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能活到今天。 小时候并不懂得什么是活着,只知道活着是要呼吸的。可我知道什么是死――闭着眼睛,脸色苍白,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任凭自己的亲人怎样哭喊。死的情景在医院里看到过,我见过和自己同住一个病房的孩子死了。我几乎不去想活着的事,那时太小了,只有8岁。但我已经朦朦胧胧地觉得活着不好:因为要打针吃药,要做手术,那一切太可怕了。
其实最可怕的还是孤独。夏天的时候,家里没有电扇。妈妈上班前,让我倚着被子坐好,把一个盛满凉水的罐子放在我身旁,她说你要是热了就把手伸到水里。我守着一罐凉水过了一天又一天,每天都那么漫长,都让人不耐烦。我没有玩具,家里也没有收音机,只有一只马蹄表“咔嚓咔嚓”地走着,不慌又不忙。那就是我活着的声音。
妈妈对我的病从不绝望,她不断地给医生写信,还把医生请到家里来。11岁时,记得有一天,妈妈请来一位军医。他对妈妈说,这孩子18岁双腿就会挛缩起来,再也伸不开了。医生走后,妈妈说,我不相信,你要好好锻炼,你的病一定能好。我不完全懂得医生的话,但懂得妈妈的话。
我总是笑,苦笑,没有什么可高兴的事,就在父母面前装笑。有时脸上笑,心里却很烦恼。我学会了忍耐,试着咬牙忍耐。
我18岁的时候,妈妈想起了医生的话,她有点得意,说,你看我说得对吧。
我继续努力活着。
可是病情还是加重了。1976年12月,我做了第四次脊椎手术。此前医生对病情的估计并不乐观,他们说了我会死去的几种可能:1.肺炎;2.泌尿系统感染;3.褥疮――这是脊髓损伤的病人最可能死去的原因。
可我依然活着。我的生命力一次次粉碎了医生的预言。
很多年了,我总是给自己开处方。我知道怎么预防感染,我总是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条件再差也要洗头发洗澡,晒衣服晒被褥。所有能够得着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我会给自己针灸、注射、按摩、给褥疮换药,看不见的地方就照着镜子。我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我像健康人一样穿着,虽然搬动双腿很费力,可努力就能做到。我像健康女性一样打扮自己,整齐干净。即使病在床上,也要挣扎着让自己整洁清爽。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山东省立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张成伯伯,童年时,他是我的主治医生。他已经老了,他说没想到我能活到现在,是什么原因他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说,乐观坚强是第一!
后来,我在全国“两会”上还见到了著名神经外科专家王忠诚教授。1965年,妈妈带我到北京治病,要找的最好的医生就是王忠诚教授。几十年后,我活着,还和他一起开会,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人有快乐,也会有烦恼,但是别人很少见我烦恼的样子,我自己早就学会了排解。我不让自己因为病痛而变得古怪和叛逆,也从不这样想问题――为什么我有病而别人没有。病痛是自己的事情,不能把这痛苦强加到别人身上。其实谁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麻烦或不幸,就好比出门遇到一座大山,你不能抱怨,只能想办法翻过去。面对困境抱怨是最无力的语言。我伤感但从不绝望,苦日子能过,好日子也能过。我让自己豪爽直率,从不在乎别人怎样看我,但是我会检点或拷问自己,让自己正直、正派、大气。
我再也不孤独了,少女时代就有了很多朋友。开始写作后,却常常给自己制造孤独,因为必须安静地写作。我喜欢很执著地做一件事,比如写长篇时,会一连几个月不下楼。我也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不喜欢出去吃饭,愿意请朋友们到家里来吃饭。在饭桌上,我们喝酒,黄酒白酒葡萄酒。我总是哈哈大笑,那会儿根本不去想自己的病,只觉得活着真好。我有时候也幻想――假如还能再活一回多好!
今天,我还是不断鼓励自己好好活着,还是装得像没有病、没有残疾一样,让自己忘掉不幸和痛苦。虽然很痛苦,但我知道,活着就是一种忍耐,必须有耐心地活着,耐心地做好每一件事。因为每个人只有这一次活着的机会,因为死后再也不能复生了,所以,有一次活着的机会就要好好地活着。
(摘自《课外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