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美国老人寒春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她是《牛虻》的作者伏尼契的孙女、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研究生。上世纪40年代,她的人生发生重大变迁。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因为共产主义理想来到延安,与搞农业的丈夫阳早一起将毕生献给了中国的奶牛事业。
2004年,寒春从北京市公安局领取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证》,成为第一个拥有中国绿卡者。只定居,不入国籍。她一向直言不讳:“我热爱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革命”
“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
寒春原名琼?辛顿(Joan Hinton),1921年出生于美国芝加哥。来中国前,她是芝加哥大学核子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与杨振宁是同学。她曾在洛斯阿拉莫斯武器实验室做费米教授的助手,参加了美国用于核武器研究的“曼哈顿计划”。
第一颗原子弹试射成功仅一个多月,美国便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发射了两颗原子弹。“当时她看到美国人自己拍的一部纪录片,原子弹投到日本爆炸后,地上躺的90%以上都是无辜的人。她突然觉得自己不能再继续这么做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李维民告诉记者。
在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中,寒春了解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创造的“神话”。“是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不是原子弹。”她生前曾这样形容《西行漫记》对她的影响。而寒春的哥哥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即小说《翻身》和《深翻》的作者韩丁,也对她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1945年,韩丁在重庆谈判上见到了毛泽东,并于两年后在山西长治投身“土改运动”。寒春被哥哥的见闻所吸引,“她跟追求她的欧文?恩格斯特(Erwin Engst)说,到中国去,我就跟你在一起。”李维民告诉记者。
1946年2月,欧文?恩格斯特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奶牛专家的身份来到中国。不久,进步新闻记者羊枣死于国民党监狱中,共产党把与羊枣同音的名字“阳早”给了他,希望他成为中国共产党忠诚的朋友。与阳早夫妇一起在草滩农场工作的同事刘国经老人说:“阳早先到了上海,后来通过宋庆龄,徒步把奶牛送到了延安。当时共产党跟他说,牛我们收下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在延安多住几天,看看革命形势。阳早在延安待了一周,觉得这里的精神面貌很不一般,他决定留下来。”
1948年,寒春到延安与阳早会合。寒春刚开始叫“韩村”,后来在别人启发下改成了“寒春”。第二年,两人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没有婚礼蛋糕,阳早就用泥巴做了一个。
1953年7月,美国《真相》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一个逃掉的原子间谍》的文章,文中说曾参与过美国原子弹制造“曼哈顿计划”、掌握了很多机密的年轻女物理学家琼?辛顿此前突然失踪,几年后又在中国北京露面。文章怀疑她到中国之后,向中国透露了美国的核秘密,并有可能正在协助共产党政府开展原子弹计划。
事实上,阳早夫妇来到中国后一直在养牛。阳早曾在康奈尔大学学农牧专业,负责奶牛品种改良,寒春学物理出身,搞畜牧业机械有专业基础。寒春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自己之所以离开美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研制这些杀人武器的憎恶,当然也就不会支持和帮助任何国家制造。
第二故乡
“陕西是他们俩的第二故乡。”刘国经回忆道,“他们最开始在延安的光华农场工作,胡宗南率20万军队开始攻打延安后,他们在1949年赶着奶牛到了位于陕西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但那里草不好,1951年又回到西安,1955年到了草滩牧场。”
1955年刘国经刚参加工作,组织上把他派去给阳早夫妇当助手。“我算寒春在中国收的第一个弟子。我一去,她就给我提了三点要求。她说,我是外国人,鼻子大,你不能借我的鼻子,用我外国人的身份压领导;第二,不能以我弟子的身份牟私利;第三,要踏踏实实干社会主义。”
阳早夫妇与其他农场工人一样,吃在农场,住在农场。夫妇二人、三个孩子和一个保姆,6口人住在总共36平方米的两间平房里,与其他人一样,拿着饭盆到食堂排队打饭。到了上世纪60年代,国家统一定量分配粮食,每人每天1斤,“普通职工领的是70%的细粮加30%的粗粮,外国专家可以全部领细粮,但他们从来都是和普通人一样。”刘国经说。阳早喜欢抽烟喝酒,凭着特许证,每月可以买一条中华烟和茅台酒,“这些都拿来招待客人了,阳早平时就拿个烟斗抽旱烟,喝的是陕西西凤酒,两块钱一瓶,每天倒一点喝”。
1956年工资改革,阳早的工资160块,寒春120块。刘国经说:“寒春就不答应了,她说这不平等,应该男女都一样。我跟她说,人家阳早比你工龄长啊,当然工资比你高。寒春说,革命不分先后!”倔强的寒春从此一直向领导反映,要求同工同酬,直到1966年夫妇调到北京前,两人的工资终于一样了。“当时给阳早减了20块,给寒春加了20块,两个人的工资都变成140块,这下寒春满意了。”
在寒春的好友苏锦眼里,“上世纪50年代陕西农民的生活就是寒春想要的生活”。苏锦的丈夫是第四军医大学的心脏外科医生,1957年,美国人苏锦追随自己的中国丈夫来到西安。
与在城里居住的苏锦相比,在农场生活的寒春生活条件更为艰苦,“但她却生活得很满足。他们夫妻俩感情特别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思想一样。关于生活方面,她一点要求都没有,我记得她最多只有3条裤子。有时候老阳还会让她稍微注意一下衣服,寒春根本不理他”。
寒春表现出的革命一面让苏锦印象深刻。“1959年,有一次我和她去苏联专家那边办事。我第一次在中国看见了香蕉,我跟她说,我们买一点回去给孩子们吃吧,没想到她很生气地说,这是给专家吃的,你怎么能买呢!还有一次她来城里找人做新的机器,住在我家里,她竟然自己带了粮食――两个馒头。”
养 牛
1949年,寒春阳早赶着83头荷兰奶牛从延安来到位于陕北和内蒙古交界的三边牧场,对牛进行改良。那里连道路都没有,往来交通全靠毛驴。因为地方偏僻,在毛泽东宣布新中国成立20天后,寒春才知道消息。
1955年,他们又带着1000头奶牛,落户草滩农场。一待就是11年。
“我爸就是特别喜欢养牛,对牛特别感兴趣,一离开牛他都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我妈就喜欢研究科学的东西,所以牛场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她就投身进去钻研,很有成就感。他们俩配合得非常好。他们是最幸福的人,他们有说不完的话。”寒春长子阳和平说。
草滩农场的老职工们说,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心情很愉快,大家一门心思干社会主义。寒春阳早夫妇俩总是骑自行车上下班,在车间牛棚跟工人一块儿干活。
有高官看到了,说一家美国人在陕北过得挺寒酸的,“老想把他们调到北京,问他们,他们老不愿意,不愿意离开生产。”阳和平说。1965年,他们不得已来到北京。阳早在电影发行公司,寒春在对外联络委员会,都是搞文化。
当时,寒春阳早特别强调不能住到友谊宾馆,那里全是外国专家。结果人家把她安排到更高级的新桥饭店,“气死她了”。
与普通人隔离的生活让阳早夫妇无法接受,1966年8月29日,他们联合另外两名外国专家史克、汤反帝写了著名的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道路?》。大字报里写道:“这种待遇是什么思想支配的?这是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修正主义的思想,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他们要求,生活待遇要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这张大字报很快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并迅速起到了效果,“把他们高兴死了”,阳和平说。
寒春在物质上有近乎偏执的朴素追求。1979年,国家派出一个奶牛机械化代表团访问美国,阳早和寒春是这个代表团的顾问。与她同在南郊农场工作的邢春华回忆道:“当时我们共14个人,赴美42天,吃、住、行、学习都是他们俩来安排。到了农场参观,就住在农场里,到了城里,不是住在华侨家,就是住在他们的亲戚朋友家。”一同赴美的刘国经则回忆道:“当时除了吃饭,就是租车还花了钱。租了两辆车,开始请华侨来开车,后来为了省钱,寒春自己当司机。她又要做向导、翻译,还要当司机,我们说请人来开,她坚决不同意,她说,革命就是要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最后,代表团仅使用了1/3的出国经费。刘国经说:“她最爱讲的一句话是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剩下的出国经费我们买了农机设备、零部件、冷冻的公牛精液,这花了大概1/3,最后还剩了2万多美元,回国后上交给了国家。”
60年来,寒春和阳早耗费毕生精力主要做了两件事:推进中国的养牛机械化和牛种改良。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红星公社奶牛场,寒春设计出新中国第一个直冷式奶罐,阳早设计安装了管道式挤奶设备。上世纪80年代,阳早、寒春移居小王庄,创建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奶牛场。寒春亲自设计了通风保暖的牛棚,以及喂料、挤奶、清粪用的机械设施,生产效率提高近10倍,所用投资不到外国同类项目的1/3。中国自主生产的成套奶牛养殖机械设备从小王庄走向全国。
上世纪90年代初,奶牛场又引进了计算机管理系统。寒春80多岁了,还在学习电脑软件,电脑里记录着每头牛的家世谱系、健康档案与生产参数。一天,电视播放美国研制出世界最先进养牛机械齿轮泵时,她颇为自豪地站了起来,“你们那是老黄历,我们早就应用市场啦。”
李维民介绍,小王庄奶牛场的几乎每一处细节都凝聚着寒春夫妇的智慧和心血。每一个设备都实用而精巧,每一头牛都漂亮而高产。他们几乎把养牛变成了一门艺术,并将所有研究成果无偿提供给想要学习的人。许多和寒春合作过的人都说,她把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功底和精神用到了培养牛上。阳早曾笑称,她就像一台“推土机”,无论科研遇到什么困难,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李维民说,1982年以前,全国平均每头牛每年的产奶量不到7000公斤。到1998年,寒春在中国农机院农机试验站养的奶牛,产奶量超过了9000公斤。中国乳品消费研究员、奶牛场管理专家梁子哲这样评价阳早和寒春:他们直接推动了中国奶牛业乃至乳业的发展,堪称“中国奶牛业的袁隆平”。
晚 年
寒春和阳早本来在城里有一套住房,但他们觉得住在大房子里是“一件很艰苦的事”,执意要住在小王庄的农机试验站里。
寒春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去牛场上走一圈,把200多头牛的日产奶量一一过目,回来再通过网络与美国的朋友聊聊天,晚上睡觉前在日历上把今天都做了哪些事情用英文记下来。寒春有一个签名本,每一个来访者都要在上面签个名,客人走后,她有时候还会在人名下面用汉语拼音做出标注。
2003年圣诞节,阳早去世。在阳早去世的次年,寒春拿到了中国政府为长期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颁发的第一张永久居留证,这大概是中国政府对寒春夫妻对于中国贡献的认可。当这名83岁高龄的老人出现在出入境管理处,有记者问她,“您有没有想过回美国?”她笑着回答,“我生活得很好。我在沙河工作,那里空气好。我和我养的牛在一起生活,为什么要回美国?”
2009年年底,寒春和阳早一起被央视“感动中国”列进候选人名单。
寒春的两儿一女都出生在中国,1976年前后,三人相继赴美。她的二儿子阳建平说,“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出像他们一样的理想主义者,比较难了。”
寒春曾说,在陕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尽管物质条件几乎是一穷二白,但精神很充实,心情很愉悦。“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理论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人与人之间很平等。”
李维民回忆,有一次寒春阳早跟他说,“在延安每星期都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会,老李,你们农机院的党员敢批评你吗?你敢跟部长提意见吗?我们在西安的时候,干部群众打成一片。”
寒春经常与李维民抱怨她的不满:“她不喜欢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认为过去那样挺好。有一次我们一起去一家餐厅吃饭,要上二楼。楼梯很窄,每次只能并肩走两个人,她跟我说,After you(在你后面走),我趁机就说,你看这不就是一部分人先走了嘛,没那么大的地方嘛。她一听这话不上楼了,很生气地说,我不吃了。”
李维民说他在寒春生前经常陪她站在乡野田间。听到鸟叫声,寒春便拿出望远镜循声望去:“呦,这个鸟还在!”“老李,那个是新来的。”不过更多时候,她会为鸟儿越来越少而惋惜。
阳早离世后,寒春曾带着3个子女在农机站种下了3棵杉树,阳早的骨灰埋在其中一棵树下,寒春本打算百年之后也长眠在这里。但寒春离开后,3个子女决定将二老的骨灰带到他们来到中国后最初工作的三边牧场。阳早与寒春的骨灰最终撒向了两人年轻时将梦想通往现实的地方。
他们的一生是最幸福的
前两天在家里讨论我母亲去世的事情的时候,我妹妹说了一句话:我们的父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不是我们自己的,他们是大家的。
我认为我父母的一生是让人羡慕的一生,他们崇拜的不是物质上的享受,追求的不是名和利,他们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他们崇拜的是毛泽东,他们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他们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他们的一生是最幸福的、值得庆贺的一生。
我母亲是一个多面手,她除了喜欢核物理以外,还喜欢拉小提琴、吹笛子、画画、野外生活,她还是奥林匹克滑雪选手,1939年冬奥会没取消她就是美国的选手了。但是由于她是知识分子出身,她对妇女传统行业比如做饭、洗衣服一窍不通。
参加中国革命以后,我母亲用自己学过的物理知识,设计过牛奶制冷器、铡草机,设计过牛场,也主持饲养过上万只鸡鸭。上世纪80年代她还带头搞过胚胎移植,这些都和她的专业没有关系,除了做饭外,她是干哪行专哪行、爱哪行。
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她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挖掘自然科学的客观规律,图的是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生产面貌。
在一个不为资本和少数人利益服务的大环境里,她可以把一个科学家的好奇心带到她所干的行行业业上去,她可以把个人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
她喜欢研究问题,她觉得行行有学问,行行有乐趣。她认为克服困难本身就给生活带来了乐趣和意义,因此,她能把自己的全身精力投入工作中去,充满热情。(寒春之子阳和平口述)
(本组文章综合《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第26期、7月4日《新京报》、7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6月16日《成都商报》,作者为以上报刊记者和实习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