到户扶贫项目。
昔日种地图温饱，
今朝学技地生金；
农业专家进村来，
庄稼老汉成能手。
苗家历史上重农桑，轻言利，“农耕可以吃到老，经商只得一顿饱”成了世代的忠告。然而苗族同胞历史上从未真正得到温饱。如今在老古看来，只有务好农将地里圈里的东西卖出钱，才能真正脱贫致富。
在更早些时候，越来越多的村民像老古一样，已逐渐将“经商只得一顿饱”的陈腐观念抛弃。村里通电通公路后，村民们种的菜、养的鸡、喂的猪等农家货开始运出山门，换回了买盐、打酱油的钞票，而过去城里人才有的电视、音响、电话进了山。近些年来，老古发现买牛犊育肥后卖到山外，能赚不少钱，经过几年捣鼓，他成了远近闻名的育牛能手。老古高兴地告诉记者，一头小牛喂上四五个月，就能赚上三四千元，每年都要卖出好几头。在他的影响下，三弟古顺平也从养牛中获益多多。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及扶贫、畜牧、农业等有关部门因势利导，将农业适用技术及种养殖培训班办到田间地头，手把手地对村民进行技术指导。在县、乡政府的支持下，村里还建立了远程教育点，组织村民定期或不定期集中观看有关种养殖技术的光碟。
老古成了养牛能手，他的妻子、苗族妇女罗正芬也不甘落后，经县畜牧局技术人员培训指导，她和不少妇女都成了养猪能手，并成为黔西县良种猪推广项目示范户。在她家后院猪圈里，一群二元母猪、三元商品猪正吃得欢，它们承载着古家发家致富的希望。
村支书田毅说，在乡党委、政府的支持和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村里利用获得的党建扶贫资金11.2万元，建立了特色蔬菜合作社和蔬菜协会，发展300亩辣椒、豇豆、茄子等反季节蔬菜基地。据统计，2007年芭蕉村仅130亩辣椒基地产量达20万公斤，村民每亩收入1000元以上，而过去一亩地收入只有两三百元。
尝到甜头后，芭蕉村民们各自采取融资、土地使用权入股等方式，纷纷加入合作社的大家庭。“通过合作社的运营模式，估计今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不少于3000元”，合作社的积极倡导者、村支书田毅信心十足地说。
祖祖辈辈都烙着贫穷印记的芭蕉村民，在科学的产业化模式中，已逐步走上自我“造血”的致富之路。老古有点害羞地说，现在养牛、养猪、加上种菜、女儿打工等，一年下来毛收入有四五万元。让他高兴的是，终于能给妻儿一个温馨的生活，现在家里沙发、电视、音响一应俱全，楼上的卧室还铺设了带有木纹的地砖……
【扶贫同期声】作为最后一个实现总体小康的省份，我省从1986年起，以31个国定贫困县作为主战场，以贫困农户为对象，共投入各类扶贫资金16.4亿元，兴办了约4000个扶贫项目，扶贫开发工作取得初步成效。至1993年底，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1985年末的1500万减少到1000万，绝对贫困发生率从57.5%下降到34.3%。
1994年，我省以48个国家级贫困县为主战场开展扶贫攻坚，投入各种扶贫资金93.91亿元，经过7年艰苦努力，48个国家级贫困县先后整体越过温饱线，全省绝对贫困人口由1993年的1000万减少到2000年的313万。绝对贫困发生率从34.4%下降到9.74%，结束了贵州农村整体贫困的历史。
2001年起的新阶段扶贫开发，范围覆盖我省50个国定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省定33个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县，对象包括农村未解决温饱贫困人口和低收入贫困人口。7年间，全省投入扶贫资金190.17亿元，共实施扶贫项目6.4万个，截至2007年底，我省农村低收入以下贫困人口已从871万减少到604万人，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已从2000年的1374元增加到2007年的2374元。其中2000年末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从1641元增加到205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