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0月19日，两名工人一路风尘仆仆来到中俄边境小城满洲里。他们来自百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半个月前，两人所在的工棚内，7名中国工人暴毙，俄国人急忙焚烧了工棚和工人的衣服行李，并将工棚内的中国人赶回中国境内。
6天后，这两名工人在满洲里寓居暴亡，同院两名房客也相继死亡。一天之内，四人离奇死亡，但症状相同，都是发烧、咳嗽、吐血，死后周身发紫。
边陲小城的4人死亡病例，并未引起更多的关注。当时，没人意识到，即将在东北三省蔓延的，正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鼠疫。
第一次世界性鼠疫流行发生在公元6世纪，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生，也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则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这场发生在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的东三省大鼠疫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 6万多人丧生于此，但也真正揭开了近代中国最早的科学防疫工作序幕，在措施实施、医疗救护等方面至今仍有其借鉴经验。
一场由旱獭引发的鼠疫
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发生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未得肆虐。当时俄国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将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随着中东铁路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2月初，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收到了俄日两国的照会，俄国和日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事宜。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主权拱手送出。
只有中国人自己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这时，施肇基想起了伍连德。伍连德此时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鼠疫的凶险。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说染之必死。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当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访当地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肺鼠疫的发现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
由于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加入了猎獭队伍。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政府出钱为疫病死者提供棺材，家属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灵回乡。但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姚医生一席话，让伍连德感到，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运回关内和疑似患者踏上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时间问题。
当时的各种报纸，在记录这场大瘟疫时，都称之为“百斯笃”（鼠疫的日语音译）。但当时伍连德尚未确定它是不是就是“百斯笃”。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而且，当时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当时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
迈斯尼之死
此时，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仅仅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跟伍连德是老相识了，他的到来令伍连德十分高兴。但对于伍连德的肺鼠疫理论，迈斯尼摆出自己曾经参与过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资历，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灭鼠是问题的关键，隔离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他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在这样的情况下，迈斯尼无法保持一名医生应有的客观，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
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当晚，伍连德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将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他回电伍连德: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就在一筹莫展时，迈斯尼死在了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内的俄国铁路医院里。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迈斯尼之死被视为这场鼠疫的转折点。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防疫隔离的推广
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厢，用作隔离之所。
同时，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的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
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并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伍连德在哈尔滨建起一个“城中城”。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政府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
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
焚尸斩疫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可是疫情仍日益严重。此时，伍连德意识到，尸体掩埋或许是症结所在。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而坟场变成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十分坚硬。所以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
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他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政府震动很大。三天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哈尔滨的文武官员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2200多具尸体被浇上煤油，付之一炬 。次日起，傅家屯死亡人数递减。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全部火葬。
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编辑 张巍华（资料来源：《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伍连德自传》、《国士无双伍连德》、《1910年-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