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采访林奕华，他说香港人老把喜剧演成悲剧，主要是因为不懂得幽默。似乎上海人也是，滑稽戏一度兴盛，但终归是行为的滑稽，而非语言的包袱。仅有的在春晚亮相的严顺开，代表上海小品在全国人民的眼睛里演的是家庭闹剧，只高走，不低回。但，现在，周立波的走俏似乎在向我们发出一个暗示；幽默像是来亲爱的上海滩了。
“乃伊做特”，这是黄金荣式的语法，如今在上海又是遍地开花，说白了，就是“把他给我做掉”的意思，如此火爆，无他，就是因为周立波。周立波是谁?就是一个曾经跟着上海滑稽剧老戏骨姚慕双学滑稽剧的非著名演员，凭着笑侃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自嘲与嘲他的舞台表演，在经济不景气的当下，让当年梅兰芳登台唱戏的美琪大戏院场场爆满。据说门票供不应求，一张票能卖到1000多，让上海滩的白领、老大妈和老克拉们忍俊不禁。
怎么形容他在上海的风靡程度呢?或者说，拿谁和他相比较呢?大多数人都想到了郭德纲，有人甚至像撮合郭德纲和周立波在舞台上相遇。就这，已经让周立波抓到了损人的把柄，“怎么能让一个吃大蒜的和一个喝咖啡的人一起呢”。事实上，周立波的走俏，与为上海男人立言不无关系。
如果在北方，一说起上海人，大概都会先想到的不是上海女人，肯定是上海男人。而上海男人多半的形象就是小气，只吵架不打架。这些话，如果被周立波听到，他多半是说“乃伊做特”，这是黑社会的招，一招毙命的，而不是打打架就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东北男人前来挑衅，话锋还是上海男人，周立渡的回答是：“朋友，知道中国那旮瘩出流氓?上海，上海出流氓一黄金荣、杜月笙、张啸霖都是上海人。东北出，不过出土匪。流氓不打人，流氓最多会说：乃伊做特――去做的都是东北人。”
上海人的快活，恰恰就在这里，就像憋了一天的尿，终于在晚上找了个合适的地方给撒了。当然了，这尿还得憋的，只是那种自我快感不可避免的来了。
作为外地人，我不大能听得懂上海话，因此，周立波的幽默，并不能为更多的人所领略。剧院里的人笑得前俯后仰，办公室职员们乐不可支，如今，这已成上海人的消遣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周立波的有效曝光率要远远高于世博会。
海派幽默的市井气息总难以像京城范儿那样纵横捭阖，而周立波在各种采访中不断强调自己不走草根路线，他夹着高级雪茄，梳着油光背头，优雅地迎接着一批又一批采访。但南北的文化似乎就在这里有了区别。同是逗乐子，周立波的包袱里，市民总是时尚的，精明的，懂生活的，而电视里的专家们都是“拎不清”的，他甚至拿国家领导人寻开心，他也会拿上海的磁悬浮来温柔一刀：“花了100多亿解决了三十里的交通难题”。相比之下，我们看腻了的赵本山小沈阳，总是扬百姓的丑，捧领导的场。相形之下，谁媚谁知道。
上海的评论家们喜欢命名这种小品为“海派清口”，之所以叫“清口”，是相对于小品中的“荤口”和“粗口”而言，也就是说，在小品世界里，郭德纲和赵本山以及那个所谓的小沈阳们都太粗了，而周立波玩的都是小品里的雪茄、红酒，属上等货。如果听过一遍，再反过来看这个“清口”命名，你也许跟我一样，第一件事就是想笑。事实上，在我们现有的目力范围，不粗口还是个未来概念。
说白了，《笑侃三十年》，无非就是《激荡三十年》的搞笑版，用编年史的方法，加上私生活体验和平民视角。毕竟这三十年生活史里，上海是一个荣耀之地。旧梦回味，总是让人神往。而周立波就是这个上海梦的复原者。
无论如何，快乐经济萧条时期的必需品。有人专门做过统计，在周立波140分钟的表演里，观众笑声达680次，尽管文化本位带给上海人的快乐是有限的快乐，但也没法否认周立波的现实关怀。
上海的尴尬处境，近几年一直被人提及，本是上海人的陈丹青说上海由一个国际大都市变成了一个地方城市，北方语系的强势传播使得这座城市有些踉跄，周立波的上海话清口小品可以看做是失落的上海文化的一次回应。
尽管还有待大磨，也显得不具成色，但，有总比没有的好。何况上海人民需要周立波，就像计划生育需要李宇春：“生男生女一个样”。
试想，偌大的一个上海，左右环顾，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喜剧演员，那的确是一件悲伤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