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潘天翠 日前，记者采访了韩国联合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赵诚大，他具体谈到了亲临重大新闻现场，特别是奥运会报道的感受和体会，以下是访谈内容：
《对外传播》：2008年的中国是极不平凡的一年，雪灾、地震、奥运会等，很多重要新闻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这对新闻人来讲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谓是丰收之年。韩联社有多少记者亲临现场?有什么样的收获?
赵诚大：常驻中国记者一共6位，北京3位，上海、香港、沈阳各工位。年初的雪灾我们没有去现场，汶川地震一共有5位记者亲临灾区，其中3位是常驻中国的记者，另外两位是首尔总部派来的摄影记者。奥运会我们一共有26位记者参加报道，是一个庞大的报道队伍。
中国面积很大，有56个民族，每天都有丰富的新闻。特别是今年，中国的自然灾害频发，但中国政府和国家领导人非常从容地应对，中国人民在大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坚韧和顽强的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另一面。温家宝总理说：“多难兴邦”。我们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改变形象的好机会。胡锦涛、温家宝亲临地震现场关心和慰问灾民，不仅安抚了灾民的心，也展现了国家领导人人性化的一面。这很好，对外显示了中国政府应对紧急事件的能力，对内保证了政治稳定，国民也是拥护的。
《对外传播》：请谈谈您对北京奥运会的印象。
赵诚大：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人礼”，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每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大舞台上站住脚，必须有展示自己实力的标准，比如美国的标准是高科技实力。北京奥运会精美的场馆设计包括所有的硬件都显示了中国的高科技水平；再一个就是80多个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外交实力。高科技水平和出众的外交实力应该算是中国的标准吧。
中国有50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非常雄厚，张艺谋想通过开幕式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古老文化和古、现代的科技水平。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很明白，中国有太丰富的文化，但张艺谋心太大，太着急，开幕式时间那样短，不可能把所有的好东西都展现出来，所以这样宏大的场面，我们东方人，比如韩国人和日本人能看懂，而对于西洋人来说，看的只是热闹，他们根本弄不懂其中的内涵。这也是开幕式遗憾的地方。
《对外传播》：在经历了这么多举世瞩目的新闻事件之后。您对中国的印象与您曾经听到的关于中国的传说有没有区别?
赵诚大：我读过中国的历史，尤其喜欢唐、宋这一段。现在的中国与我想象中的中国有些不一样。以前我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都不着急，一切慢慢来。2003年我来到北京一看，啊，原来不是这样啊，发展的速度好快呀，快得惊人!
7年前中国有一个外交官说过一句话，中国不是发达国家，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确还算不上发达国家，中国大概有工亿人的生活赶得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还有很多穷人，很多贫困地区。中国的贫富差距很大，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
有时候我听到人们埋怨中国人，说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是，比如服务不好，不讲礼貌、开车抢道、随地吐痰、乱扔杂物等不文明的行为，我就会告诉他们，不要生气，中国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国民受教育的水准不一样，刚刚解决温饱的人，要想提升自身的素养还需要时间，发达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不要太着急，要给他们时间，相信以后会慢慢改变的。
(据说，2007年的夏天。赵诚大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位中年男子赤裸着上身在路边乘凉，作为新闻记者的他可以有多种处理方式，如果是一位不友好的西方记者，可能会先拍下这位男子赤裸上身的照片，再配上一段负面的文字进行报道。而赵诚大则上前劝说道：“北京就要举办奥运会了，您这样不穿上衣出现在街上很不礼貌。”中年男子马上意识到了自己的不文明行为，诚恳地接受了他的建议。从这一件小事当中，记者看到了赵诚大对中国的真诚和友好。)
《对外传播》：您的中文说得这么好，是在哪里学的?
赵诚大：自学的。我以前是学德文的，但我读过很多中国的书，比如《孟子》、《论语》等，我还系统地学习过中国的历史、地理。中学时我就读完了四大名著，我最喜欢《三国演义》。我夫人的中国书法很好，在韩国参加比赛，还得过大奖。我弟弟在大学念的是中国历史，现在在韩国一所大学教中国历史和韩国历史。
(旁边的陈小姐对记者说：赵先生的中国文化底蕴很厚，不时地引用一些唐诗、宋词，他会背诵很多中国古代诗词。)
《对外传播》：您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赵诚大：新中国成立59年，毛泽东时代29年，改革开放30年，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前半部分虽然有很多政治运动，比如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但总的来说政治上是稳定的。后30年中国走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之路，中国成功了。
在中国清朝乾隆年间，大概是1757年，清政府下了一道圣旨叫“一口通商”，命令除广州一地外，停止厦门、宁波等港口的对外贸易，从此以后清政府彻底奉行起闭关锁国的政策，因而埋下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祸根。1840和1856两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西方强国打败，彻底走向没落。清朝末年，中国内外交困，清政府也推行过一些变革，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等等，但都没有成功，那时中国的国力太弱，科技水平和外交能力都不行，所以后来就有了孙中山，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
中国的这次改革开放，引进了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理念，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踏踏实实地发展经济，特别是北京奥运会，是中国改革开放综合实力的集中展示，8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来出席开幕式，这说明中国的外交非常成功。还有刚刚发射的“神州七号”，展示了中国航天科技水平，这都是成果啊。30年改革，准确地说是初步成功。现在到了一个转折点，未来如何?这要看中国下一步怎么走。
《对外传播》：韩国的新闻媒体和国民最关心中国哪方面的事情?
赵诚大：韩国的国民最关心中国的经济，希望中国的经济继续走强。中国的经济走弱了，韩国的经济就会受到影响，没有和中国的贸易，韩国的生存问题很大。所以中国经济发展得好，就会带动韩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是韩国的第一大贸易国，彼此的利益是连在一起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我们也希望中国政治稳定，所以我们很关心中国政治体制的革新，比如如何完善监督机制。我们还想了解地方政府的执行能力，因为今年中国重大的突发事件都是由中央领导出面的，胡锦涛、温家宝他们太辛苦了，以后这种情况会不会有所改变。
《对外传播》：改革开放后尤其是有了互联网之后，中国的传媒业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的传播理念在改变，我们的传播技巧也在不断地提高。我们力争跨越文化障碍，用全世界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我们的文化，目的是让世界更清楚地了解我们，而不要误解我们。您是亲临现场的记者，能否讲讲您的直接感受?
赵诚大：1997年我在香港做记者，亲眼看到香港回归，彻底结束了殖民地时代。当时中国人是那样的兴高采烈，中国领导人用这种特有的方式实现了领土完整，这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但西方国家不这么看，比如美国、欧洲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不理解，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不喜欢，怕中国发达了对他们有威胁。因此他们看中国的方式也是带着偏见的。我相信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说的一句话，中国不会称霸，不会威胁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发展经济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对外传播》：您对10月17日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怎么看?
赵诚大：我们还是感到自由的空间不够大，中国有些官员太骄傲了，我们采访有困难。新闻开放对一个国家的形象太重要了，特别是新闻发言人，千万不要隐瞒实情。一旦真相大白，会很被动。有些负面新闻可以起到监督不良商人和不称职官员的作用，像三鹿奶粉这样的事情，如果媒体早一点曝光，受伤害的儿童就会减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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