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叫”痛感神经”的概念，取自所读到的一篇文章。此文列举的大量事实无疑是触目惊心的，例如：“发现证券市场体制问题时，市场已亏空了1万多亿元；发现欠薪问题，已经欠了数千亿元民工工资；发现汇率问题，中国外汇储蓄已经达到了6000亿元；发现环保污染，中国人已有3亿人口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等等，作者将这一切归结于“发现问题的机制”以及“媒体监督功能”缺失，于是呼吁“社会不可丧失痛感神经”。我想接着这个话题再说几句。
首先想说的是这种“痛感神经”的分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最容易有这种“痛感”的是什么人？套用“春江水暖鸭先知”这句古诗，应该是直接生活在某种“水”中的平民百姓。证券市场的体制问题，最先有“痛感”的是那些被虚假业绩坑害的股民；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最先有“痛感”的是被无端拖欠血汗钱的民工；环保污染问题，最先有“痛感”的是那些污水流经的水域两岸的生灵，如此等等，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神经末梢”，遍布整个社会的肌体。就像一个人，无论是人体的哪一个部位的神经末梢有了痛感，反射到神经中枢，及时采取措施，大致是不至于使这种病痛无限扩展的。
“社会”是一个相当具体却又相当抽象，相当实在却又相当空泛的概念――它本身不会有言也不会有行，于是就冒出第二个问题，即被“神经末梢”反射的“中枢神经”的现实状况――平民百姓有了痛感，对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负有责任的各级领导是否能及时感知并采取相应措施。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很难一概而论。
有两种论调比较典型。一种叫“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论。往往认为一个指头出了问题，九个指头却是好的，于是就对这一个指头的问题掉以轻心。其实谁都懂得十指连心，无论是哪个指头出了毛病，都会痛入心扉，千方百计地去消除这种病痛。还有一种叫“阵痛”论，认为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难免会有“阵痛”，难免要付出代价，难免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因而也叫“难免”论或“代价”论，却没有尽力去避免或减轻这种“阵痛”与“代价”。从思维方式说，这叫不懂得在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时防止另一种可能掩盖着的倾向；从思想感情说，则用得上“隔膜”二字――当“神经末梢”已有“痛感”之时，他们并没有这种“痛感”。因此，即使有“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及时传递这种“痛感”，也未必能引起关注。
比这更为糟糕的，乃是由利益冲突造成的“痛感”与“快感”的错位。郴州李大伦案得到查处之后，郴州市的一位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暴富的老板背后，一定有暴发的官员，它几乎成了郴州的一条‘铁律’。”在这些“暴富的老板”中，大概不乏房地产商。当他们哄抬房价或强行拆迁之时，平民百姓会有“痛感”，但那些“暴发的官员”例如李大伦之类却只有“快感”，于是就为那些“暴富的老板”歌功颂德，说“他们带来了投资，扩大了就业，增加了税收，提升了政绩”。对于此类官员来说，如果“神经末梢”没有了那种“痛感”，他们就会失去某种“快感”；如果“神经末梢”有了“快感”，他们就会有“痛感”。在此类“神经中枢”控制的地方，能让“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正常发挥作用么？
“痛感神经”是一个系统，其中包括“神经末梢”、“神经中枢”以及能使此二者得到有机联系的“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这些环节又互为因果――“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会使“神经中枢”出现故障；“神经中枢”不能“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又足以使“发现问题的机制”和“媒体的监督功能”减弱、失效以至于完全废弃。“痛感神经”就是这样丧失的。
从报上看到，河南叶县的几名农民工为讨6000多元的工资，七上县城九进法院，此事被当地媒体披露之后，引起省委领导的高度重视。在这个过程中，当地媒体能将“神经末梢”的感觉及时传达到“中枢神经”，起了很好的作用。“中枢神经”能痛百姓之痛，为未能杜绝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感到“愧疚和伤感”，而且举一反三，对解决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一个基本健全的“痛感神经”系统，起码也得有这样的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