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毒”我们没吃过 “地沟油”风波未息，“染色馒头”热议犹存，如今“牛肉膏”、“毒豆芽”又甚嚣尘上。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目不暇接，从粮食到蔬菜副食，天上飞的、地上种的、水里游的几乎是无所不包，俨然一个“毒品三维空间”。在中国这个饮食文化博大精深的国度，长此以往，我们还能吃什么？刚出生吃三聚氰胺奶粉，长大之后吃漂白粉面粉，吃毛发酱油，吃人造鸡蛋，吃地沟油……我们什么“毒”没吃过，好在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被“毒”死。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先说说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粮食。“民工米”一度出现在市场上，也就是常说的“陈化粮”。国家明令禁止作为口粮销售的“陈化粮”在经过一番加工后，以低价的优势进入市场，由于其主要是销往工地，成为工地民工们的一日三餐而被称为“民工米”。 它虽说叫“民工米”，也走入了寻常百姓家。早几年，某单位年终给职工发了几袋大米作为福利，可职工纷纷反映大米里有股煤油味，原来这是发霉了的大米经过了煤油浸泡处理抛光所致，这样的大米看起来更加有光泽。也许大家有所不知，这种“民工米”的黄曲霉菌严重超标，黄曲霉菌也是目前发现的最强致癌物质，280°C度高温下仍可存活，其致癌所需时间最短为24周。如果说你没吃过“民工米”，那么你一定吃过“地沟油”。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万―300万吨，按照比例，你吃10顿饭，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又是黄曲霉素，地沟油中的主要危害物黄曲霉素毒性是砒霜的100倍。真的别小看它，它对健康的危害不亚于三聚氰胺，三聚氰胺已成过街老鼠，而地沟油却依然“活得很精彩”，很有可能你中午在外吃的那顿饭，炒菜用的就是地沟油。
而肉蛋类食品的安全问题更是触目惊心。正所谓“吃荤的怕激素，吃素的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吃什么心里都没数”，你方唱罢我登场，那边“瘦肉精猪肉”刚刚唱罢，这边又冒出个“牛肉膏”，好不热闹。安徽工商部门查获一种名为“牛肉膏”的添加剂，可让猪肉摇身一变成“牛肉”。但若违规超量和长期食用“牛肉膏”，则对人体有危害。“牛肉膏”本没有错，可把猪肉、鸭肉佯装成“牛肉”就是你的不对了！“牛肉膏事件”给出了令人心惊的答案，如今的猪肉再不是那个猪肉，就像“鱼香肉丝”里没有鱼一样，如今的“孜然牛肉”里也可能没有牛的肉了。
蔬菜水果也难逃其命。就在2011年4月17日，沈阳警方端掉一黑豆芽加工点，该黑加工点使用了至少4种添加剂，其中尿素严重超标，恩诺沙星是一种兽用药，6-苄氨基腺嘌呤是一种激素。加入尿素和6-苄氨基腺嘌呤可使豆芽长得又粗又长，而且可以缩短生产周期，增加黄豆的发芽率。但是人食入后，会在体内产生亚硝酸盐，长期食用可致癌。老板称这种豆芽“旺季每天可售出2000斤”。而在生产豆芽过程中实际上是不允许使用任何添加剂的，听一个卖菜的农民曾说：“佩服你们城里人，上了那么多农药、施了那么多化肥的蔬菜，愣是让你们城里人当‘绿色食品’弄回去吃了，也没见吃出啥毛病来！俺们当地人都不敢吃呢……”
副食品和水产类食品中什么勾兑白酒、毒瓜子、三聚氰胺奶粉、孔雀石绿鱼等等问题也是层出不穷。有一“毒瓜子”事件让人啼笑皆非。西安有一位9岁男孩，因为常年吃平日里的黑瓜子中毒以致吃成了傻子。让人想不到的是，罪魁祸首竟然是自己的父亲。原来其父一直自产“毒瓜子”，自己不吃没想到儿子不断偷吃。结果聪明伶俐的儿子因为长期偷吃用明矾、工业盐、泔水油、石蜡等加工的黑瓜子，脑子吃出了问题。
你在我吃的辣酱中加苏丹红，我在你家孩子喝的牛奶中加三聚氰胺，他又在大家都进的餐馆中使用地沟油，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互相伤害的生物链，难怪那位农民兄弟感叹，城里人的身体就是棒，那么多有毒的东西居然就是毒不倒！呜呼哀哉，我们真的“毒”不死吗？
好在我们没有被“毒”死
100年前，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在小说《屠场》中描绘了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的场景。传说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小说作者描写了屠宰场加工火腿肠的过程，员工们将那沾满血的肉放在水里一搅，就扔进了机器；将过了期的肉切成块制作成火腿肠；将洗脸洗手的水用作调味品……读到这一段，罗斯福大叫一声，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了出来。他责令美国农业部调查肉联厂的情况。随后，美国国会即通过了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
发生于100年前的美国食品安全问题在今天的中国展开了续集。“三聚氰胺奶粉”、“毒大米”、“瘦肉精猪肉”、“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尖锐一再挑衅着中国食品安全的底线。尽管这些有“毒”食品也零星造成夺命事件发生，但我们中的绝大多数还在一边吃着有“毒”食品，一边活得好好的，还没有被“毒”死。这是为什么呢？身处这样的险境，我们为什么“毒”不死？
首先，“毒食品”事件时有发生，但食品安全形势在逐年好转。纵观近年来发生的各种食品安全问题，不难发现，每年总有几种“毒食品”冒出来，每年都有几件“毒食品”事件引起全社会关注，而且似乎这样的“毒食品”、这样的“毒食品”事件一年多比一年。这一方面反映了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民生，政府有关部门更加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加大了对食品安全事故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已经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健康与安全，尤其是食品安全。应该说，我国的食品安全形势就是在这种“食品问题年年有”的情况下逐步趋向好转的。尽管有关部门的查处给人以“马后炮”的感觉，但好在这样及时的“马后炮”也能起到遏制、补救以至新的预防作用，使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有幸逃脱了被“毒”死的命运，从而让食品安全状况一年比一年好。权威专家指出，我国总的食品合格率已经从10多年前的百分之五六十提高到了现在的90%左右。这是我们之所以没有被“毒”死的大基础。
其次，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已十分普遍，但并非有“添”就能“毒”死人。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已成为普遍现象。有一个统计，当今人类95%的食品，都含有添加剂，添加剂的总数量在2000种以上。在正常生活状况下，一个人经常要吃进七八十种添加剂。也许，所有添加剂都有一定的毒副作用，但或许很多人有所不知，有的食品添加剂在一定程度内使用是安全的，并不会“毒”死人。也就是说，并不是使用了添加剂的食品就是“毒食品”。只有那些使用了禁止使用的化学物质的食品、不需要使用添加剂而擅自使用了添加剂的食品、允许使用添加剂而超标准超范围使用了添加剂的食品，才是“毒食品”。任何有毒有害物质，都需要在一定的量下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理想情况下，当人体摄入的这种物质低于这个量时，就不会受到损害；而高于这个量，就有一定的风险。比如，烧烤会产生一种叫做苯并芘的物质，在动物和体外细胞实验中体现了致癌作用。这种物质在天然水中也广泛存在，而在饮用水中的浓度范围内，它会产生什么样的致癌风险缺乏数据。在美国，主管机构设定饮用水中的苯并芘“目标含量”是零，而“实际控制量”则是每公斤0.2微克。任何食品都有其“安全限”，但是这些“安全限”只是一个“控制标准”，并不是“安全”与“有害”的分界线。比如说，如果一个体重60公斤的人，每天吃500克每公斤含0.15毫克镉的大米，是“超标”的；而如果只吃200克每公斤含0.25毫克镉的大米，则处在“安全范围”。这就像考试，总需要一个“及格线”――考了60分的人通过，考了59分的人重修，但这并不意味着得60分的人和得59分的人就有根本的差别。我们为什么没有被“毒”死，因为我们有幸暂时还没有超过其“安全限”；一旦突破“大限”我们就会出毛病，甚至会出人命。
最后，无德商家恶意炒“毒”，恐慌让我们把无毒当有“毒”。有些被爆的“毒食品”其实根本没有毒，而是某些无德商家为了竞争恶意炒作，混淆消费者的判断力而故意制造出来的食品安全问题。近年来，恶意商业竞争事件不断，从封杀“王老吉”到搞臭“康师傅”，从“尼美舒利事件”的莫须有罪行，到蒙牛雇用网络公司通过论坛发帖、冒充消费者回帖以及撰写博客等方式，诋毁同行伊利同类型产品声誉，都是商家不顾消费者利益、只盯着市场蛋糕和利润最大化而下的蛋。普通民众成了被愚弄的对象，根本搞不清事情的真假。尤其像“三聚氰胺奶粉”这些问题发生后，民众对食品安全信心不足，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以为生活中已经无“毒”不入了，事实上我们确实有些过虑，被无德商家忽悠了。我们之所以“毒”不死，在很多时候真不是因为我们体质有多强，而是我们对不法无德商家炒出的“毒”舆论有点敏感了。
诚然，我们没有被“毒”死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并不是所有的事故都只是打草惊蛇。硫磺馒头、“红心鸭蛋”、“瘦肉精”猪肉等等食品安全问题依然不能小觑。我们必须活下去，一方面要继续培养“胃坚强”，练就一身百“毒”不侵的本事；另一方面也必须下点硬功夫，拿出解“毒”的办法来。
痛定思“毒”
我们没有被“毒”死，但我们绝不需要“毒食品”。
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中国人到美国探亲看到美国的油条卖到两美元一根，他觉得在美国炸油条卖肯定能发财，于是就做起了这个红火生意。后来有市民举报，把他炸油条的油拿去化验，结果发现这油违规重复使用，相关部门给了他一个超级罚单让其破产了。
痛定思“毒”，“治乱当用重典”。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管理中的“法治之手”必须硬起来。面对那些黑心、无良厂家、商家理应从重处罚。相比美国，我国执法部门那点不痛不痒的罚款，威慑力根本不够，那些不法、无德厂家、商家只是暂避风头，然后过一阵子又重操旧业。对于那些在食品生产和加工中使用禁止使用的化学物品（如苏丹红、三聚氰胺、工业用酒精等）、在不需要使用添加剂的食品中使用添加剂、在允许使用添加剂的食品中超标准超范围使用添加剂的厂家、商家，我们一定要依法严厉打击，把他们“打死”、“打瘫”、“打怕”，让他们付出高昂代价，让“毒食品”没有地方没有厂家敢生产，没有渠道没有商家敢销售。2011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联合来自12个省（区、市）的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这是1983年以来，有据可查的联名代表人数最多的单项议案。但愿该议案能被人大常委会采纳，由最高立法机关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为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与安全筑起一道最有权威最有威慑力的“保护墙”。
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过食品安全危机，如美国的“肮脏食品加工厂”，欧洲的“疯牛病”，日本的“毒大米”。推动各国走出危机的最大启示，是用系统的制度呵护良心，用严苛的法律捍卫基本道德。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有制假或售假的行为就构成犯罪；日本对农产品实施严格的“身份证”制度，建立了可追溯管理模式。这也正如中央领导一再强调的，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让触犯法律的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严惩和社会的唾弃。
痛定思“毒”，我们必须思想上重视，措施上及时，监管上得力。大家都知道，扁鹊是战国时期一代名医，因医术高明而享誉古今。有这样一个故事，当年魏文王问扁鹊：“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医术最好呢？”扁鹊回道：“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再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答曰：“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里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刚刚发作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只在我们的村子里才小有名气。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看见的都是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施药等大手术，所以他们以为我的医术最高明，因此名气响遍全国。”文王连连称道。同样，如今的食品安全监管也应该是这样的，核心是正本清源，预防为主，重要的是发现苗头，防患于未然。其次才是加强监督检查，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纠正。而现今更多的是当事态扩大到包不住火了，试图采用事后诸葛的方法再去查处问责、强化监管，让事态慢慢平息。但按下葫芦浮起瓢，“三聚氰胺”问题解决了，“瘦肉精”事件又爆发了，后来者“染色馒头”不依不饶又出来了，等等。这是因为此前相关部门采取的都是救火式的处理方式而非“防火预警机制”来处理此类事件，这无疑是无法彻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
鲁迅先生说：“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他犀利批判的中国人的劣根性依然肆虐神州。不过，他不会想到“大头娃娃”与奶粉有关，更不会想到“牛肉膏”与猪肉会“联姻”。从无营养有害到无良知有毒，食品安全的事件频发不仅颠覆了中国的传统道德，而且将从根本上损害中国人身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挖空中国经济赖以生存的根基。因此，痛定思“毒”，我们更需要清楚地认识我国的文化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当前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这条“短腿”到底有多短，眼下的各种事件给出了令人心惊的答案。当诚信缺失屡究屡犯、难以遏制之时，道德滑坡就到了令人忧心的险境，良心中“毒”比食品有毒更可怕！
我们拿什么去拯救我们的食品安全？胡锦涛总书记在谈到食品安全问题时，谆谆告诫有关部门：“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温家宝总理针对“毒食品”事件时有发生的现状，痛斥不法不良商家“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李克强更是提出要加大食品安全重点整治力度，重典治乱必须重拳出击。必须严肃依法进行整治。完善和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让犯罪者承担应有的刑事责任，使不法分子付出高昂代价，对违法行为给予最大震慑，使其不敢以身试法；还得强化企业责任。严格执行市场退出机制，严重违法者不允许再涉足食品行业；最后要落实政府监管职责。要全面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构建广覆盖的监管格局，消除死角盲点。健全食品安全综合协调机制，增强监管合力。做到信息公开透明，第一时间回应社会关切。提高应急处置能力，把食品安全问题解决在萌芽状况和发生之初。
食品安全不管是从组织领导上、法治上、监管上还是从思想道德建设上看，都是一个全社会的系统工程，身处各个经度与纬度的人们互相组成一个食品安全的供给链、保护链、追究链，都十分必要十分重要，谁都不能置身事外。“毒”不死的我们还必须继续为创建一个完整、健康、良性而可持续发展的食品安全链而战斗，设法从被“毒食品”包围的困境中奇兵突围，从而夺取保卫食品安全战斗的全面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