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嘛、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熊,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一块五毛钱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然后这个人就把铁道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一块五毛钱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全。权利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利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呢,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利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松,34岁的律师。
2007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情了,然后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镜,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算说得再尖锐,我们也能通过!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希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然后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就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让他回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不计利害为这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去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