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是西藏平叛和民主改革50周年，也是“3?14”拉萨打砸抢烧事件一周年，海内外对西藏地区均十分关注。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趋于缓和的情况下，“西藏问题”将进一步成为西方政府、议会、媒体和民众聚焦我国的重点话题。不久前，中央媒体的报道小组已赴藏采访。3月28日，“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正式设立，围绕这点，我们与达赖集团及西方媒体已形成舆论交锋。关于今年的涉藏外宣如何提高国际传播的影响力，我们从新闻报道的角度提出几点看法，供讨论、参考。
正面宣传也要讲究传播艺术
民主改革50年，西藏发生了巨大变化。正面报道西藏是今年涉藏外宣的一个主要命题。但如何把我们的事实优势转化为对外传播优势呢？这是对传播艺术的考验。这里提出三点：
第一，用事实说话，靠故事包装。包括“3?14”在内的一些涉藏报道中，我们往往喜欢先提出一个观点，戴上帽子，然后用概念来证明它，包括引用专家的话，也缺乏血肉，缺乏支撑。今年民主改革报道，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改进。比如，我们派出的报道小组，着重是到寺院、农村、街头，进行一线采访，包括汉人和藏人，采集各方人士讲的故事。1959年的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83岁的拉布吉老人说当年4月他到了拉萨，他看到，那里满目疮痍：街上是弹坑，小昭寺金顶上布满弹孔，大昭寺里到处是水。这是一场武装叛乱,对内宣传爱用的那些形容词，我们则坚决把它们从稿件中删去。如 “以十四世达赖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远不变，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这个“反动”和“悍然”，在对外报道中，没有必要出现，讲发生在当时的真实情况就行了。另外，民主改革50年，成绩很大，但对外传播恐怕不能都是一片赞歌，存在的问题也是事实的一部分，说出去才能让读者信服。西藏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一部分，也处于发展之中。
第二，两面都说，平衡报道。回头来看，“3?14”报道底气不太足的是我方渠道来源的消息，哪怕是批驳对方的文章，也很少引用“靶子”。在西方人看来，对于任何来源单一的垄断性新闻发布，“不敢说它是假的，但是也不能确认它是真的”。境外媒体因此攻击我们的报道为“中国政府精心编织的真相”。针对这点，今年我们尝试有所改进，把不同的声音放在稿件中，比如，我们在《“改变了我一生的一天”――西藏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报道中作了这样的表述：“根据‘德国之声’中文网站的报道，欧洲议会西藏协调小组组长、欧洲议员托马斯?曼认为，西藏设立“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是对藏人‘史无前例的侮辱’。”“无独有偶，‘西藏青年大会’的副主席东达多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污蔑说，这是中国政府的宣传伎俩。”这是以前不会写入稿件的。但我们不是简单地引用，而是加了背景，谈到欧洲议会时，我们说，“作为支持‘西藏独立’的组织，欧洲议会曾经呼吁欧盟各国领导人‘不要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事实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迎来了一百多位外国政要。”对于“藏青会”，我们说，“这个组织成立于1970年，总部设在达赖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达兰萨拉。它曾多次批评达赖‘不够强硬’，并于近些年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多次要求‘西藏独立’的绝食示威活动。”另外，我们还采访了一位昔日农奴的后代格桑益西，他说，这些不同声音的存在是可以想象的，“毕竟那一天是大多数藏族人民的节日，是少数人的末日。”这位60岁的教授把这一天比作美国的9月22日。1862年的那天遇刺的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推出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但所不同的在于，解放后的农奴拥有了选举权。”而在美国，一百年以后黑人们还在为自己争取选举权，于是马丁?路德?金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有一个梦想》。
第三，加强针对性。我们不能抛开海外关注的问题，而自说自话地去正面报道西藏。比如，海外认为，1951年到1959年，中国“入侵”“西藏主权国家”，消灭了宗教，让藏人过社会主义的世俗生活，由此引发了西藏人权问题，藏人此后真正成了“中国的奴隶”。我们的报道就是要有针对性地把事情原委讲清楚。我们讲50年史，但实际上要讲到千年史，讲从元朝起西藏就纳入中国版图。对外报道也要用较大篇幅去讲平叛。达赖发动了武装叛乱，目的是不愿改革，而是要维护农奴制度，并分裂中国。也要讲当时毛泽东等人并不准备马上实行民主改革，而要等到6年后，还要看达赖等人是不是愿意。不讲平叛，只讲民主改革，外界就弄不明白。我们也要讲民主改革不是消灭宗教，50年过去了，在西藏，仍有1700处宗教活动场所在开放，用目击者的描述说，拉萨街头随处可见朝佛者。至于西藏人是否成了“中国的奴隶” ，我们就用活生生的人物来说话，比如，许多藏人，他们以前是农奴的孩子，连人身自由都没有，现在可以到国外讲学，可以在“议会”发言决定政策。
揭批达赖集团需要找准要害
达赖身上的一系列光环，使他在西方享有比较好的声誉。以前的教训是，我们往往越是揭批，越抬高了他的地位。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主要还是找准要害，针对他的一些见得不人的东西进行揭批。我们的对外传播，现在还无法完全改变西方人的看法，但至少可以引起人们对达赖的怀疑。这也是去年“3?14”事件外宣的经验。
第一，抓住政教合一的特点。西方比较反感政教合一，我们的民主改革，把这个废除了。达赖是农奴制的上层代表人物，他对上百万人的苦难视而不见。但这一点，很多人并不一定清楚，或装作不清楚。在“百万农奴解放日”的报道中，我们广泛采访了农奴和他们的后代，比如有一个叫米玛顿珠的农奴，他和妻子女儿一起生活在不到7平米的黑洞洞的土坯房，里面只有一个灶台和一张砖“床”。他当时实在太饿了，就偷了农奴主20斤青稞。“庄主知道以后气坏了，让人把我的两条腿捆起来，两个人轮流拿皮鞭打，打了一百多下。”被毒打后的米玛无法坐下，就是躺着也要侧着身。臀部的伤口用了20多天才愈合。然而和他的一个亲戚相比，他还算幸运的了。他的那个亲戚是庄主的马夫。有一次喂马的时候庄主嫌他浪费草料，就是一顿毒打。马夫被活活打死了。我们也引用了历史资料：达赖过生日要用人头、人皮、人血来祝寿念经，在达赖家族的庄园里，一些农奴被活活打死。
第二，抓住达赖自相矛盾的语言。“3?14”事件时，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当达赖集团散布“中国军警向和平示威人士开枪”、“拉萨已处于戒严状态”、“拉萨藏人死亡80多人”等时，我们就主动发出一系列澄清事实的报道，比如《现场目击：拉萨受到达赖集团暴力骚乱事件重创》、《拉萨骚乱没有外国人死亡》、《武警从骚乱中救出580名群众，包括3名日本游客》、《“死人”依然健在：达赖集团公布的“死亡名单”与事实不符》等。今年 “百万农奴解放日”的报道中，我们也把达赖以前讲过的话找了出来。如他1983年3月10日在印度的讲话中说：“过去，我们雪域西藏在佛光的照耀下，人们安居乐业。”“我们的农奴制度并不同于其他的农奴制度，这是因为西藏地广人稀，佛教为众生谋福利，告诫人们相互要仁爱。因此我们的社会虽然实行的是农奴制度，但它是一种以佛教为基础、具有高尚和利他人之心的农奴制度。”用达赖的话，再比衬农奴的口述历史，就使稿件比较有现实性。具有正常理智的人会问：为什么达赖这么多年后还要说谎呢？他的“人权卫士”身份看来值得怀疑。
第三，讲话要科学周全，不要授人以柄。比如去年有一个记者招待会，我们请了藏学专家来发言，他说“我希望宗教人士就从事宗教活动，政治活动可以留给政治家去承担”。还有一篇稿件的题目就是，《希望达赖放弃政治期待，安心做一个慈悲的出家人》。但西方媒体也可以这么讲：你们的人大、政协那么多代表和委员都是宗教人士，还有当了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他们不是在搞政治吗？当时，宗教界人士释永信也对媒体发言说，他虽然不是政治和尚，但和尚不关心政治是不对的。再比如，我们反复地说，自古以来，西藏是中国领土。一个专家发表文章说，“历史事实充分表明，西藏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还有一个专家说，藏族自远古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国史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西藏从元朝起才正式并入中国版图。
应对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要争取主动
涉藏报道需要解放思想，尤其在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报道时，要争取先声夺人，占据主动。去年，这方面取得了突破。3月14日那天中午，拉萨事件发生了，要不要报道？最后，决定突破禁区，下午5时15分，新华社发出第一条快讯，世界各大通讯社、电视新闻网、电台等迅速转发，都标注中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为消息来源。随后，编辑部又迅速组织滚动报道，连夜安排用英文对海外播发拉萨记者的现场见闻，一直播发到凌晨4点钟。法新社驻京记者在凌晨3点多打电话到新华社对外部发稿中心问编辑是否还有稿件，他们说，如果有，他们将增加人力，来转发新华社的报道。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不再是由达赖集团抢先发布消息，左右舆论。后来，在奥运期间，在一系列涉藏突发事件上，我们又都抢占了先机。那么，今年我们已经可以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那就是对于涉藏突发事件，完全应该并且能够抢先发布新闻，才能于我有利。但仅仅抢先还是不够的，后续报道还得跟上，内容要具有深度和广度，各个角度要能封死，还要有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表达方式和语言。
多管齐下，协同作战
今年的涉藏外宣，还应该利用好西方媒体以及民间力量的作用，特别是，用好互联网。互联网在“3?14”事件中，发挥了独特优势。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联动，也可以形成放大效应。另外，要加强英文报道。涉藏报道，应该以英文为主打，带动其他外文报道。西藏问题很重要的是讲给欧美人听，特别是在今年，对欧洲的涉藏宣传应该强化。再有，做好涉藏外宣关键是要有一支专业化的队伍，特别是一支“双西”队伍，既了解西藏，又了解西方。最后，要强化大外宣格局，新闻报道要有政治、外交、经贸等理念，与相关部门也要密切配合。
（作者分别来自新华社对外部，武汉电视台海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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