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海?的小说以探讨女性的情感和婚姻为主题，揭示了现代女性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困境。小说《大校的女儿》中所呈现的婚姻状态深刻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没有爱情的婚姻给夫妻双方带来的精神上的极度痛苦，本文着重分析了无爱的婚姻产生的原因以及女性在此困境中的出路。
【关键词】女性；无爱；婚姻；困境；出路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2-0081-2
被誉为“中国婚姻第一写手”的王海?，始终把婚姻家庭作为她反映现实社会生活的主要题材，她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关注当下婚姻家庭中女性的生存状态，其作品充满了对女性社会处境的思考。小说《大校的女儿》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将婚姻视若生命而最终被婚姻所抛弃“弃妇”，也不是徘徊在婚姻与爱情的两难境地中难以平衡的“小女人”而是一个崭新的女性形象，没有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婚姻生活，有的却是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艰辛与喜悦。主人公最终摆脱无爱的婚姻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独立的新生活。然而，小说中呈现的无爱的婚姻状态，却让人不得不去思考女性的出路在哪里，女性解放的道路还有多远。
在人类社会中，婚姻的文明或文明的婚姻无疑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讲，衡量人类社会婚姻的文明程度，通常是以女性的解放作为重要依据。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与解放程度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部家庭史也是一部女性解放的历史，是一部社会进步、文明发达的历史。家庭之于女性不再单纯是一种爱情的体验和归宿，而且还与女性解放、观念进步、性别平等联系在一起的。
一、舍弃无爱的婚姻
自尊自爱的韩琳已是大龄青年，寻找自己的另一半迫在眉睫，在车站的邂逅使她遇上了曾是文艺兵的彭湛，彭湛不图回报的慷慨相助给韩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至认识了彭澄，韩琳才知道彭湛原来是彭澄的哥哥，彭湛的风流倜傥、多才多艺让韩琳对彭湛心生爱慕，尽管彭湛已有家室，但彭湛真挚、热烈的表白和彭澄真诚的希望深深地打动了她。于是，韩琳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彭湛的怀抱，把他作为自己爱情的港湾和生活的依赖。她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爱，但她很快就发现其实自己是错的。进入婚姻围城中的韩琳依然保持着她的自尊、自爱、自强，在丈夫彭湛面前她一再妥协忍让，她把继子冉接到身边照顾，一个人承担起继母这个角色，同时，她还得投入到工作中去。她是真心喜欢冉的。当韩琳得知自己怀孕后，看到丈夫不置可否的态度，尽管有些失望，但更加让她心寒的是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来自于丈夫的无微不至的体贴和照顾，无奈之下韩琳不得不放下自己的自尊向丈夫要钱，但没有任何结果。尽管彭湛一再信誓旦旦地承诺“关于这家，关于将来，你尽管放权交给我，由我安排好不好？有一点你可以放心，咱家将来绝不会比任何家庭差”。彭湛一而再、再而三的言而无信和背叛深深地伤害了韩琳，让她开始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婚姻生活，在无奈之中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婚。
美国社会学家芭芭拉?怀特?黑德认为“离婚被看作是两个不同事件的中和，内心中爱情与责任的崩溃和正式婚姻关系的解除。”家庭是观察、透视人类社会的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户我们可以窥视到婚姻的质量和文明程度。“如果说只有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才是合乎道德的，那末也只有继续保持爱情的婚姻才合乎道德。”婚姻中没有了爱情就像无人居住的房子，空有其形，毫无生气。但是没有责任的婚姻更是不人道的，彭湛对于这次婚姻的热度没有维持太久，随着生活境况的潦倒，他甚至连最基本的对家庭的责任感也而消失了。他没有尽到一个丈夫、一个父亲应尽的义务，他甚至连正在襁褓中的儿子都不愿看一眼，他不但不负担韩琳母女的抚养费用，反而伸手向韩琳要钱。家庭中因为有了爱，责任才有所附丽，在彭湛心里是没有爱的，只有性，他领略了一个又一个女人，但却没有用真心留住任何一个女人，他是自私、极度不负责任的，他表面的潇洒、风流遮蔽了其灵魂的丑陋、猥琐，而韩琳就成了这种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的猎物。他们的婚姻不但无爱而且更无责任可言，失败的婚姻对于韩琳来说无异于一道无形的精神枷锁，让她窒息，备受折磨。
“如果感情确实已经消失或者已经被新的热烈的爱情所排挤，那就会使离婚无论对于双方或对于社会都成为幸事。”而离婚在法律上是对精神离婚的正式批准。韩琳选择了离婚，事实证明这是明智的选择。离婚后的韩琳独自一人带着儿子海辰生活，纵然单身妈妈的生活有些凌乱，但她仍然能够将巨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最终成为著名的编剧。韩琳勇敢地走出无爱的围城，并通过努力成为事业成功的女性，这让那些依然在无爱的婚姻中挣扎的女人看到了一线曙光。
二、坚守无爱的婚姻
陈秀得嫁给了有文化而又在部队中不断地被提升的姜士安，由于职业不同，身份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因而文化规范、价值观念也全然不同。久而久之，夫妻双方在精神上逐渐有了一层厚厚的屏障，变成两个彼此陌生的个体，二人的内心世界也天壤之别。
在结婚后的一年之内，姜士安一直不与其圆房，直到陈秀得到部队来探亲，姜士安出于家庭、出于周围世俗的眼光、出于感恩、出于军人本身的约束，才与其圆房而有了“龙凤双胞胎”，对陈秀得来说，丈夫就是她的一切，在传统的家庭中，婚姻是女人的唯一的归宿，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来看，她只能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她是那个时代中很多中国农村妇女的典型代表，陈秀得作为一个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妇女，她没有文化、无知、麻木、盲从、缺乏主见而又不思进取、甘于平庸，只知道对家里默默奉献，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夫为妻纲”的传统观念在其思想中根深蒂固，她知道自己与丈夫在地位、身份和文化等方面的差距，但她认为只要丈夫不与自己离婚就好。虽然，陈秀得能带给姜士安以家庭的稳定感，但对于男性的精神诉求和心理期待，她又是没有能力满足的。
对于陈秀得，姜士安毫无爱情可言。他们的婚姻就像他们的祖辈们的爱情、婚姻一样是把生育作为爱情婚姻的核心内容。在陈秀得面前，他做到了“三不说”：工作的事情不说，心里的事情不说，外面的事情不说。在内心深处，他渴望走出这没有精神之爱的婚姻的牢笼，他心底的情思始终追随着韩琳的世界，从她发表的第一篇作品起，就精心收藏起她的每一篇作品和有关她的一切文字资料。乐观、爽朗、热心的韩琳带给他的混合着友情和爱情的美好情愫，让这个不缺少成功、权力和尊严却爱情干渴的汉子感受到精神世界的润泽。韩琳就像一尊女神，被他供奉在心头。他也有过和妻子离婚的念头，但最终，他还是放弃了离婚的想法。弗洛伊德认为：“爱主要的不是和具体对象相联系，而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取向。爱决定着个体和整个世界的联系。如果一个人爱的只是另一个人，而对其他人漠不关心的话，那么他的爱就不是爱，而是一种共性依恋，或是一种放大了的自由主义”。
姜士安把对韩琳的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继续维持着已经名存实亡的婚姻，在爱情与责任的两难选择中，他选择了后者，这其中既有出于对妻子多年来含辛茹苦替自己赡养老人、抚养孩子所付出的一切的一种回报，更多的是对人生应有的责任，对家庭、亲人的责任的担当，是对人生道义的维护和承担。
其实，陈秀得又何尝不是自己无爱婚姻的牺牲品？尽管物质上没有忧患，生活上有人照顾，她像一具行尸走肉，她与姜士安从来没有过心灵上的交流！家对丈夫来说就是旅店。在同一屋檐下生活的两个人，可以同床共枕，但却无话可说！因为没有所谓的心心相印！这段错误的婚姻让两人内心产生了无限的痛苦。陈秀得经常挽留身边的勤务兵在家里吃饭，她太寂寞了，儿女不在身边，丈夫忙于工作，没有人理会她，她也想和人说说话，她把自己的思想内敛于心，从不外露，和韩琳聊天时也不过是说些客套话，以免失了师长夫人的身份，给丈夫丢脸。也许陈秀得是幸福的，因为姜士安给她提供了物质上的丰裕，但她又是不幸的，因为丈夫不能给她带来精神上的愉悦，他们的婚姻就像一双晶莹的水晶鞋，看起来很美，穿起来非常痛苦。其实，退一步讲，陈秀得与其守着坟墓一样空荡荡的家，不如找一个也和自己的境况相似的人生活，最起码能在一起说说话，但陈秀得不能选择离婚，对她来说，男人是大树，女人是盘在树上的藤，只要树不枯，藤就会长青。她固有的传统的从一而终思想、她的个人的生活能力都不允许她这样做，而且她也不想这样做，对于她来说一个女人能有这样成功的丈夫也是让人羡慕的。所以，陈秀得只能守着这桩毫无爱情可言的婚姻，容忍着丈夫的心里装着别的女人，独自咀嚼着情感的苦涩。这不能不说是女性的悲哀之处。
三、在无爱的婚姻中突围
小梅复原回家与她的“百祥”同志结婚，却发现她的“百祥”同志是个性无能者，为了掩人耳目，两人将避孕药放在让人能看见的地方，夫妻二人都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煎熬。尽管如此两人还想就这样坚持下去。性是构成婚姻基础的立场，无性的婚姻如同没有地基的高楼，早晚会轰然倒塌。“努力禁欲的结果，反而会使性本能特有的执拗性和反抗性充分展示出来”果然，副连长的男性的热情唤醒了小梅的身体的欲望，二人的感情如火山喷发般一发而不可收拾，副连长归队后，他们之间的书信频繁往来，互相倾诉思念之苦，尽管用的都是暗语，但最终被副连长的妻子发现，副连长被迫退伍、离婚。而小梅也最终下定决心离婚与副连长走到了一起。如果说婚姻是一架机器，那么夫妻的性爱就是润滑油，没有油机器迟早会上锈的。小梅和百祥这种“柏拉图”似的无性的爱到底能够坚持多久？虽然他们不乏精神之爱，但精神之爱最终会被缺乏身体之爱的痛苦和煎熬磨没的，胡适先生说：“自由结婚的根本观念就是要夫妇相敬相爱，先有精神上的契合，然后可以有形体上的结婚。”虽然婚姻是以各种方式存在的，但完美的婚姻应该是性与爱并存、灵与肉统一的。这种无爱的婚姻就像正在酝酿中的火山，表面平静，内中暗流汹涌，如果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正常的性意识和性行为是一个人人格健全、身心健康的自然基础。小梅有美好的心灵、健康的身体，她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和自由，离开百祥她心里会有愧疚，也许会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她不能违背自己的心，她确实没有信心与耐心守住这桩毫无实质意义的婚姻，对她来说摆脱无爱的婚姻无异于获得新生。正是小梅的性权利意识的觉醒，才使她决然逃离围城，这表明了女性性权利的意识已经开始觉醒，这也是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的体现。
小说站在女性的角度上揭示了当代女性在家庭、婚姻中所处的困境：彭湛身心的双重背叛而置韩琳的感受于不顾；姜士安婚姻内精神的背叛，却视妻子为无感情可谈之物；百祥自身能力欠缺，于小梅的身心都造成了伤害；这些背叛者的婚外恋情都滋生于无爱的婚姻之中，对此有人选择坚守，有人选择逃离，无论哪种选择都会有人受到伤害。这确实成了现实中无法回避的棘手问题，因为它涉及到了个人感情追求与道德责任的矛盾。毫无疑问，单就感情而言，姜士安和陈秀得，无论从法律的层面还是从道德的层面，姜士安和她离婚都是合理的。如果他与韩琳结合也是众望所归。但这样他们的幸福势必建立在陈秀得的痛苦之上，他们自然会受到内心的谴责及道德的批判；小梅倘若不离婚，便会牺牲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这样既不公平也不人道。如果有一天社会制度真正发达健全起来，能够让每一个遭受痛苦的人从无爱的婚姻中解脱出来并且都能平等地获得新的生活，那么，离婚，才能真正成为解开当事人身心枷锁的钥匙，让其获得解放和重生，社会才能真正的文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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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胡适．胡适文集［M］．美国的妇人［A］．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收稿日期】2011年1月12日
【作者简介】韩丽（1977- ）：女，山东邹县人，哈尔滨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女性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