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党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陈独秀与高语罕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演绎了一段传奇交往：两人相识于早稻田大学，其后并肩战斗在五四运动中，接着陈独秀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出任一至五任中央局书记、中央总书记，高语罕作为第一批党员与其亲密合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携手奋斗；再往后，陈独秀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堪称陈独秀代言人的高语罕也被开除出党，历史再一次见证了这对“难兄难弟”的“同病相怜”；及至最后，陈独秀受人挑唆与高语罕绝交，两人于贫病交加中寂寞谢世。
初识
1906年9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赴安徽芜湖皖江中学任教。彼时，腐朽无能的清王朝为了扑灭全国各地的反清烈火，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进步群众。在安徽巡抚恩铭的血腥镇压下，安徽各地曾经一度高涨的革命形势逐渐被镇压了下去。
倾心革命的陈独秀不甘于革命形势的低落，他以皖江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一面利用芜湖图书社来联络革命党人，进行革命活动，一面与体育教员柏文蔚效仿上海暗杀团形式，在关帝庙前“歃血为盟”，成立暗杀组织，冀望用暗杀这一手段，来除掉残暴的清廷官吏，推动安徽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但就在他与柏文蔚一同北上，到皖北发展反清势力，即将与“淮上豪杰”联成一体之际，却被芜湖“奸民候补道记汪云浦告密于恩铭”，恩铭又上书两江总督端方，端方立即下令缉拿。随后，在安徽地方当局的严密搜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被迫于1907年春第四次东渡日本。
到达日本后，陈独秀进入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语，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西欧文化。也正是由于在早稻田大学学习的机缘，陈独秀结识了高语罕，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倾心交往。
高语罕原名高超，号一羽，笔名赤羽、素心，1888年出生于安徽寿县正阳关盐店巷。高父为一私塾塾师，精通汉学，在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高语罕亦具备了较深的文字功底。文人相惜，日后陈独秀等人振臂一呼，发起在中国近代史上意义重大的新文化运动，高语罕随即积极响应，在《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众多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冲锋陷阵的猛士。
读了几年私塾之后，高语罕转入凤阳经世学堂学习，后又于1905年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与同时代的其他有志青年一样，此时的高语罕亦满怀拳拳报国之志，他随即踏上中国留学生漫漫的“留东”路程，于该年秋天东渡日本，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那“能使国家富强的技艺能事”。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经人介绍，高语罕还加入了同盟会，开始走上反对清朝统治的道路。
在同盟会的一次革命活动中，陈独秀与高语罕相识了。当时陈独秀已是留学生中的传奇人物，是当时进步留学生心中的偶像。
见到陈独秀时，高语罕一阵兴奋。陈独秀那乐观大气的革命豪情、渊博的学识、敏捷的才思，以及对政治问题精辟的分析，都让高语罕深为叹服。而思想激进、倾向革命、对封建三纲五常旧礼教异常痛恨的高语罕，也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民主共和的向往与对封建制度的反叛，使得两人迅速走在了一起。就这样，一直到1907年年底高语罕回国前，陈独秀都与其往来密切。两人常聚在一起切磋文学，交谈时事，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1907年4月2日，沙皇俄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悍然批准《中东铁路管理局组织大纲》，其中规定中东铁路局有管理沿线地区民政、地亩、交涉、医务、学务、出版等权限。消息传到日本，以陈独秀、高语罕为代表的爱国学生十分愤恨，他们遂举行集会，抗议沙皇俄国不断侵犯我国东北边境的罪恶行径。日本政府对此采取了高压政策，高语罕还被驱逐回国。
与陈独秀依依惜别回到祖国后，高语罕先是赴安庆参加著名革命党人柏文蔚领导的秘密反清活动，次年11月19日又参与了熊成基、范传甲等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稍后还辅助皖籍激进革命诗人韩衍创办了《通俗报》。《通俗报》创刊后大力宣传革命，堪称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之姊妹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随即纷纷响应。次年1月2日，安徽正式成立军政府，先由孙毓筠任都督，后由柏文蔚接任。柏文蔚任都督后，随即委任陈独秀为都督府秘书长，组织革命党人编为安徽青年军，高语罕被任命为青年军秘书长。
陈、高两人自早稻田大学分别后便许久未见，此刻能一起共事，皆欣喜异常。也就是这段并肩战斗的风雨历程，让陈独秀与高语罕结下了深厚情谊，为其以后携手编辑《新青年》、领导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下了基础。
风华正茂之年
1913年6月30日，窃取革命胜利果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以柏文蔚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为名，下令免去柏文蔚安徽都督之职。稍后，柏文蔚由上海秘密返回安庆，毅然于7月21日树起讨袁旗帜。
10月21日，袁世凯的爪牙、时任安徽都督的倪嗣冲发出通告，捉拿革命党人，第一批名单有二十人，陈独秀赫然被列为第一名“要犯”。在反动军警的严密搜捕下，陈独秀在安徽无法藏身，遂潜往上海，后于1914年7月东渡日本，直至1915年6月始回国抵沪。
而还在柏文蔚发动的讨袁之役开始前，高语罕好友韩衍已被刺身亡，稍后又目睹自己为之奋斗多年的革命遭受失败，高语罕内心极为痛苦，遂前往山东青岛任教。为掩人耳目，他还将自己的名字由高超改为高语罕。稍后，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高语罕又于1914年辞职由青岛转至上海，以写作谋生。他在《神州日报》上发表《青年军讲义疏笺》，号召完全革命，希望借此纪念好友韩衍，稍后又出版辛亥革命个人回忆录《百花亭畔》，渐成上海一文学名家。
由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开始积极筹办其“能令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的杂志――《青年杂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1915年9月15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极具影响的《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创刊号问世。《青年杂志》创刊后，为了进一步提高杂志的知名度，陈独秀开始联系当时名家征求优秀稿件，他想到了高语罕，便诚心向这位昔日的好友约稿。
接到陈独秀的稿约后，高语罕奋笔疾书，先后于《新青年》发表《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等多篇文章，渐成《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在《青年与国家之前途》一文中，高语罕着重强调了共和民主国家的实现与青年的关系问题，他拿老年、幼者与青年作比较：“老者血气既衰，殆如秋草斜阳，萎谢之期将至；幼者年力未壮，方似春芽初发，郁茂之日尚早。而国势危亡，迫不及待，求于此十年之内，能以卓自树立，奋发为雄，内以刷新政治，巩固邦基，外以雪耻御侮，振威邻国，则舍我青年谁属？盖民为国之根本，而青年又民之中坚也。”
在《青年之敌》中，高语罕更是从主客观方面分析青年发展的敌人：“家庭的子孙观念、早婚恶习，社会风气，升官发财的人生观等等均为青年之敌。”他把国民心智方面的缺陷也视为青年成长的敌人。高语罕还列举了“笼统”、“将就”、“敷衍”、“得过且过”、“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及“观望”、“首鼠两端”等国民惰性、劣根及其主客观方面形成的原因，对青少年极尽循循善诱之力。
当时，高语罕此两文发表后，一时间举国震动，无数青年为之欢欣鼓舞。陈独秀更是欣喜异常，在其眼中，高语罕俨然已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两人情谊由此更上一层楼。
此后不久，经时任安徽省立五中国文及修身课教师刘希平的介绍，高语罕前往五中任学监兼授英文。虽然离开了陈独秀，但高语罕还经常与之通信联系，讨论新文化运动问题，将其寄来的《新青年》、《新潮》、《星期评论》等分发给学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支持老友陈独秀，高语罕还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发动学生联络芜湖各校，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
在这期间，高语罕还在陈独秀支持下编辑出版了通俗易懂的教材《白话书信》。《白话书信》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高语罕遂成安徽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白话书信》共发行十万余册，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语罕极受鼓舞，他随即于1923年春前后由李大钊介绍加入其中，成为中共最早的五十名党员之一。稍后，高语罕与章伯钧等共赴德国留学，入哥廷根大学学习哲学，两年后学成回国，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后被派往平民女校任教。五卅运动爆发后，高语罕转任上海总工会宣传科主任，兼任上海大学教授，后又被陈独秀派到芜湖，指导国共合作后的安徽国民党省部事务，并建立中共芜湖特别支部。不久，高语罕又受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聘请，担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教授《政治学概论》。
在黄埔军校教授《政治学概论》时，高语罕在陈独秀的影响下大力提倡白话文，他认为白话文要成为革命事业的宣传工具，“要普及，用到革命生活一切领域中去”。文史学家张卫强曾记述了高语罕在黄埔军校课堂上的一次精彩讲演，当时高语罕讲道：“同学们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也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没有对象的未婚者，以我在学生时代的经验，用文言文写爱情信，不如用白话文写爱情信，这是最能表达内心情感的，诸位努力吧！”这番道理讲得通俗、风趣，再加上高语罕为人十分和蔼，遂被誉为“最受学员欢迎的政治教官”。
也曾生死与共
“中山舰事件”后，高语罕转赴上海，1927年3月又追随陈独秀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社社长，并任在武汉成立的安徽党务干部学校校长。
这年7月，汪精卫背信弃义地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人，高语罕不顾生命危险，毅然于当月下旬参与发动南昌起义的联络准备工作，曾同廖乾五等秘密会见叶剑英，获知汪精卫、张发奎召开庐山会议反共的阴谋，并将之告知于党。8月1日，也就在高语罕三十九岁生日的这一天，他参加了南昌起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秘书。高语罕当时还受命起草了《中央委员宣言》，于起义当天在南昌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行径。随后，起义军南下广东受挫，高语罕被前委派去香港进行联络工作，不久移居澳门。
八七会议后，高语罕辗转前往上海，参加中共春野书店支部活动，参与指导太阳社文艺工作。也因此工作机缘，高语罕与陈独秀过从更为亲密。此时的陈独秀已离开中央领导岗位，在上海处于隐蔽状态，其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皆由高语罕代为办理。
不久，中共中央指示陈独秀、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在这之前，陈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刚被国民党杀害，长女筱秀来上海奔丧，忧愤之下亦暴死于上海医院。一年之内三个儿女相继离去，陈独秀已十分悲痛，时常老泪纵横。此时，看到中央的指示，倔犟的陈独秀不同意由他负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愿意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处理，拒绝前往苏联。
在与陈独秀的来往中，高语罕由发牢骚、诉不满到在陈影响下拒绝赴莫斯科检讨，最终于1929年11月与陈独秀、尹宽等人同时被开除出中共。12月15日，高语罕还和陈独秀等八十一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此后，高在政治上逐渐消沉，为自己的悲情人生埋下了伏笔。而他与陈独秀两人则因此而关系更近，堪称相濡以沫，生死与共。
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由于叛徒出卖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后被移送南京监禁。被囚后，陈独秀还将其最为挂怀的妻子潘兰珍的生活托付给了高语罕。11月30日，他曾致函高语罕：“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存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
稍后，当高语罕告诉陈独秀潘兰珍已去南通，待托付养女之后要来监狱探视时，陈独秀又于12月13日致高语罕的信中动情地让他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近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在致高语罕的信中，陈独秀还托告潘兰珍捡出羊皮袍及驼绒被这两件衣服的当票，以备赎取。后来，闻知潘兰珍即将来监狱看他，陈独秀又写信叮嘱高语罕，要他“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
而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正在浦东娘家，当她在报纸上看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和照片时，大吃一惊，万般无助之余，她也首先想到了高语罕，连忙找到高，探听丈夫的消息。
看到陈独秀与潘兰珍两人如此地信任自己，高语罕十分感动，他曾对潘兰珍说：“先生的事，你已全清楚了。没想到你对先生如此一往情深，对他的事全无畏惧，真是难得啊。先生已给我来信，让我转告你，他的案情无大的危险，请万勿惧虑……在你回娘家时，他为生计所迫，把你的两件衣服也当了。而且，在相处这么长的时间里，又一直隐瞒真实姓名，你一定有怨言吧。你是个明白人，先生这样做，也是万般无奈的事，兰珍女士定要包涵、谅解……”寥寥数语，他与陈独秀夫妇的深情厚谊，尽显其中。
此后不久，国民党特务开始注意高语罕，他随即潜往香港，直到1937年“八一三”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舆论的谴责下不得已释放陈独秀，高语罕才离港返皖，回到正阳关家中。
共度危难
1937年9月，高语罕随陈独秀前赴武汉。到武汉后，他用高超的名字领了难民证，住进汉口的难民所（此时汉口各学校停课，改为难民所，每日由公家供应稠粥两餐），并与在汉口的《新民报》取得联系。《新民报》后由汉口包轮迁往重庆，高语罕也搭乘该轮到了重庆。稍后陈独秀由汉口乘轮到达重庆，高语罕随即前往朝天门码头迎接。
此后，由于陈独秀在重庆的演讲或文章中常常口无遮拦，影射攻击中共，使得一些朋友甚为不安，加上陈独秀高血压病日益严重，重庆天气又太闷热，对病不利，日机又空袭频繁，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国民党特务还处处监视他的行动，陈独秀遂甚感沮丧，高语罕亦为此忧心忡忡。
彼时国立第二安徽中学（后改称国立第九中学）在江津成立，实际负责该校校务的总教导主任兼高一分校校长邓季宣（邓仲纯胞弟）和陈独秀是好友。鉴于此，陈独秀遂于1938年8月3日应皖籍名医邓仲纯的邀请举家迁至江津。作为陈独秀的忠实追随者，高语罕亦随其自重庆移住江津。到江津后，高语罕一面佐助夫人王丽立行医，一面靠卖文为生。
陈独秀刚到江津不久，胡宗南、戴笠便在蒋介石指示下前来“拜访”。
待其敲响陈独秀寄住房屋的门时，出来开门的由于是高语罕，胡、戴二人立即上前向其鞠躬。高语罕将二人请进客厅后，又进里屋请出了陈独秀。其后，担心着陈独秀的安全，高语罕与夫人王丽立寸步不离陈独秀。
稍后，陈独秀起身送客，高语罕领着戴笠与胡宗南走了出去。一直看着戴笠与胡宗南走得没有踪影，高语罕才放心地返回。
此事过后，陈独秀从白沙镇迁至位于江津西南鹤山坪上的石墙院，一直到1942年5月27日去世。
在江津的这段日子里，陈独秀与高语罕两人生活都十分艰苦。好在陈独秀由于有其北大学生资助以及一些朋友的援助，生活还算过得去，但高语罕却生活艰难，为维持生计，他甚至还化名为重庆《新民报》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费。曾任《苏南文艺》主编的章品镇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一书中提及时任《新民报》编辑的张慧剑，如是说道：“慧老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高语罕来投稿，他与这位……名人认识了。抗战胜利东还，高无以自活，慧老就为他找卖文的路，结邻而居，便于照应他的老、病，直到为他营葬结束……”高语罕生活之清苦，由此可见一斑。
而陈独秀亦时时刻刻惦记着高语罕，在1940年9月25日给好友台静农的书信中还有“……敌人不入川，则到处可居，倘入川则大难矣，弟尤大难。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邓六先生有可靠之亲友在乡间能容我避居否（总须离场稍远）？语罕所居万家山不知情形如何”之内容，足见两人感情之深。
苦中有乐，此时两人最惬意的，恐怕就是去支那内学院与欧阳大师等人交谈了。支那内学院是由江苏南京迁往四川江津的一个研究印度佛学的单位，它当时还是江津公园所在地，院内种满了树木花草，风景秀丽。著述之余可与友人聚在一起，谈诗论词，朗诵吟咏，交流诗作，相互评头品足，陈独秀、高语罕均感其乐无穷。
绝交
1942年3月底，高语罕受到了一次严重打击：好友陈独秀受人挑唆，竟与其绝交。
事情还得从3月29日说起。原来，29日当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在县城东门外广场召开纪念黄花岗烈士牺牲三十一周年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六周年群众大会，在会议结束时，主持大会的罗宗文县长号召大家要继承总理遗志，发扬烈士革命精神，抗日到底，打败法西斯……最后他礼节性地问主席台上其他人员是否还有话讲。
这本是一种客套，会议议程也根本没有安排其他人员讲话，但万没有想到的是，台上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先生在女儿的搀扶下，走上前台激动而又大声地讲起来。他声色俱厉地将话锋直指陈独秀，说陈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散布悲观情绪。
在《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中，陈独秀曾这样写道：“在这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德国可能会胜利，中国抗战有可能失败，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为半殖民地。”此刻正值抗战关键之时，陈独秀此文确有不妥之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就曾指责该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并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其续篇《再论世界大势》也遭封杀。
这个老头叫凌铁庵，是辛亥革命元老。由于德高望重，他常被邀请参加当局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凌铁庵与陈独秀是老乡，平时也有交往，他甚为关注抗战进程，主张抗战到底，因此对陈独秀此时发表文章散布消极悲观情绪十分不满，遂在大会上公然提出反对。
凌铁庵对陈独秀进行了批驳和盘诘，一时间全场震动，大家议论纷纷，全都责难和攻击陈独秀，次日江津报纸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陈独秀很快就知道了此事，他感到尊颜扫地，无地自容。他躺在床上，郁郁寡欢，病情也日益加重。陈独秀恼怒地认为在会上打出第一炮的凌铁庵就是当局专门请来骂他“仲甫是反革命”的，高语罕便是这起事件的幕后策划者。于是，他立即与高语罕断绝关系，高语罕也被迫离开陈独秀。
据高语罕事后的解释，事情是这样的：陈独秀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在重庆《大公报》(1942年3月21日)发表后，招致各方非议，由此续编《再论世界大势》为当局扣压不发。3月29日，国民党江津县党部召开大会，请了外省籍的一位老国民党员演讲，而此人在讲话中则对陈独秀的那篇文章大加攻击。会后，有两位友人向陈独秀谈起此事，称这是高语罕幕后策划的。陈独秀听罢，对高非常气愤，并嘱友人和潘兰珍今后不再理睬高语罕。果然，稍后当高语罕约其他友人一起去探望陈独秀时，陈独秀也就只与别人交谈，对高置之不理。
高语罕离开时，陈独秀身体非常糟糕，但因陈性格倔犟，受冤的高语罕也没有向他作过多解释……两个月后，即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在贫病交加中于江津石墙院溘然长逝，高语罕闻知噩耗立即赶回奔丧，并负责料理后事，且送挽联：“喋喋毁誉难凭！大道莫容，论定尚须十世后；哀哀蜀洛谁悟？彗星既陨，再生已是百年迟。”对老友的深情厚谊，尽在其中。
在葬礼上，高语罕强忍悲痛，发表了讲话。29日，他又撰写《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一文，刊登于1942年6月4日的《大公报》上，以怀念老友陈独秀。此后，高语罕不断撰文评述陈独秀的一生，给后世学者研究陈独秀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当时做此事的，唯有高语罕一人。
陈独秀遗嘱中最重要的，是遗稿的整理，但他把三十多年来的患难之交高语罕除外，却又令高语罕甚为心伤。据早期共产主义者、历史大家郑学稼当年6月16日日记，高语罕曾给其长信，讲述陈独秀不满高之内情，内中伤感无奈之情溢于言表：“高语罕自有其所以自立为人之道，绝非他人所能毁谤，所能磨灭，然独秀因此抱着一种怀疑――有一个三十多年的老友卖了他――的心情入地，彼一定不瞑目，弟之痛心实在此。”对于其间的误会，高语罕心知肚明：是何之瑜等人向陈独秀谈及陈文被批判之事，并向陈说恐是高匿名写文章攻击他，说高还策动皖人在党部大会上引《大公报》只发表一半文章骂陈为反革命，陈轻信了何，遂与高翻脸。但高语罕为人生性善良，他不愿将事情闹大，便任由事态发展，遂致两个好友反目成仇，成为历史的遗憾。
郑学稼完全能体会到好友高语罕的心情，他写信劝慰高。20日，高语罕复信郑谈及何之瑜，关于其整理陈独秀遗著事有这句话：“惟仲甫遗著关系中国近四十年来历史文献至巨，一有蹉跎，必失其本来面目。鳃鳃之虑，职此之由，然亦只好听之而已。”对于老友陈独秀置两人数十年的友情不顾而将自己排斥在“托孤”的名单外，慨叹无奈之情尽显无疑。
1943年，高语罕由江津迁至重庆，寄居在《新民报》社长兼主编陈铭德家中，三年后随《新民报》编辑人员乘船回到南京，住在城南一低矮民宅中。1948年，高语罕患病卧床，无钱医治，他原想回安徽老家养病，但思及陈独秀，想到自己是陈独秀的追随者，遂放弃此念头，于贫病交加中谢世于此，终年六十岁。原芜湖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学生王持华等葬高的遗体于南京南门外花神庙旁，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了墓碑。后其妹辗转设法，将棺木运回故里安葬。
历史竟出奇的相似：两人堪称难兄难弟。陈高二人均为一代俊杰，却都在贫病交加中孤独谢世，死非其时，真令人生出无限感慨。■
（责任编辑/穆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