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档案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1996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隐蔽的秩序》等作品，在国内广泛影响。
你不一定知道吴思，但你肯定知道“潜规则”。吴思率先提出了“潜规则”一词，有人称其为“潜规则”概念之父。
如今“潜规则”一词不仅渗透在日常生活的许多层面，而且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这个概念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工具，通过这一高度概括的词语，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这很重要，因为“潜规则”所指的那些东西，一直不为正统历史学家所重视，或者是有意忽视。此后的《血酬定律》、《隐蔽的秩序》让沉默多年的吴思成为当红学者。
日前，吴思尘封很久的代表作《潜规则》出新版本了，这对于喜欢吴思作品的人来说是一个喜讯。同时，吴思个人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吴思在其博客贴出的《我的极左经历》一文，让人真正了解了学者吴思的思想经历和他创作《潜规则》、《血酬定律》之间的因果关系。
理想主义者的困惑
1957年出生于北京军旅家庭的吴思和那个时代的孩子一样，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受到影响。那时候，只有九岁的吴思上小学三年级，学校长时间停课，吴思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读杂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1968年，吴思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两年后，回北京，在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
1976年3月，高中毕业的吴思响应毛主席提倡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到昌平县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下乡插队两个月，他就被提拔为生产队副指导员。
生产队里的麦田正浇灌浆水，社员自留地上的土豆还旱着。谁浇谁不浇、早浇或晚浇，和收成关系甚大。吴思带领一帮社员日夜轮班浇麦，他得到的指示是，集体的麦子不浇完，不给自留地供水。开头几天有社员向队委会提意见，抱怨自留地浇不上水。指导员和队长向吴思转达了意见，他用几句书本里的大话将他们顶了回去。为了“打退自家小生产”的“进攻”，吴思发动舆论攻势，召集本队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开会，讨论用水中的“两条路线”问题，还在黑板报上发表了《危险的口子》的评论，通过大队的大喇叭广播出去。这种从报纸上学来的宣传招数不太管用，夜里总有扒口子的人，社员偷偷截水浇自留地。
一天下午，吴思在巡查时看见一位年近四十的贫农扒水浇自留地。吴思上去制止，先说好话，不管用，贫农骂副指导员不顾贫下中农的死活：“你们知青有饭吃，就往死里整我们贫下中农！你干脆一铁锨劈死我得了！”说着就伸过头来。吴思看说好话没用，便自己动手堵水渠，他堵一锹，贫农扒一锹，最后演变为推推搡搡，吴思脚下一滑，一个趔趄跪在一块尖石上，当时膝盖就肿起来了。贫农怕事，立刻住手，仓皇跑掉。队委会开会专门研究用水问题，吴思坚持自己的观点。队长并不和他正面争论，说毛主席说贫下中农的吃菜问题也应该重视，再说，分给社员自留地也是毛主席的政策，地分给人家了，就不能不让人家种，不能不让人家浇水。他建议白天集体浇麦子，夜里社员浇自留地，谁先谁后，抓阄决定。队委会七个成员，六个同意队长的意见。吴思此时才明白，集体主义在农民心里的分量，同时也明白书本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在一些时候完全是一句空话。
另一次受挫是“星期六义务劳动”。下乡插队之前，吴思在中学当了几年团支部书记，按《伟大的创举》中的教导，多次组织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农村后，他接任第三生产队的团小组长兼青年突击队队长，又把“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搬到了农村。第一次成功尝试后，他作《流汗歌》一首，登在黑板报上，诗写得有些矫情。在胜利的鼓舞下，他又有了更宏大的设想：将不计报酬的义务劳动，从每周一天逐步增加到两天、三天，最后取代有报酬的劳动，在他们生产队，继而在他们村，率先实现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形式。三四次后，主动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社员只剩下吴思自己。下乡插队前（1974年），吴思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他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有人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他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他在大港油田干活，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他大惑不解：最先进的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
回顾这一段经历，吴思惊奇地发现：意识形态把普通人描绘成精神最干净、最关心集体、最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他的期望值。可是现实与从书本上学到的，远远不是一回事。他中学时代在心中构建的教条图景，接触农村实际后，遭遇重创，他无法分析原因，甚至无法表达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重创。
关闭后又开启的高考之门
吴思曾经在公社大喇叭里放出大话:“招工不走，招生不去，永远扎根在贫下中农的心里。”这句大话给吴思在农村当大队书记、升官，预留了一条路，却完全堵住了进工厂和上大学的路。一个和吴思同样肩负重任的知青朋友劝他：“我试着扎根了，但发现心里是一片沙漠，你扎根其中也无法成活。”这个人后来考上了清华，可是吴思的大话余音缭绕，报名高考无异于自打耳光。他咬紧牙关，不理父母的请求，不报名，不复习，默默抵制了那年的高考。伙伴们去公社交高考报名表的时候，吴思正爬在树上打核桃。秋色西来，天高云淡，吴思胸中激荡着自我牺牲的悲壮感。
1978年，社会大变动的各种迹象越来越显著，大队书记和公社负责知青工作的副书记先后找吴思谈话，表示支持他参加高考。吴思表面上显得不太情愿，答应考虑考虑，暗自却高兴有这个就坡下驴的机会，自欺欺人地想:上大学也是为革命，本事大了可以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1978年秋，吴思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考分到达村里的时候，人家跟他说，你的分数特高，赶快去看看。他不动声色，回到宿舍取出镰刀去看秋。所谓看秋，就是秋收季节，总有人偷东西，大队要派个最愣的人去看护。吴思拎着镰刀往村外走，走到没人的荒地，按捺不住一口气跑到山梁上，大气不喘，蹦得老高。
触及现实的“内部规章”
1982年大学毕业后，吴思被分配到《中国农民报》(后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一封读者来信说，开封地区农业部门领导大量批条子，把按计划分配的平价化肥批给自己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再转手。当时化肥的分配也有一套规矩，农民交平价粮，国家平价收购，国家作为回报也给了平价的化肥。可是农民说我们买不到平价的化肥。他们一行三人到开封去调查。一户一户的问，农民几乎都说买不到，跟队干部关系好的说见到了，在队长和会计那儿。他们从上到下往下查，省农资公司、地区农资公司，一直到县，每一层都往外批条子，大官小官谁批多少，都有规矩，大家都知道分寸。化肥一路批下去，到了农村，就好像水管一路滴漏，到了家里拧水龙头，只剩下两滴，一滴滴到了队长家里，一滴滴到了会计家里。其实，这是后来司空见惯的“双轨制牟利”和“权力寻租”：政府压低价格，制造出一大块利益，这利益本属于民众，但官员运用权力把它拿走了。采访结束时吴思明白了一个道理：在种种的文件后面，实际上存在着不成文却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吴思非常想找一个词来表达这种现象――有一套东西在支配着社会的运行，支配着资源的分配，那套东西既不是文件上写的，也不是市场的规矩，那是什么？当时他挖空心思找这个词，第二天见报时吴思用的词叫“内部章程”，那是吴思第一次努力把这种现象表达出来。
一场官司引发的史学著作
1992年吴思在《农民日报》工作时，副刊想连载一部作品。报社鼓励吴思尝试写个三五万字的东西。吴思把陈永贵的所有材料看完之后，发现这些材料足够写一本很像样、很完整的书，于是吴思独立写作完成了第一本书《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
2002年4月，《北京青年报》连载了《陈永贵沉浮中南海》，北青报一连载，社会影响大了。书中提到陈永贵参加过日伪特务外围组织“兴亚会”，当过大寨村伪维持会的代表。陈永贵的夫人和儿子告吴思无中生有，杜撰情节。
吴思认为他的证据是确凿的，而且几个证据之间互相支持。例如当时山西省革委会主任、省委书记谢振华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在审查九大代表资格期间，陈永贵曾经向他哭诉，说自己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等。陈永贵的长子在《我的父亲陈永贵》的文章里也写道，他的父亲当过伪代表。他说，在那种特殊的情况下，这种行为客观上保护了大家。但法庭一审认为，吴思提交的四条证据权威性不足，不足以证明陈永贵参加过“兴亚会”、当过伪代表。
一审败诉后，吴思请了名律师莫少平，补充了新证据，其中有县志的材料，还有一份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中组部，《关于陈永贵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的文件，结尾处有陈永贵自己的签名。吴思书里面提到的陈永贵的历史问题，这份文件里都有，而且讲得更具体。但是，二审不提县志材料，对中央文件也不予评论，坚持认为吴思在引用当事人回忆的时候缺乏考证，坚持判吴思败诉。吴思不明白，几个当事人写下亲见亲闻的事情，并且彼此支持并无矛盾，还要让后人如何考证，还能找谁去考证。可是最后中级人民法院又判吴思败诉。
输了官司的吴思损失了两万元，顶一年的工资了。可这对吴思未必是一件坏事，吴思从那时起开始潜心研究司法和历史，对某些社会现象进行深入思考。
潜心读史后的一举成名
1993年，吴思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后来又在香港一个传媒集团的下属公司编了半年书。其间他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其他事他都没干好。于是开始静心读史。从离开农村上大学，到在报社参与调查“内部规章”，吴思从理想到理论再到现实，思考着，挣扎着，与其说是关注中国历史，不如说是希望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做出准确解释。
《农民日报》的一位老领导拉吴思去《炎黄春秋》杂志，这种历史杂志正合吴思的心思，于是就在潜心读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
吴思研读《万历十五年时》，有个问题一直困扰他：明朝朱元璋反腐力度很大，动辄杀头，杀人如麻，把皮剥了填上草，挂在大堂，警示贪官，为何腐败仍一再蔓延，到后来朝廷垮台了？吴思隐约感觉可以用“内部章程”或类似的概念来解释。揪着朱元璋时期的明朝仔细看了个究竟，这个模模糊糊的概念渐渐清晰了，觉得可以写一篇文章。他写了第一篇《当贪官的理由》，意犹未尽，又接着写了五六篇。那时他对历史读得深入，量越来越大，欲罢不能，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在描述了造就潜规则的力量后，他继续追究隐藏在各种规则深处的规则，终于，他看到了决定规则的规则――“潜规则”。当吴思找到“潜规则”这个词时，困惑他多年的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了。“潜规则”一词帮他找到“潜规则”的观察角度，读史时就开始留心那些不明说的规矩，即隐藏在正式规则之下、实际上也起到支配中国社会运行作用的规矩，眼前豁然开朗。
再看《万历十五年》，便发现作者黄仁宇绕来绕去一直想说明白的，正是这“潜规则”。
有了独特的观察角度和理解重大历史变革的感性基础，吴思形成了对重大问题的直觉，因此就有了拿出自己答案的勇气，他写出了《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潜规则”一词的贡献在于，它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的新视角，也是一种新工具。通过一个高度概括的词语，历史上那些上不得台面的官场运作规则，有了“明白”的解释，从而形成一套有别于“正史”的新话语模式。此后的《血酬定律》、《隐蔽的秩序》，更让沉默多年的吴思成为当红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