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那时天天打我,除了不打头,其他都是她的打击目标,打了之后我就像斑马一样到学校去,真的很丢人!两个女同学看到我老起劲儿了,说:“呀!周立波,你妈妈又买新拖鞋啦?”我问:“你们怎么知道?”她们说:“你今天这个花纹跟昨天那个花纹是不一样的啊!”我那种皮是很另类的。记得在我们那个年龄都会请木匠到家里面打家具,我家就来了一个。木匠带了个小孩,那个小孩经常要跟我玩,我不跟他玩他就哭。有一天,我把木匠锯下来的木屑、锯末之类的都放在碗里,用热水一冲。挺厚的一碗,像藕粉似的,然后我就骗他说:“哥哥给你吃藕粉哦!来,要一下子吃完的哦!给你吹吹啊――来,预备,啊呜――”他就真吃了,一口进去,“哇”就哭了,因为那种樟木锯末很辣很辣。
他一哭,我妈又是一顿打。第二天我就把胡椒粉撒在手背上,跟小孩说:“你想不想要很阴凉的感觉呀?”我给他示范,把胡椒粉放在鼻子跟前:“你一定要用力吸,要使劲儿,知道了吗?好,来试一下!预备,来!”好,又哭了。所以我的确是该打,很恶劣。
隔壁的一个好好阿婆好打小报告,我就想要怎么才能报复她一下呢?那会儿鸡是很稀奇的,买回来都要养着,不舍得吃。有一天,我看到好好阿婆那只浦东三黄鸡,用很高傲的眼神看我。我气不打一处来,就把弹弓的橡皮筋卸下来喂它。我喂了它29条橡皮筋,每丢一根,鸡都非常好奇地上来。“啪”一下子吞掉了,“啪啪啪啪”,29根下肚了,打结了。不一会儿我就发现鸡看我的眼神不对了,很迷茫。然后它就慢慢倾斜,脚慢慢地撑开,往后仰。整个身子就软掉了,我一看,吓死了,一只鲜活的鸡当场就变成一具尸体了。 起初好好阿婆觉得可能是鸡瘟掉了,快点把它杀了吧,眼见着阿婆拔完毛,把内脏取出来,等她把鸡的胃拨开看到29根橡皮筋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转过头来用恶狠狠的眼光看着我。哇!我真是被妈妈暴打了一顿,打到那个好好阿婆都不好意思了。 记得我那会儿坐在马桶上,旁边有杂物的,我看到了爸爸的套鞋。哎,这个鞋跟怎么这么厚?我用我爸的刮胡刀把它割开,一看没什么,又放回原位了,放好以后自己就有点害怕了,迟早要被知道的嘛。还好,两个星期没下雨,等到下雨的时候我都忘了这件事了,只看我爸爸回来之后每走一步都是“卟唧卟唧”的声音,两只鞋全进水了,于是我爸上报我妈,我妈继续打我。上海男的一般很少打自己的孩子,都是妈妈打,如果男人打自己的孩子会被别人认为娘娘腔的。
当时麦乳精实在非常稀罕,只有尊贵的客人来了才会拿出来泡。哦哟,我同学五六个人过来,一人一调羹,有的还再加一调羹――当然通常是加给女同学了,结果一下就没了半罐。那可怎么办?我把剩下的麦乳精全倒出来,把报纸放进去垫着,再把麦乳精倒回去,这样看起来又是一罐了。现在饭店那种牛肉下面垫着好多萝卜丝的菜全都是跟我学的。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海绵铅笔盒,那时候可是非常稀奇的。我旁边的一个女同学特别喜欢玩吸铁石和海绵,所以第一天用我就把这个崭新的海绵铅笔盒一刀拉开,把吸铁石分别送给了旁边的男同学和女同学。做完这事以后知道自己闯祸了,不能回去了,居然想到了逃。
下午没上课,先跑回家拿了五条年糕。三条插在腰间,其余两条给了同学。因为我是老大嘛,我说我们沿着北斗星走,去北京。我根本不懂哪里是北斗星,就是沿着铁路走。结果从市区走到郊区就走不动了。我发现不认识路了,就又回来了。到家以后不敢上去。躲在家门口。哇,没想到整栋房子的人都出来找我,我爸爸妈妈真的被吓到了。隔壁邻居一看我躲在旁边,把我一把抱上去了。我家当时住三楼,妈妈看到我就抱头痛哭,爸爸也急死了,问寒问暖,给东西吃,给我洗澡,所有人都来看我,这时候我想差不多该打了吧?可是没打。我竟然睡得好好的,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做很有道理。没过两星期,一闯祸。又逃了。
这次回来真的刻骨铭心了,我爸第一次打我,他是体育运动员,“啪”地一巴掌下去,就把我搞到位了,到现在为止都没再逃过。
当时家里靠墙边有个桌子,我妈妈每次回来以后我都会把它放在屋子当中,这样一旦挨打我好有迂回场地,妈妈追我的时候我就沿着桌子转。
有一次我技术失误,妈妈追得我太狠了,我“噌”一下钻到床底下去了,以为钻进去妈妈就抓不到了。想不到我妈妈把床板翻起来,然后把一边的出口堵住,我无处可逃,狠狠地被打了一顿!后来我就再也不钻床了!我从小就极有表演欲望,记得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可能是好多天没被打了,骨头有点儿轻。正值放暑假,家里面就我一个人,大热天的我把泡泡纱窗帘拉起来,把一整瓶墨水全部涂在脸上、身上,再用刀把家里的西红柿酱打开,涂在各处,好像七窍流血,还把多下来的西红柿酱抹在菜刀上,然后在家正中斜躺着,做成那种他杀现场,把我妈妈吓得尖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想引起大人的关注吧。
当时考上海滑稽剧团很不容易,报名的有两千八百多人,最后只收了16个人,姐姐第一轮海选的时候就被淘汰了。那时候我也就15岁,没经过正式的表演训练,基本上只考原始反应,所以严顺开就考我一悲一喜。考到喜的时候,他说家里面买了个彩色电视机,你开心吗?我说很开心。他问彩色电视机怎么样?我说非常清楚!他说怎么清楚?我说,哎呀!那真是黑白分明啊!毕竟小时候知道的形容词有限,所以要描述什么叫清楚只会用个“黑白分明”。结果严老师马上反问:“慢!彩色电视机怎么黑白分明?”我说:“今天放黑白电影!”他一叫停:“就是你了!回家等通知吧!”我们共考六轮,这是第三轮,我就被录取了。
上海襄阳南路上的“大可堂”是当年上海滑稽剧团的原址,1981年至1990年之间,我在这里待了差不多十年,家人那时最头痛的回忆就是经常全家去学校挨批。最后爸爸被批烦了。就跟老师说:“要不算了,你们把他开除吧,我们也没办法,教育不好。”我们在剧团住的是那种老洋房,二十米长的甬道没有灯,平时很怕人的,经常还放点布景什么的。我同学打热水必须要通过这条甬道,但是因为很害怕,就会唱歌给自己壮胆,我经常躲在黑暗里,等他过去了,跟在后面鬼吼,把男同学都吓哭了。当时差不多每两个星期我就会写一次检查,后来写检查跟开支票一样,都有套路了,基本抬头换一换就是了。我们是三年毕业,再实习一年,等我从学馆毕业的时候,馆长给我的毕业礼物就是我所有的检查,他说:“周立波,你今天毕业了,成为上海滑稽剧团的青年演员了!来,这些检查还给你!”我接过来一看,简直像《家》《春》《秋》一样,很厚的一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