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年时间里，陈秉安在广州、郑州等众多图书馆查阅当年的香港报纸、杂志，翻阅大量当年的内部资料文件、采访当事人，才写下这几乎是笔笔见泪、句句见血的35万字。该书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量国民党官员、军人及商人等离开内地涌往香港、1957年及1962年先后发生两次逃港风波、逃港风波又如何引起北京反思至最后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等六个章节，道尽了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这20年期间，中国内地百姓如何历经千辛万苦甚至不惜付出生命逃往香港的悲惨历程。这一历程后来实际催生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将深圳等列为经济特区。因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催生针”是该书的副标题。
1957年，中国内地最大的政治事件无疑是“反右运动”。本书记载的偷渡往港风潮的出现却并非因为“反右”，而是因为当时出现的“退社潮”。事实上，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的多为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因为自身修养和某种使命感，是不会轻易离开的。纯朴的农民则相反。1955年、1956年这两年出现的农业合作社运动，将原来土改后分配给农民的土地变成“集体所有”，并要求农民加入合作社，引起不满，农民们于是另觅出路。对宝安（1980年之前，深圳原为宝安县）农民来说，他们的出路在香港。按陈秉安所写：“我在笔记上，用红色的波纹详细标明着30年来深圳河上偷渡的情况。波纹线上在1952年到1956年的一段，变化是平缓的。波纹线没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记录上，甚至出现‘0’的记录。”1957年，情况陡然发生变化，“红色波纹线节节上升”，“1957年6月以后，猛然上升至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几千人。”书中记载，由于农村政策出现问题，特别是“整风整社”运动开展后，农民颇为不满，“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宝安县委、县政府，还给广东省委打了一份名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报告，大胆提出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陈秉安评价说： “在这里，‘逃港’改成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聪明。”
自1955年起，香港才正式认真执行身份证法（即出入境法）。在那之前，对宝安县老百姓特别是靠近香港边境的农民而言，有部分耕地在香港新界那一边，同样地，新界农民也有耕地在宝安这一边，这叫“插花地”。当时两边的农民可以自由往来两地耕种。因为这种自由，好多农民觉得不存在所谓出入境问题，有人不耕田转而“洗脚上田”、在港谋生也就顺理成章。1955年严格实施出入境法后，因内地某些问题引致大批人赴港谋生，这才形成所谓偷渡。1957年出现的大规模逃港现象，除因“整风整社”引起农民偷渡，当年的粤北水灾也导致一批难民涌往深圳转而到香港“投亲”。
但和1962年的逃港大潮相比，1957年的这次只算前奏。三年自然经济灾害再加上实行人民公社、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群众生活陷于困境。1962年左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老百姓终于忍受不住，出现集体涌到宝安再偷渡到港的风潮。按本书记载，这次偷渡狂潮所波及的地区，最远到黑龙江。笔者的朋友中，曾是邵氏公司著名武打明星的樊梅生，当年就是由山东一路讨饭南下逃港的（其子樊少皇现也是武打明星）。可见当时逃港所涉范围之广。
对1962年的这次逃港潮，《大逃港》记录了不少催人泪下的悲惨故事，在此不一一引述。这些故事里有动人的爱情、有妻离子散的悲剧、有突遭山洪暴发集体罹难的惨剧……还有大批逃港人士到港后不被批准进入市区，只好被迫滞留在山，于是就出现在港亲人集体到山区呼妻唤儿的悲况……读到这些，悲从中来。为填饱肚子，大家铤而走险，越深圳河、游大鹏湾、下梧桐山，到香港去！对此，陈秉安查阅了大量资料，道出了为何产生逃港潮的原委。当年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李富林，曾向广东省委提出“放人自由进出”，这一要求获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大胆默许。陶铸还以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下令撤离边境警卫、开放边境，放一条生路给饥饿的人民！因为父亲任职单位的特殊性，当年我有机会不时看到某些港报，对那些类似“中共开放边境，大陆饿民涌港”的报道，记忆犹新。只是当时年少，尚不知其中之惨。更记得当年父亲曾经嘱咐我们兄妹：“没事别跑到东站！”（即当年在白云路的广州火车站，广州人称东站）陈秉安的书中也有记载，当时的广州东站挤满了去宝安的人，“一时间，广州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形成了震惊全国的‘六六大逃港事件’”。当时的广东省领导班子齐集在广东省省长陈郁家里，因为东站已聚集了2万多人，“警车都给放火烧了，孙乐宜副市长处境很危险”、“陈郁家中气氛沉闷”。事件终于惊动周恩来，周总理下令“赶快收！”――然而，“‘谁都不怀疑，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人。’一位退下来的领导人这样说。”我是电影人，如果这样一个事件拍成电影，那将是何等震撼！
据世界银行资料显示：1960年，中国内地年均国民收入为93美元，香港为405美元；1979年，中国内地国民收入增到178美元，香港则已猛增至4573美元。“人往高处走”――这是天性。本书全景式描写了中国内地的两次逃港风潮，记录中国当代史上重要的一笔。可能受时间及篇幅所限，《大逃港》未及描述20世纪70年代及80年代初的逃港潮。当时的偷渡者多为上山下乡的知青。
毫无疑问，《大逃港》写出了曾经成为禁忌却始终没被藏住的历史，正如作者自己所说：“如果我不写它，历史，将留一页空白。”要翻开这一页，那么重、那么难。
（摘编自《时代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