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富于挑战性的人，他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听到的是骂声、哭声和埋怨声，碰到的是一个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做不尽的是烦事、难事和窝囊事。然而，正是在这个号称“机关第一难”的岗位上，他以22年的春秋让生命最炽烈地燃烧，他用一身的志气、骨气和血气证明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存在。他，就是江苏省泰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
故事一：市政府门前：又脏又臭的孙玉宝跪着，想要套寿衣
张云泉给老人擦脸擦身，叫来车，把老人揽在怀里，送进医院。
医生要求直系亲属签字，张云泉说：我就是你儿子，我来签！
1996年秋季的一天，泰州市政府门口跌跌撞撞走来了一位面色枯黄的老人，他跪倒在地上，身上到处都沾满了呕吐物，散发着一股股难闻的酸臭味。他叫孙玉宝，是里下河贫困村的一个孤寡老人。前不久，他身患胰腺癌，无钱做手术，绝望中来到这里，只求死后政府能为他买一身寿衣。
张云泉喉头发哽，一把将老人从地上抱起来，一直走进信访局的接待室。他用湿毛巾为老人擦干净脸和身上的污秽，又端来一杯热茶，送到老人的嘴边，看着他一口一口地喝下去。随后，他叫来一辆三轮车，把老人揽在怀里，坐上车，送进了医院。接着他四处奔走，为老人筹集医疗费。
要手术了，老人对张云泉说：“医生要求直系亲属签字，我没成家，无儿无女，咋办？”张云泉握着老人的手轻轻地说：“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人民的儿子，我就是你的儿子。这个字我来签！”老人泪如雨下。
手术做了5个小时，张云泉在手术室外等候了5个小时。随后的日子里，他和同事们每天给老人送去可口的饭菜，帮他洗头洗澡。那年中秋节的晚上，张云泉没有回家吃团圆饭，下班后匆匆上街买了月饼，赶到病房。老人望着月饼，张了张嘴，失声痛哭……
出院那天，张云泉领着信访局的干部到医院为老人送行。老人拽着张云泉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含着泪反复地念叨着：“你让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啊！我要把这些告诉全村的人。”
“信访干部的工作要像甘露一样一滴一滴流进群众的心田。群众高兴了，我就高兴！”至今，张云泉已经义务帮扶过200多户特困家庭，为上百名群众求过医、购过药，先后从自己的工资里挤出4万多元救济困难群众。许许多多原本素昧平生的人，把这位信访局长当作自己的家人。张云泉说：“有困难，就找我张云泉。即使我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也要奉献我的一腔真情！”
故事二：双目失明的胡克明：儿女都没给我洗过脚
胡克明夫妇走进了信访办，他们再也没有被“踢”出去。
张云泉：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让群众从我们身上看到共产党好。
年过七旬的胡克明原是泰州市某单位职工，上世纪70年代一家被错误下放。1986年，胡克明夫妇开始到市政府上访，可他们的问题总是被这个部门踢到那个部门。一天，他们走进了信访办，他们再也没有被“踢”出去。整整18年，张云泉数百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先后帮助他们解决了全家的户口、孩子的上学等问题。后来，胡克明双目失明，又患上心脏病，不禁再次陷入对痛苦往事的回忆，情绪很不稳定。有一次，老伴在医院给他洗脚，去拿袜子的空，他因为看不见，踩翻了脚盆，床上地上到处都是水。他的火一下子被点燃了，非要家人拉着他到市政府讨说法。
张云泉闻讯赶到医院，用墩布把地上的水拖干净，又重新打来一盆水，双手托起老人的脚放进盆里，轻轻地给他搓洗。那一刻，老人哭了，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滴落在张云泉的头上，他颤巍巍地摸着张云泉的头说：“这一辈子，我的儿女都没给我洗过脚，虽然我以前受了很多冤枉气，但今天一个共产党的局长为我洗脚，我死了也闭眼了！”
老人弥留之际，拉着张云泉的双手轻声说：“感谢共产党，感谢人民政府……”他嘱咐老伴和子女：“我死以后，谁也不准再去政府上访！”
因为自己的付出而让人民群众有发自内心的对共产党的感情，让张云泉享受了最幸福的回报。他说：“信访工作，说到底就是党的群众工作，就是要在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架起‘连心桥’。我作为信访局的领班人，就要当好‘连心桥’上的一块砖。我最大的满足，就是让人民群众从我们身上看到共产党好！”
故事三：千人群访事件一触即发
张云泉用三句话、三鞠躬化解
当他返回医院时，左眼流泪流血，整个人都瘫倒了。
1998年的一个夜晚，泰州某镇发生一起致人死亡的恶性交通事故，由于肇事司机的言语激怒了死者亲属，他们与前来处理交通事故的警察发生冲突，并准备第二天纠集上千人阻断高速公路。这个时候，张云泉因致残的左眼再度发炎，正在医院治疗。他获知这一信息，马上拔下针头，跃起身来……陪伴在一旁的妻子急了：“你左眼已经残疾了，如果右眼再遇不测怎么办？”张云泉说：“放心，没有那么多危险。相信我会处理好。”
张云泉一到现场，立刻被上百人团团围住。哭的、骂的、吐唾沫的、推推搡搡的，情势一触即发。张云泉深知，此刻说一百句话不如以情动人。他走进死者家里，向遗体深深三鞠躬；又从袋里掏出600元钱，用一张白纸包好，放到遗像前。这时场面寂静无声。就在这无声胜有声的寂静中，张云泉转过身子，大声说道：“我鞠这三个躬，第一个躬是我本人并代表信访局全体同志向死者志哀，向亲属和亲友们表示慰问；第二个躬是代表肇事者向死者和各位请罪；第三个躬代表政府向你们承诺，一定会合情合理依法处理好这件事。现在，请死者的‘老娘舅’（辈分最长）同我谈……”
老娘舅立刻喝住众人，和张云泉谈起事情的处理。张云泉的声音嘶哑着，伤残的左眼不断地流泪。他从上午9点一直谈到下午3点，终于感化了群众，把一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的集体上访事件提前化解了。当他返回医院时，左眼流泪流血，整个人都瘫倒了。
在22年的信访生涯中，张云泉身上留下太多的伤痕印记：他的腿被踢过，落下了深深浅浅的疤痕；他的胳膊被掐过，留下了又紫又黑的斑块；他的手指被咬得露出骨头，至今仍不能灵活弯曲；他的面部曾被人猛击，鼻腔和嘴里满是鲜血；他的左眼更被打成重伤，留下终身伤残，视力从原来的1.5下降到现在的0.15……妻子曾哭着问他，为什么要当这“受罪”官？他说：“我不但要当，而且要为老百姓当好。”
故事四：年近花甲的盲人夫妇无家可回桥洞躲雨
张云泉向有关单位负责人吼道：你对这样的人还耍官腔，简直没有人性！
我宁可得罪一个官，绝不得罪一个百姓。
1991年夏天，泰州发大水，市郊一对年近花甲的盲人夫妇居住的简易棚的屋顶被狂风掀翻了，这对盲人在雷鸣电闪中摸进了一座拱桥的桥洞里，算是熬过了一夜。第二天，浑身冻得发抖的两个盲人摸到了有关单位，找负责人反映问题。那位负责人明明在，却哄骗盲人说“出去了”。无奈之下，盲人摸到了信访局。
张云泉立刻打电话给那个单位负责人，请他们迅速安排盲人夫妇的住所。负责人却打起了官腔：“这个问题嘛，是可以考虑的，但要按照程序办，先由本人打报告，然后居委会、办事处复查，再由主管部门核实，最后报批……”
张云泉大怒，吼道：“我和你闭着眼从家里走到办公室试试，走不远我们就会被撞死。你对这样的人还耍官腔，简直没有人性！”
对方问：“你想怎么着？”
张云泉看着手表，一字一顿地说：“现在是上午9点，如果到下午3点他们还在桥洞里，我就拿着斧子砸开你利用职权谋取的空关房（指已有房主而无人居住的闲置房），让两位盲人住进去！"
结果，不到中午，这位负责人就派人用车帮盲人搬了家。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桥洞已经被淹没了。
“作为公务员，我们永远不能忘百姓这个‘本’。不忘本的第一要素就是，对待百姓疾苦，要有换位思考的意识。为什么现在有些老百姓对少数干部很反感呢？就是因为这些干部太把自己当个官了，总是端着一副居高临下的架势，摆着一张冷冰冰的脸色，群众的事在他们看来就是麻烦事。”张云泉说：“只要老百姓有理，我宁可得罪一个官，绝不得罪一个百姓。”
故事五：王友德：讨不回清白，我就把害我的人杀掉
面对法官，张云泉说：我希望我们不要在知识的海洋里被淹死。
接到无罪的判决书后，王友德号啕大哭，他卷起裤管，向张云泉磕了3个响头。
王友德是泰州某企业中层干部，上世纪80年代，他在一起经济案件中因当地极“左”路线的扩大化而蒙受冤屈，被错判入狱。他患病的父母急火攻心，先后离世。为洗刷罪名，讨回清白和公道，1985年他出狱后便开始了上访申诉，16年间，他数十次到北京、南京等地上访，先后给各级信访部门和法院寄出了上万封申诉材料。1996年，在申诉上访始终没有结果的情况下，他找到张云泉说：“如果不能讨回清白，我就把当年害我的人杀掉，然后自焚，以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捍卫做人的尊严！”
张云泉一连几天都睡不好觉，王友德的遭遇让他有一种很深的负疚感。他想：当年的极“左”路线让一个善良的人遭受如此痛苦，我作为一个信访局长一定要用行动向他赎罪！他对王友德说：“你不要做蠢事，要相信党和政府对你的问题会正确处理的。”
张云泉对事情做了深入调查，之后，他为昭雪王友德的冤案开始了奔波。他一趟趟地出差，一次次地到有关法院申诉，一遍又一遍地与坚持原判的几位法官依据事实，据理力争。有一次，他去某地高级法院陈述事实，几位法官特意在一间图书资料室会见了他。一位法官指着满屋子的书问道：
“你看过这些法律的书吗？”
“没有。”
“那你今天看到这些书有什么感想？”
“感想是有的。我过去当过海军，在海洋里游过泳，没被淹死。我希望我们今天不要在知识的海洋里被淹死。”
法官们惭愧了，他们为张云泉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所折服，作出了重新审理此案的决定。
1999年6月11日，1米78个头的大汉王友德在接到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无罪的判决书后，号啕大哭，他卷起裤管，裸露膝盖，向张云泉磕了3个响头。
张云泉的心情却特别复杂，他说：“王友德自己没说受了多少苦，花掉了多少钱物，可是他16年的时间花在上访路上，这16年的时间多么宝贵，人生能有几个16年？作为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我所感觉到的是深深的内疚。”
有人曾尖锐地问过张云泉：你每天接触到的大多是社会中负面的东西，你不感到悲观吗?张云泉的回答是：“看到自己为群众办了一些实事后，群众表现出的对党与政府的信赖和赞美，更激发了我多为人民办些实事的信念和力量；多为群众排一份忧解一份难，也就多减少一份因为极少数人的行为给党和政府带来的消极影响,多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创造一点条件。一个理想的社会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然，要我们这些党员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