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传播权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权利，而政府对于公民以及媒介的言论管制只有在确有必要，并且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情况，才能酌情对一些传播活动进行规劝，否则任何的限制措施都是不合理，不应该的。政府与媒介以及公民个人不应该是层级差序关系，而是信息交互式传播中的平等关系。本文藉由近年网络引发的若干事件，认为网络舆情具有吸纳民意，有利于制度内的政策与网络舆论达成互动。
【关键词】网络舆情 表达权 自由传播
自由传播权作为表达权的衍生，是公民与生俱来的一项基本权利。而互联网在传播环境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成为“政府倾听民意新渠道，民众表达意愿新手段”。2010年4月12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发布了《2010年第一季度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对地方党政机关应对舆情热点事件的得失进行评价。其中，四川巴中“全裸”乡政府在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等指标上一枝独秀，进入总体较为得体的蓝色区域，而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则被判定为应对严重失当，被亮起“红色警报”。
一、因言获罪与自由表达
网上发帖，却被公安机关关进了看守所，2009年2月，河南灵宝人王帅，身在上海因发帖称灵宝市“以租代征”的违法行为，被灵宝、上海两地警察实行了“跨省追捕”，并且因“诽谤罪”被警方拘留了8天。而同一年的8月21日，湖北鄂州市人熊忠俊因在网上发帖称杭州“5?27”交通肇事案的出庭被告胡斌是替身，被湖北和浙江两省公安机关跨省追捕，湖北鄂州市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
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涉嫌“诽谤”或“造谣”的行为本无可厚非，但网络发帖人所反映的问题“不实”就要“因言获罪”吗？何谓“谣言”，我国法律中对其的定义至今依然存在着较大的主观解释的空间。这种对公民言论表达行为的规范性界定的缺失，很容易侵害到公民质疑、发表言论的正当权利。于是，很多以“造谣”“谣言”的罪名来扼杀或者妨害言论自由的事情会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因为网络世界的虚拟性，信息真假本来就靠自行判断的。“熊忠俊案”的实际结果是谣言不仅没有损害司法机关的威信，通过他的质疑和官方的澄清，反而消除了大家心中的疑惑，也让网民重拾了对司法的信心。这正是言论自由的终极目的――让真理愈辩愈明。
二、网络舆情――社会情绪释放
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多元化的现代社会里，公民之间的团结也许不能再由一种具有实体性的价值共识来维系，但基于信息和理性的平等、自由的对话与讨论前提下的公共决策的程序，将有可能使公民“持续的同意”成为社会稳定的核心纽带。①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对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使这种情绪不断堆积，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
我们的社会早已进入一种“媒介化社会”，政治的生存方式和运作逻辑都受到传媒的约束和牵制，可以说，“政治媒体化”已成为一种时代特征。互联网已经全方位地参与到个体与社会的媒介化建构当中，并逐渐成为当今推动媒介化社会建构的核心动力，成为“政府倾听民意新渠道，民众表达意愿新手段”。
网民们往往用一些言之凿凿的标题，只是想引起网友的注意，设计一个关注的议程。诚然，网络谣言的负面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当遏制恶意的谣言与保护言论自由发生冲突时，最为合理并且合宜的处理方式是权衡利弊，即“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借鉴美国司法实践中处理诽谤问题与言论自由的“平衡原则”。熊忠俊在发帖质疑政府部门时，他的身份是“公民”，而不是在事件处理过程中被称作的“无业人员”，无论他所从事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他针对政府提出的质疑，都是一个公民在行使宪法赋予他的言论自由权利。
有研究者指出，政府和媒介并不应该是垂直领导的层级关系，而是彼此有所互动，交互传播的平等关系。表达权是公民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宪法》将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自由传播的权利赋予公民，包括言论、出版以及表达权等。媒介是专门从事信息传播的主体，也拥有其法定的职业权利。“自由传播为原则，限制传播为例外”，除非一些极其特殊的领域与情况，公民和媒体的传播活动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包容而不是限制。在这一点上，法律应该给予更加明确的界定和保障。②
三、如何面对网络舆情
2009年10月，世界媒体峰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指出，中国已经逐渐纳入并且融入了世界交往的体系，中国的举动与世界相关联，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完全独立于世界体系之外；在技术层面上，中国也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社会，对信息进行封闭已经是不可能，不明智的了。
坚持贯彻政府信息公开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则。被亮起“红色警报”的贵州安顺警察枪击致死案、山西问题疫苗事件，有关政府和领导干部的应对方式是失当的。这些不成功的政府危机公关案例，不同程度上提醒了有关部门，面对社会信息传播渠道多元化，公众意见表达互动化的新形势下，怎样处理应对才能更好地达到预期的效果。对网络舆论被动应对或过分强调依靠应对技巧来应对舆情，并无益于社会深层次问题的解决。
当一种声音形成了一股舆论的浪潮，无论其是否具有真实性、可靠性，是否值得怀疑，一旦给人形成了深刻的第一印象，再强制性地用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辞去覆盖它、否定它，这样的应对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了。
2009年成都公交车燃烧事件的整个处理过程中，成都市政府的快速反应能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成都市方面的一位负责人这样说道，我们不和谁进行比较，快速公开有效信息，让民众获得最大的知情权，其实这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一句话，道出了关键。成功的政府危机公关，核心就是信息的透明和畅通。
通过网络这个平台，每个公民都能成为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的主体，每个公民都拥有信息传播的渠道和手段。应对突发事件中网络上各种喧哗声音，政府和新闻媒体除了积极主动地发布真实透明的信息之外，更要认真搜集和研判这些良莠不齐的舆情信息，对其一一作出回应，以把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打消公众的疑问。而因事件敏感或事件突然，采取不回应，不公布，甚至为了遏制某种声音而采取惩罚举措，不但不能缓和事态，更会激化矛盾，也与政府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一精神相背离。
在自由宽容的网络舆情氛围下，正确与错误的言论，真实与虚假的信息，会进行自由的论战与博弈。每一个怀有公共意识的理性公民，会做出自己的判断，政府尤其是宣传部门所要做的则是快速而准确的搜集和研判，及时公布真实的信息，始终处于正义公正的立场。同时，传统媒体对网络意见的适当报道，也会影响网络舆情，成为权威引导的外在力量。■
参考文献
①刘保华，《什么是网络问政的最后一公里问题》，http://epaper.省略/zgjsjb/html/2010-04/19/content_23103.html
②陈力丹，《2009年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09（12）
（作者：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08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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