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六年中秋节前夕，广东电白县城的老百姓正在为过节而忙碌着，他们准备好月饼香烛等物，开始祭祀天后娘娘。令人想象不到的是，附近海面上隐藏着大批海盗。此前，“大盗首”郑七派人化装成商人小贩潜入城中刺探情报，已知城墙垮塌，防守松懈。当晚，海盗们祭祀天后毕，睡下待命。然而半夜时分，乌云翻滚，大浪滔天，海盗船队遭受灭顶之灾。生活在充满艰难与暴力氛围中的海盗和老百姓，向同一神灵祈祷，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
海盗自此消失了吗?当然没有。明清时期的海盗活动分为三个阶段：明朝中期的倭寇、明清交替时期的海寇和清朝中期的洋盗。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华南沿海地区繁荣与贫穷之间的动态矛盾和日益繁荣的中外贸易关系构成了海盗生存的经济背景。
1780～1810年间广东和福建海盗团伙中有不少当地渔民，临时性的海盗活动是渔民和水手总体生计的一个固定的组成部分，这一直都比中国南海上的职业性海盗更为重要，即使在1795～1810年海盗活动的黄金时期也是如此。那些被海盗掳获的渔民和水手，在大规模海盗骚乱高峰期间远远超过职业海盗，他们是清中叶海盗发展和长期存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清中叶水上社会的内部矛盾导致各种暴力冲突以大规模海盗活动的方式出现。
这些为患沿海地区十余年的海盗集团，事实上由核心海盗和他们所掳获的受害者集合而成：两者分别为232％、68％。电影《加勒比海盗3――世界的尽头》中，由周润发饰演的华人海盗啸风的原型张保仔就是被迫“落水”，成为“海盗”的。张保仔原名张保，广东江门人，以捕鱼为生，因抗拒清朝水师勒索，船被击毁，全家失散。张保仔靠渔民抚养，少时习武艺。他15岁时随众出海捕鱼，被海盗掳去。海盗头见张保仔聪明机警，就收留他在身边，从而成为“海盗”。
清中期的海盗使用恐吓与恐怖手段，对弱者和无助的群体野蛮地滥用权力和权威。他们还通过有组织的保护手段对运输和捕鱼的船只以及沿海村庄、集市和市镇加以成功的控制。因此，清中期海盗开始成为东南海域世界的一种控制力量，超越了国家和地方精英。
和水手一样，海盗为了生存必须依靠沿海人民。实际上，海盗的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其活动结果也具有多重影响。例如，货物和服务的重新划分有助于把许多贫困而偏僻的海岸小区合并成大规模的商业经济，客观E刺激了贸易和地方经济。
长期以来，海盗组织内部存在的文化世界与正统儒家文化相对立，海盗和水手心神不安地生活于受人尊敬的社会之外，这些边缘人是“社会和文化的背弃者”，与正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标准格格不入。由于困苦、偏见和贫穷，水手创造了一种以暴力和邪恶为基础的生存文化，带有极度渎神、醉生梦死、赌博、嫖妓和性混乱的显著特点。
东西方的海盗有很明显的不同：在西方，对许多平民来说，海盗船只代表着在陆地上寻找不到的自由和公正。海盗是一种自愿选择的生活，对于绝大部分要逃离压迫和剥削的人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尽管中国海盗也是生活在自己行为准则之内的亡命之徒，但是他们没有显示出与西方海盗同样的民主和平等观念。“海盗头领”从字面意义上来说就是船主(老板)，以强权统治自己的船只，对船员拥有生杀予夺大权。他们制定的海盗规则不是为了保证团伙成员的自由，而是为了确立秩序和纪律。这一现象与中国盗匪组织、秘密会党内部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模拟是分不开的，海盗组织内部根本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文化世界”。
历史铸就了海盗，虽然他们干的是在世人眼中罪恶的勾当，但在他们身上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坚毅勇敢，甚至是温情人性的一面。这些几百年前纵横于海洋之上的凶徒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他们的传说和财富，而且还有另一种闪光的东西。在海盗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大航海时代”结束了，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