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及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归”。有“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自知之明”就是要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认识自身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
在历史和现实中探索文化新起点
具体说来，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根和种子，人们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费孝通先生举了几个例子。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是强调世代之间的联系。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传宗接代，培育出优秀的后代。二是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凝合在一起，相信“和能生物，同则不继”，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三是设身处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是倡导以德服人，反对以力压人，追求“合理合法”、“礼法合治”等。这些都不是虚拟的东西，而是曾切切实实发生过或正发生在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里的真情实事，是从中国悠久的文化中涵育出来的精髓。
我们不但要了解传统，还必须从传统和创造的结合中看待未来。也就是说，要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同现在的条件和要求，为未来的文化探索一个新的起点。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而且是要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文化历史。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向当代文化和他种文化学习。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自觉还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知道新语境里中华文化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可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贡献。
中国文化为世界提供新思路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两大思潮。一是认为世界秩序必须建立在美国军事力量无可匹敌的基础上，也就是要依靠美国的强大力量来统治世界，听任他们占领全球资源，覆盖多元文化，推广单一的意识形态；二是世界大多数人的所思所想。事实已证明，美国的单边统治不但不可能成功，而且会导致更大的反抗和更多人的死亡。因此，必须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一种多极均衡、文化多元共生、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全球化”。中国作为一个历史久远、文化资源极其丰厚的大国，有可能、有条件抵制前一种思潮，为后一种思潮提供可能的新思路。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精髓为解决当前世界问题不断提供着新的思考方式，引起了西方文化界的广泛关注。
如关于“天下体系”的讨论。作为欧美对外政策基础的“帝国理论”带来3个世纪的战争灾难。西方传统开创了从“个人一民族国家一国际社会”这样由小到大的思考方向，最大思考单位止步于“民族国家”，“国际社会”只不过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场；中国古代的“天下理想”把“天下”看做“至大无外”的思考单位，从小的方面讲，有修身一齐家一治国一平天下，从大的方面讲，是“天下一国(诸侯)一家”，相信每个他者都是这个至大无外的“天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也就排除了不可通约的、绝对的“文明的冲突”，而这正是我们今日世界所渴求的。
“天下体系”作为不同于“帝国理论”的另一种概念和思考方式，渐为人知，引起世界思想界的重视。欧盟跨文化研究所所长阿兰?李比雄说：“一个更新的天下理论可能有助于为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混乱局面找到一条解决之道。”他认为这种“替换性”的思路可以帮助我们“撕破那种线性的逻辑”，“脱离那种目的论的时间和黑格尔式的历史愿景，而去考虑一种新的、开放的时间经验和历史经验”。香港大学原校长王赓武用“天下和帝国”作为他2006年出任哈佛大学讲座教授就任演说的主题，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
目前，人们深感必须对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批判，重建一种基于生活质量、可持续的文明。这就要依靠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努力和文化自觉。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一起互相完善。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重于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而不是西方启蒙主义所强调的“重塑”自然。两大精神潮流贯穿于今天，一是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他认为，为了达到这些共同的目的，让人类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需要不断开发新的思想和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