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词三作者? 《东方红》这首歌的曲调源自晋西北民歌《骑白马》:“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嘿哟,打日本就顾不上。要穿灰,一身身灰。肩膀上要把枪来背,哥哥当后抖起来,呼儿嘿哟,家里留下小妹妹。”
歌曲屡历编改,终于1945年11月,由著名词作家公木执笔,保留了原创第一段,把“谋生存”改成“谋幸福”,又续写了三段歌词;由作曲家刘炽在原来的旋律上经过调整,重新编曲并指挥,东北文艺工作团全体人员参加,冠之以“东北红”之名在沈阳登台演出。至此,《东方红》曲词正式“定格”。1964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引发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果,更将《东方红》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推向极致。
早在1956年的《人民音乐》杂志第二期上,刊登了一篇署名王鼎南的文章《为什么不写出“东方红”词作者的姓名?》,文中指出:“长久以来,我有一件事感到很奇怪,也感到气愤。歌曲《东方红》的词根据报刊报道说是陕北农民李有源同志1944年创作的,曲子是用了一首陕北民歌。既然是这样,那么……”随着王鼎南的这一质疑,公众的焦点再次转向词作者,那么词作者到底是文中提到的李有源还是另有其人?
在百度中输入“《东方红》词作者”,相互交替着呈现在眼前的共有三个名字:李有源、李增正、李锦旗。其中李有源、李增正为佳县人,关系为叔侄,被后人称为“佳县二李”,而李锦旗据载曾为李增正的小学老师。
佳县二李与《东方红》
佳县是个出民歌的地方。李有源、李增正叔侄俩都是佳县唱民歌的好手。音乐界的人都熟知,解放初期,《东方红》的词作者署名是李增正。1952年,陕西省委与绥德专区召开文艺创作者代表大会,李有源在会上作了“我是怎样编写《东方红》的”发言,因之成为新闻人物,大幅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自此,李有源取代了李增正,成为《东方红》的当然词作者。悠悠数十年,李有源的名字伴随着《东方红》的传唱而传扬,“文革”中达到顶峰。记述李有源编写《东方红》的文章被编入中小学教材,拍成电影。
关于李有源创作歌词的过程,还流传着数个版本,一是有报道撰文说:一天早晨李有源担着粪筐拾粪。由于佳县县城地势较高,在上坡时忽然看到东方的太阳刚刚升起,又看到墙上的大标语“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于是有感而发,就顺口唱出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回家以后兴奋地在石板上又写下第二段和第三段歌词,《东方红》就这样完成了。另外的版本则称李有源是在进城卖菜的途中,看到太阳升起而构思出了上述歌词……
李有源逝于1955年,墓碑上书“《东方红》作者李有源之墓”。
李锦旗与《东方红》
李锦旗这个名字再度闯进今人的视野,源自我们前面提到的乐坛宿将、《我的祖国》及《让我们荡起双桨》等著名歌曲的作曲刘炽先生的一番回忆。
1944年秋天,刘炽还是一名延安“鲁艺”的学员,在演出途中巧遇移民模范李有源叔侄。当时,“鲁艺”为配合工作,赶排了一部移民题材的秧歌剧《下南路》,他们很想为该剧再增加些生活素材,于是就与李有源叔侄俩攀谈起来。谈话中,李有源说:“我们为宣传移民还编了个歌。”说着就和李增正唱起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呼儿嗨呀,他是人民大救星……”因为此歌与移民有关,刘炽他们就把这首歌用在了《下南路》剧里。那年在佳县演出之余,刘炽去县立中学为学生合唱队辅导歌曲时曾经唱起这首歌。县立中学的音乐老师告诉刘炽,这首歌他们早就会唱了,歌词是他家附近一个小学的李老师写的。李老师共写了四段,县委宣传部嫌长,去掉了一段,第一段歌词和刘炽唱的词一样。
这段话留给了刘炽很深的印象。尽管岁月流逝,这首歌却一直成为“鲁艺”演出的保留节目。除了第一段歌词不变外,根据形势需要,他们往往现编几段歌词演唱,就这样走一路唱一路,一直唱到东北。1945年11月,《东方红》歌词最终定稿,再未出现过改动。
岁月如流。2002年国庆节到来之际,中国音乐协会主办的《中国音乐信息》报,特别约请了同刘炽有过亲密接触的孙韶先生。孙韶借助他的亲身采访撰写了长文《一首由陕北民歌衍变成的“颂歌”:鲜为人知的〈东方红〉往事》,连载于该报,提及《东方红》真正词作者是青海省西宁市原农牧局长、离休干部李锦旗。
文中称李锦旗创作《东方红》的想法始于1943年春,1944年边区政府号召佳县、吴堡等地贫困农民向南移民,开发荒山。李有源叔侄在移民队伍里,路上为了给大家解心焦,就编写了有九段歌词的《移民歌》,其中前段就是李锦旗的《东方红》第一段歌词。
而同年3月11日,延安《解放日报》在题为《移民歌手》的报道中,着重描述了李有源叔侄的事迹,同时附上了其编写的《移民歌》九段歌词。客观地说,此篇报道为日后李氏叔侄成为《东方红》原词作者埋下了伏笔。
理性的声音
时光荏苒,乱尘飞扬的时空变幻中,一路走来已是另一个多彩的世界,李有源叔侄也罢,李锦旗也罢,《东方红》留给了几代人不同的思绪与反响。笔者为此走访了20世纪50年代初担任毛泽东主席秘书兼保健医生的王鹤滨老人,请其就该署名事件谈一下看法。
老人说自己在延安工作时期就对晋陕西北民歌有着浓厚的兴趣,那高昂、舒缓、凄凉的调子,让离家在外奔走的人们既感慨身世又对未来充满希望。他在1945年听到这曲《东方红》时,感到曲调格外优美,歌词朴实简练,琅琅上口。
老人认为,六十多年过去了,《东方红》从1944年初现,到1945年的定格与传唱,其间数易其词,客观地说应该算得上集体创作了,因为词作家公木先生等人在最终的定稿工作中也花费了大量心血。究其实无论李有源还是李锦旗,都曾为《东方红》的普及与传唱付出过很多努力。■
(责任编辑/吕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