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认知发展领域的抑制研究在近20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章总结和分析了抑制研究的理论观点，从解释早期认知能力、解释认知老化、解释一般认知能力差异以及解释异常个体发展四个方面探讨了抑制和认知发展的关系，最后，提出了认知发展领域抑制研究的不足和未来发展趋势。
关键词 抑制，抑制理论，认知发展。
分类号 B842
1 引言
抑制指的是主体的“一个主动的压抑过程，例如把与任务无关的信息从工作记忆中排除出去”[1]。在早期的心理学理论中，抑制曾占一席之地。但是，由于与行为主义传统及信息加工理论的计算机隐喻不相符合，抑制现象一度被人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信息加工理论的一些缺陷日益明显，研究者才重新关注抑制。最近，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执行功能的探讨更引起了研究者对抑制功能的关注。目前，虽然研究者对抑制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抑制在认知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一种共识，抑制也成了许多认知理论的核心，因此，本文拟对有关抑制理论以及抑制在认知发展上的作用进行梳理和分析，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加以展望。
2认知发展领域抑制研究的理论观点及分析
近年来，在抑制研究领域涌现了许多理论，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2.1 低效抑制模型
低效抑制模型（inefficient inhibition model）又称资源限制模型（resource limitation model），由Bjorklund和Harnishfeger提出[1]。他们认为认知加工的资源是有限并固定的，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认知加工能力的提高主要在于加工效率的提高。加工效率包括操作效率和抑制效率，其中抑制效率主要体现在主体对工作记忆的控制上，控制无关信息进入工作记忆的能力影响着主体在认知任务上的表现。年幼儿童抑制能力比较低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抑制能力不断增强。低效抑制模型[1]的出发点是大多数信息加工心理学家所秉持的容量有限思想，主张在绝对容量上年龄差异有限，个体差异主要表现在运用其可利用的心理容量的有效性上，但不同的是，该模型特别强调了这种有效性不仅在于操作效率，也在于抑制效率，二者都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
Harnishfeger等的实验表明，抑制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年龄趋势[2]，小学一年级儿童抑制能力很低，三年级儿童表现出一些抑制能力，五年级儿童开始接近成人，成人抑制能力最强；此外，许多歧义词加工、Stroop、停止信号任务的研究也证实了抑制效率的这种发展性变化。
2.2 抑制衰退理论
抑制衰退理论（decline in inhibition theory）由Hasher和Zacks[3]提出，也称抑制下降假说（reduced inhibition hypothesis）。该理论认为，抑制主要负责控制工作记忆并通过两种机制实现，一是防止无关的信息进入工作记忆干扰有关信息的加工，二是防止那些不再相关的信息继续留在工作记忆中，二者一起影响着有关信息的编码和提取。随着个体的衰老，这两种抑制机制的效率逐渐下降，干扰因素更容易进入到工作记忆中，减少其有效工作容量，降低活动效率，从而导致整个认知过程的衰退。
Zacks等人后来对其理论进行了发展，他们把抑制描述为一种心理加工，其本质是抵制无关信息潜在的干扰以表征相关信息，并把抑制功能发展为通达、删除和限制三种[4]。通达功能负责激活相关信息，限制工作记忆中参与认知表征的信息流；删除功能负责从工作记忆中排除无关以及先前有关但现在无关的信息；而限制功能则在认知系统认识到反应的相关性和适合性之前，有效地控制反应的执行。三种功能共同作用，来协调最新的任务要求、工作记忆中的认知表征并对行为反应加以控制。
与低效抑制模型相类似，该理论也是一种工作记忆中介理论；但着眼点是发展的另一端。Hamm等对阅读理解中抑制的研究发现[5]，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抑制功能存在明显的缺陷，对干扰信息更为敏感。此外，有意遗忘、负启动、停止信号任务等的研究也证实了抑制的效率确实随着个体的老化而下降。
2.3 干扰敏感性模型
干扰敏感性模型（susceptibility to interference model）关注的是抵制干扰。Dempster等人把抵制干扰定义为“在执行一个计划时忽视或者抑制无关信息的能力”，并将其视为对理解认知发展起到根本作用的基本加工过程[1]。该理论提出[6,7]，抑制加工调节着对干扰的抵制，而抵制干扰的效率反映了个体的干扰敏感性，即“在多种干扰刺激条件下，对操作消耗的易感性”[1]；干扰有几种维度上的变化，包括位置、方向、心理类型等，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干扰现象，分别源于动作、知觉和语言领域；由于干扰性质不同，抵制干扰也不是一个统一的结构。初步证据表明[1]至少有三种不同发展进程的干扰敏感性：动作干扰敏感性在生命早期最大，之后儿童的动作抑制能力在整个婴儿期和儿童期增长；知觉敏感性在幼儿期较大，在童年晚期和青春早期逐渐下降；与此相对应的是语言干扰敏感性的增长，在童年早期达到顶峰，以后相对稳定。
干扰敏感性模型把抑制和抵制干扰看作是同样的心理过程或者反映了同样的基础机制，目前，已有许多实验以干扰敏感性作为抑制效率的指标展开抑制研究。另外，有实验发现，抑制和抵制干扰似乎有着相似的神经区域，并遵循着同样的发展函数，因此确实可能反映着一个统一的过程[1]。
2.4 多样化抑制系统模型
与Dempster注意到抑制的多样性相似，Connelly等人提出的多样化抑制系统模型（multiple inhibitory systems model）[8]也指出，抑制机制是一个多样化的效应加工过程，并不存在一个拥有专门资源的独立的抑制加工机制，抑制依赖于各个具体的认知过程；由于受到相关的特定认知加工过程的影响，抑制机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由于各认知过程与年龄的关系不同，抑制与年龄的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Connelly等人发现，老年人和年轻人存在着位置抑制与特性抑制的分离现象，说明这两类抑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具有不同的时间发展进程。他们进一步假设[8]可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抑制子系统，并各自拥有分离的神经通道，即负责位置信息加工的背侧通道和负责特性信息加工的腹侧通道。他们的假设与神经生理学以及发展性研究的结论取得了一致，神经生理学实验发现，在大脑皮层中，加工相同刺激的不同方面确实有分离的神经通路，即主要负责对视觉刺激颜色、形状、特性等属性加工的特性通路和主要负责位置和运动信息加工的位置通路；发展性研究也表明，背侧通道的信息加工相对不受年龄的影响，而腹侧通道的信息加工显著受到年龄增长的影响。此外，Verhaeghen等人[9]对负启动效应的元分析也证实了，位置和特性两种负启动不是同一而是单独存在的，表明特性抑制和位置抑制确实分别由不同的机制完成。Kramer等[10]运用一系列不同的抑制任务进行研究后也指出，抑制可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结构，很可能存在着年龄进程不同的抑制子系统。
2.5 模糊痕迹理论
Reyna与Brainerd提出了模糊痕迹理论(fuzzy trace theory) [1,11]，这是另一个强调干扰敏感性作用的当代认知发展理论。该理论主张，随着年龄的发展，儿童对干扰越来越不敏感，并且这种变化会作用于多种认知功能的发展变化[7]。
模糊痕迹理论[1,11]的核心假设是，个体对信息的表征是一个从字面的、逐字逐句(verbatim)表征到模糊的、类似于主旨（gist）痕迹的连续体；但人们更偏爱运用模糊痕迹解决问题，而且这种偏爱会随着年龄增长；个体的反应会产生输出干扰阻碍其以后的表现，这颇似Dempster的主张。输出干扰有两种形式：时序效应和反馈效应，时序效应指的是尽管人们能够同时（平行地）进行几种不同的认知操作，但序列反应像瓶颈一样造成了反应竞争，各种可能的反应彼此竞争优先执行；而反馈效应是指一旦个体做出反应，就会产生反馈，这种反馈进入工作记忆与任务相关信息竞争，从而影响了个体的表现，这与前面Hasher等人以及Bjorklund等人的观点十分相似。
模糊痕迹理论提出[1,11]，不同表征对干扰的敏感性不同，其中逐字逐句表征比模糊表征对干扰更加敏感；另外，不同表征的年龄趋势不同，儿童早期更多依赖于逐字逐句痕迹，以后逐渐转为模糊水平；因此，与干扰敏感性理论一致的是，在输出干扰敏感性上也存在着年龄差异，年幼儿童比年长儿童和成人更多受到输出干扰的不利影响。Brainerd等人[12]研究发现，学前儿童更多依赖于对逐字逐句痕迹而不是主旨的加工，而二年级儿童则相反。有关选择性注意的研究也证实了输出敏感性的年龄差异[1]。
2.6 认知复杂性和控制理论
并非所有强调抑制或干扰敏感性的理论都主张其是控制认知功能的基本机制。Zelazo等人[1,7,13]的认知复杂性和控制理论（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control theory）就把儿童在抑制、抵制干扰和规则任务上的发展进步解释为儿童表征复杂规则系统能力的增长，儿童对行为的认知控制取决于所表征的规则系统的复杂性以及有意识的表征系统的可利用性；在该理论中，抑制不是一个基本机制，而是代表了运用可利用的表征系统指导行为的效果。
Zelazo等人运用简化版的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WCST）进行实验，要求儿童对绘有一个或两个物体的卡片按照一种维度（如形状）分类，然后告诉儿童规则改变了，要求他们按照另一种维度（如颜色）分类[13]。结果发现，3岁儿童尽管能够很容易地按照形状或者颜色分类，但当规则改变时，在“转换”实验上几乎总是失败，他们仍然像先前那样排列卡片，尽管他们能够清晰明白地说明规则。Zelazo等人把这种失败归因为未能有效抑制先前规则的激活，因此在规则转换时难以做出正确反应。他们之前的一些实验[1,13]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证实了儿童能够表征的规则系统复杂性上存在着与年龄相关的变化，而这与儿童对其行为和认知的控制密切相关。
2.7 抑制理论存在的问题与小结
不同视角的抑制理论丰富了我们对抑制的认识，但也带来一些问题。低效抑制模型、抑制衰退理论探讨了抑制与年龄发展的关系，揭示了抑制在生命两端的发展趋势，可以使我们对生命全程的抑制发展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但是，抑制的年龄差异也面临许多质疑，比如，已有研究发现，抑制功能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的现象并不普遍[10]，因此，抑制与发展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干扰敏感性模型和模糊痕迹理论把抑制和抵制干扰视为同一过程，并试图以此说明认知发展的走向；但是，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比如，Harnishfeger提出抑制是对工作记忆内容的主动压抑，而抵制干扰是防止无关信息或分心刺激进入工作记忆的控制机制[6]。对于二者的关系，也有不同的主张，一种观点认为抑制的作用是降低干扰信息影响，二者之间是负相关关系；相反的意见提出干扰信息影响着相关信息的选择和反应，干扰越强，个体为了完成当前任务进行的抑制也越强，二者为正相关关系[14]；第三种观点则指出，干扰和抑制相互独立[3]。可见，能否以抵制干扰代表抑制、二者是否同一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多样化抑制系统模型关注的是抑制的多样性，并已得到了大多数研究者的肯定。但是，也有不同的结论，比如有些研究者在特性抑制任务上观察到，不同年龄的被试具有同样的抑制效应[10]；而Mcdowed等人在位置抑制任务中则发现[15]，尽管年轻人和老年人都产生了负启动效应，但年轻人的负启动效应更大，表明在位置信息的抑制上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年龄差异。这说明，特性抑制和位置抑制的分离以及抑制子系统的构成还需要更多证据。
认知复杂性和控制理论把抑制看作是表征能力增长的产物并反映在儿童对行为的认知控制上，抑制的失败是运用表征系统指导行为的失败。但是，有研究者认为，抑制能力尽管起着重要作用，却并非答案的全部，例如，在Zelazo等人的报告[13]中，3岁儿童在完成双维度卡片分类任务时，在最初的维度上仅仅尝试一次之后，就出现了固着错误（perseverative error），而这时儿童可能还没有掌握正确的规则，对先前规则的抑制似乎也无从谈起。因此，儿童的表现是抑制失败还是其他原因还有待于商榷。
3 抑制与认知发展关系研究进展
3.1 解释早期认知能力
揭示个体早期认知能力与成人认知能力差异的根本原因，一直是心理学家们重要的目标之一，随着抑制研究的发展，许多研究者[7]倾向于用低效抑制或者不能有效抵制干扰来解释个体早期认知表现较差的现象。他们认为，由于个体早期对无关信息的激活及保持的抑制能力较为低下，干扰信息进入工作记忆，导致用于储存或加工重要的与任务有关的有限心理资源相应减少，从而造成了儿童在多种任务上认知表现不佳；而随着年龄增长，抑制效率提高，先前用来加工无关信息的心理容量可以用来储存重要信息或者进行相关的认知加工，因此认知功能也日臻成熟。
研究者[1,2,7]运用有意遗忘、插入语言干扰、Stroop、负启动、停止信号任务等多种范式实验发现，儿童的抑制能力在几乎所有抑制任务上都较为低下，并在整个儿童期和青少年期随着年龄增长而提高。
研究还发现，儿童的抑制能力及发展与他们的多种认知表现有关。例如年长儿童或者成人对要求记忆项目（TBR）的成绩明显优于要求遗忘项目（TBF）[2]，但年幼儿童却不能如此。对该现象，以往倾向于用选择性复述来解释，认为是年长儿童和成人对TBR进行了更多加工；但研究发现，高年级儿童选择性复述并未成熟，而且各年龄组对TBR和TBF再认成绩没有明显差异，说明被试对两类项目都进行了初步加工，选择性复述不能解释该现象，抑制假说更有说服力。即是把TBF排除出去的能力影响着被试的记忆成绩，年幼儿童不能有效地执行这个抑制过程，因此TBR受到TBF的影响而成绩不佳。在选择性注意任务上，研究者[1]通过实验也提出其年龄差异可以用抑制控制的能力来解释，即尽管要求儿童仅仅注意中心刺激忽视外周刺激，但年幼儿童却难以做到，因此导致了选择性注意的发展性差异。儿童阅读理解能力也受其抑制效率影响，研究发现三年级、六年级和大学生听意外转折故事时，成人能够抑制无关解释仅仅关注相关解释而正确理解故事，而大多数三年级和六年级儿童，则难以抑制无关信息而造成工作记忆的认知混乱，依然按照最初但后来被证明为不正确的解释错误地理解故事[16]。
3.2 解释认知老化
随着老化，老年人在多种认知任务上都出现了能力衰退的现象，对此，许多研究者[3,4,8,10]都提出抑制缺陷可能是主要原因。在他们看来，抑制是对行为进行控制的高级认知活动，它通过适当的通道引导着信息加工，使得个体产生与环境和任务要求的情境相一致的表征，进而影响着个体对认知任务的完成。而随着年龄的增长，抑制功能下降，老年人可能难以形成和维持指导行为反应的适当认知表征。换句话说，老年人难以分辨任务相关信息和任务无关信息，也难以把任务无关信息从当前的任务导向加工中排除出去，因此导致了不准确或者不适当的反应。这就是认知老化的抑制缺陷理论或抑制缺陷模型。根据这个模型，认知领域（包括选择性注意、语言、情节记忆）中许多与年龄相关的缺陷都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机制来解释，即随着年龄的老化抑制功能效率下降。
对此，有广泛的实验证据，例如，Rosen等通过实验表明抑制控制缺陷可能是老年人记忆损伤的基础[17]。大量的选择性注意研究也发现，老年人与年轻人的差异大部分是由老年人抑制失败引起的[18]。还有研究[19]表明，抑制缺陷是与年龄相关的语言理解、语言产生缺陷的基础。例如，意外转折范式的研究发现，老年人更难以抑制他们对情境最初的解释，而年轻人则能够放弃与背景不再适当的观点，重新建构他们的理解；同样，老年人由于难以抑制与当前任务无关的材料，在谈话中会产生更多脱离-目标的絮叨。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老年人的认知缺陷，传统上用工作记忆容量来解释，而Zacks与Hasher综合了多项研究结果提出[3,4]，就工作记忆容量来说，老年人保存了更多内容，只是其中包含许多无关内容。因此，仅仅用工作记忆容量的有限性难以解释老年人记忆或认知能力下降的现象，而抑制无效的说法似乎更为合理，可能是老年人低效的抑制损害了工作记忆内容，进而导致了认知老化。
不过，抑制的老化并不普遍。Kramer等人在对研究结果整合的基础上提出，抑制能力的老化只有“有限”的证据[10]。这一方面使得研究者认识到，抑制可能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结构，其不同方面受年龄增长的影响不同；另一方面，也使研究者对以抑制缺陷解释认知老化产生了质疑。例如，Grant等人考察了抑制、工作记忆、语言理解与认知老化[20]，发现老年人的抑制加工并未受到损伤，但却存在着工作记忆容量降低和语篇加工任务记忆损伤的现象，说明这些领域的下降并非抑制加工损伤引起。因此，一些研究者[18,21,22]纷纷提出其他解释，例如认为可能是智力水平特别是流体智力或者知觉水平或者加工速度上的缺陷降低了他们操纵信息以及有效地进行抑制控制的能力。
3.3 解释一般认知能力差异
许多研究者提出，抑制机制在理解认知功能的个体差异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并可以解释个体在工作记忆容量、阅读理解、记忆失败、问题解决以及其他一般认知能力上的差异[23]。
例如，Hasher等人认为，个体的认知能力如工作记忆的广度、阅读能力等与个体控制干扰的能力直接相关，高的认知能力是由于个体对无关信息的抑制能力较高，而低的认知能力是由于相对较低的抑制能力，认知能力低下并非因为记忆容量不足，而是由于抑制效率低下。Hasher等人通过一系列负启动实验证明了该假说[3,4]。Conway等人提出的工作记忆的资源依赖抑制模型[24]也认为，不同被试记忆广度差异的原因是抑制无关信息能力的不同，高记忆广度被试比低记忆广度被试能更好地阻断无关信息，使有关信息更好地被激活。Rosen等人[17]的研究也发现，个体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确实与抑制能力有关。
Gernsbacher的结构建造框架理论（Structure Building Framework, SBF）[19]提出，语言理解的目的就是建构一串连贯的心理表征，这个过程受到增强(Enhancement)与抑制(Suppression)两种认知机制的调节，记忆单元表征的信息符合需要即被增强，相反，则受到抑制，抑制效率影响着语言理解能力的个体差异。Gernsbacher使用歧义词加工范式实验发现，高、低语言理解能力被试在激活能力上都正常，但在抑制能力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国内的一些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对抑制和认知能力的关系，研究者推测[1]，个体的抑制能力并不能直接引发认知能力的发展，但通过“允许”的作用影响着认知能力的表现，因此，抑制能力高的个体在各种认知任务上的表现也更好。
3.4 解释异常个体的发展
近来，有些研究者[6,25]比较关注用抑制缺失来解释一些异常发展现象，他们指出几乎没有哪一个内容能够像抑制那样在个体异常发展中占据核心位置，无论对儿童还是成人，在解释多动症（ADHD）、行为障碍（conduct disorder，CD）、强迫症（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OCD）、害羞、焦虑及一般情绪障碍、酗酒、反社会行为、精神分裂症、特雷特综合症（Tourette’s syndrome）、学习迟滞、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方面差异时，相应类型的抑制失败都起着重要作用。
对ADHD个体，以往认为他们在工作记忆方面存在缺陷，但近来研究者提出了行为抑制缺陷假说[1,23]。研究发现，抑制控制缺陷与ADHD的三个主要的行为症状有关，即活动过度、容易分心和冲动性。连续操作任务（CPTs）、WCST、Stroop任务、停止信号任务的许多研究也证实了该假说[1,23,25]。ADHD是一种抑制障碍的观点已经得到了许多支持，需要进一步确定的是ADHD个体损伤的是哪一种抑制功能。目前，较多证据提出ADHD个体存在着反应抑制的损伤。不过，Ossmann等人[23]的一项实验发现，ADHD个体在阅读理解任务、测量认知抑制的负启动以及测量反应抑制的停止信号任务上均显示出缺陷，而在标准工作记忆任务上则没有缺陷，该实验不仅否定了工作记忆假说，对抑制缺陷假说给予了更多支持，而且说明，ADHD个体不仅存在着反应抑制，也存在着认知抑制。
抑制缺陷假说对抑郁和焦虑同样具有启示意义，因为这些障碍都与压抑不当的干扰思想相联系。但抑郁和焦虑所涉及的抑制缺陷类型可能区别于其他障碍(例如ADHD)，如有人提出ADHD儿童是反应抑制损伤，而抑郁儿童则不然；也有研究发现，焦虑个体在负启动任务上失败，但在停止信号任务上与控制组并没有显著性差异[6]。按照Nigg[25]的分类，负启动表现的是中心表征抑制，是一种自动认知抑制，而停止信号任务测量的是反应抑制，因此，似乎可以推断，焦虑、抑郁所涉及的是认知抑制缺陷。
对于其他心理障碍，也有不同的抑制缺陷证据。负启动范式的研究发现，OCD、精神分裂症、焦虑、抑郁等都与抑制缺失有关[26]；对年长儿童（平均年龄12岁）的负启动研究发现，尽管患有轻型特雷特综合症的年长儿童有正常的抑制效应，但特雷特综合症加OCD或者ADHD的儿童出现了抑制损伤[6]。而采用测量反应抑制任务所进行的一些研究则初步表明，有些障碍涉及反应抑制。例如，研究者采用眼动任务发现，OCD儿童、精神分裂症儿童像ADHD儿童一样存在着明显的行为抑制问题[27]；分别用测量认知抑制的Stroop任务和测量反应抑制的Go/No Go任务对OCD儿童的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他们既有认知抑制缺失也有反应抑制缺失[28]。另外，对OCD被试和正常被试在Go/No Go任务上的ERP研究表明，OCD被试前额叶抑制系统存在缺陷[29]。看来，抑制缺陷确实与多种心理异常现象有关，但是抑制缺陷是这些心理异常的共变现象还是内在原因，以及不同障碍所涉及的抑制缺陷性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另外，实验时严格控制各种障碍的具体症状，并采用多种抑制任务也十分必要。
4 存在的问题及研究展望
迄今为止，抑制的理论建构和实验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抑制作用的探讨，深化了对人类认知发展的理解，在发展儿童认知能力、促进个体认知发展、改善认知老化现象以及心理障碍的临床诊断、治疗和干预方面也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但是在认知发展领域的抑制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我们认为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缺乏对以往实验和理论进行有机整合的比较系统的抑制理论，多数理论着眼于某一方面，不能全面地解释抑制现象。目前对抑制还没有公认的定义，各个抑制理论之间缺乏统一；另外，虽然多数研究者承认抑制可能是个多层次系统，但对子系统缺乏比较一致的分类，相应地，各研究范式、任务所测量的抑制类型也缺乏比较统一的认定[30]；而且，不同认知领域如记忆、语言等各有不同的抑制指标；这种理论上的混乱导致了研究的混乱，虽然都在同样的抑制名义下，但研究的内容实质上大相径庭，也妨碍了理论的进一步整合和建构。
另一方面，缺乏非常可信和比较敏感的抑制测量任务，以往研究中所采用的一些抑制测量任务信度不高；而即使信度比较好的测量任务，与测量同样类型抑制能力的其他任务之间可能也没有很好的相关[21]。因为在一些测量抑制的任务中，所测量的抑制成分与任务要求的其他成分以及误差成分相比，所占的比例很小[6]。例如，在传统上负启动被看作是抑制功能的主要标志[27]，但是最近有研究表明[23]，除了抑制加工，记忆的情节提取可能也作用于负启动。这也是许多类似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矛盾的原因之一。
因此，未来的研究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任务。其一，应当逐步明确抑制的性质、分类以及测量不同抑制类型的研究范式、研究任务，为抑制研究建构一个理论平台。其二，开发具有较高信度和效度的抑制测量任务，而且它们应相对简单、容易施测，能够有效地测量某一种抑制功能或者理论假设的抑制类型。或者，尽可能综合地运用多种抑制测量方法。同时，也可采用元分析等方法整合有关的实验结果，以得出更可信的结论。第三，采用新的技术手段。随着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ERP、fMRI等能更好地研究认知活动生理基础的研究技术日臻成熟，有必要通过这些手段研究抑制的生理本质、抑制的构成等，进而推动抑制研究。第四，拓展关于社会认知抑制研究，社会认知抑制能力是个体成功地进行社会相互作用的关键[1]，是抑制能力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的发展和适应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应当把有关抑制理论及研究推广到社会认知抑制领域。第五，应当正确看待抑制的作用，不宜矫枉过正。以往忽视抑制的作用固然不够全面，但是一味夸大抑制的功能也有失偏颇。抑制与加工同样不可偏废，因此，不应从取代信息加工观的视角发展未来的抑制理论，而应把抑制理论视为信息加工观的有益补充。
参考文献
[1] Bjorklund D F. Children’s thinking. 4th ed. Belmont: Wadsworth/Thomson learning, 2003. 119~140, 142~145, 162~163, 343~344
[2] Harnishfeger K K, Pope R S. Intending to forget: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inhibition in directed forgett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96, 63: 292~315
[3] Harsher L, Stoltzfus E R, Zacks R T, Rypma B. Age and inhibition.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Memory and Cognition, 1991, 17(1): 163~169
[4] Hasher L, Zacks R T, May C P. Inhibitory control, circadian arousal, and age. Attention and Performance, 1993, 17: 653~675
[5] Hamm V P, Hasher L. Age and availability of inference.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2, 6: 56~64
[6] Friedman N P, Miyake A. The relation among inhibition and interference control functions: A latent-variable analysi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2004, 133(1): 101~135
[7] Kipp K, Pope S.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Inhibition in Streams-of-Consciousness and Directed Speech. Cognitive Development, 1997, 12: 239~260
[8] Connelly S L, Hasher L. Aging and inhibition of spatial loc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1993, 19: 1238~1250
[9] Verhaeghen P, De Meersman L.Aging and Stroop effect: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8, 13: 120~126
[10] Kramer A F, Humphrey D G, Larish J F, Logan G D, Strayer D L. Aging and inhibition: Beyond a unitary view of inhibition processing in attention.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4, 9: 491~512
[11] Reyna V F, Brainerd C J. Fuzzy-trace theory: some foundational issues. Learning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1995, 7: 145~162
[12] Brainerd C J, Gordon L L. Development of verbatim and gist memory for number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4, 30: 163~177
[13] Zelazo P D, Frye D, Rapus T. An age-related dissociation between knowing rules and using them. Cognitive Development, 1996, 11: 37~63
[14] Neill W T, Valdes L A. Persistence of negative priming: steady state or deca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Memory, & Cognition, 1992, 18: 565~576
[15] McDowed J M, Filion D L. Aging and negative priming in a location suppression task: the long and short of it. Psycholopgy and Aging, 1995, 10(1): 34~47
[16] Lorsbach T C, Katz G A, Cupak A J. Developmental differences in the ability to inhibit the intial misinterpretation of garden path passag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Child Psychology, 1998, 71: 275~296
[17] Rosen V M, Engle R W. Working memory capacity and suppression.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1998, 39: 418~436
[18] Murphy D R, McDowd J M, Wilcox K A. Inhibition and ag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younger and older adults as revealed by the processing of unattented auditory information.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9, 14(1): 44~59
[19] Gernsbacher M A, Faust M E. The mechanism of suppression: a component of general comprehension skil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991, 17(2): 245~262
[20] Grant J D, Dagenbach D. Further consideration regarding inhibitory processes, working memory, and cognitive aging.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0, 113(1): 69~94
[21] Shilling V M, Chetwynd A, Rabbitt P M A. Individual inconsistency across measures of inhibition: a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struct validity of inhibition in old adults. Neuropsychologia, 2002, 40: 605~619
[22] McCrae C S, Abrams R A. Age-related differences in object- and location-based inhibition of return of attention. Psychology and Aging, 2001, 16(3): 437~449
[23] Ossmann J M, Mulligan N W. Inhibition and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in ad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2003, 116(1): 35~50
[24] Conway A R, Engle R W. Working memory and retrieval: A resource-dependent inhibition model.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94, 123 (4): 354~373
[25] Nigg J T. On inhibition/disinhibition in developmental psychopathology: views from cognitive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and a working inhibition taxonomy.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00, 126(2): 220~246
[26] May C P, Kane M J, Hasher L. Determinants of negative prim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95, 118(1): 203~229
[27] Aman C J, Roberts R J, Pennington B F. A neuropsych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underlying deficit in ADHD: The frontal lobe versus right parietal lobe theories.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98, 34: 956~969
[28] Bannon S, Gonsalvez C J, Croft R J, Boyce P M. Response inhibition deficits in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Psychiatry Research, 2002, 110: 165~174
[29] Herrmann M J, Jacob C, Unterecker S, Fallgatter A J. Reduced response-inhibition in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measured with topographic evoked potential mapping. Psychiatry Research, 2003, 120: 265~271
[30] Kok A.Varieties of inhibition: manifestations in cognition, event-related potentials and aging. Acta Psychologica, 1999, 101: 129~158
The Inhibitory Research in the Domain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Zhao Xiaomei1，2，Chen Yinghe1
(1School of Psycholog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2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inhibitory study has got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domain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present paper reviewed and analyzed the central theories,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hibition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from four aspects, cognitive development of early stage, cognitive aging, cognitive differ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bnormal individual. Finally the disadvantage in current study and the perspectives of further inhibitory study are proposed.
Key words: inhibition, inhibitory theory, cognitiv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