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界医生”，在不少国人眼里既陌生又神秘。在世界各地无论哪里发生地震、洪水或战争、内乱等“天灾人祸”，人们总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在自然灾害中负伤、生病或武装冲突的受害者提供援助。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竞相加入这一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在救死扶伤中不断挑战自我，同时使中国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我喜欢看到那些笑”
南苏丹，这个2011年7月9日正式宣告独立的全球最年轻国家，很多人对它还有一些陌生。
“这是世界上常规免疫覆盖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有75%的民众仍然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护理，超过8成的医疗护理服务是由国际非政府组织（NGO）所提供。常年暴力冲突和局势不稳，人们背着枪出门，这些因素也使外界的人道援助供应加倍困难。”来自四川绵阳的志愿人员曾思斌这样介绍南苏丹。他和同事去年就来到了“无国界医生”设在南苏丹皮博尔的医疗点，为16万村民服务。
曾思斌是个80后，被当地人称为阳光型的后勤“总管”。在皮博尔医疗点里，大到与政府、警察局、救援飞机的联络，以及去偏远村庄外展、饮用水的净化处理、为救援保障电力的通畅，保障医疗点及医疗行动的安全，小到电线、插座、电池，甚至一根螺丝钉的管理，都是他的工作范围。
前不久，笔者在跟随曾思斌在南苏丹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注意到，他每半小时便通过无线电报话机与在朱巴的协调办公室汇报路上的情况。因为一路走来道路两旁灌木、杂草丛生，据说在冲突频发的时候，一些武装分子就守候在灌木丛里，随时都有出来滋事的危险。去年8月，一个乡村诊所所在的村庄遭到武装分子袭击，很多村民在冲突中丧命，医疗点也受到影响。但曾思斌和同事们在如此危险的状况下，依然尽最大努力挽救了一个又一个脆弱的生命。这也意味着曾思斌的工作强度更大――严格遵守“无国界医生”的安全守则，力求保障救援人员和医疗点的安全。
这次刚到目的地，我们还没安装好装备，已经有不少妇女带着生病的孩子，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了。瘦弱的孩子们，个个体重、个头与他们的年龄不相称，显然是由于营养不良造成的发育欠缺。曾思斌所在的团队为这些营养不良的孩子提供治疗，病童的母亲每周可免费领取营养食品，并带孩子来治疗、复查。而对那些严重营养不良、无法自己进食的病童，他们会把病童和看护人一起接到医疗中心住院治疗。
尽管在南苏丹工作非常辛苦又赚不到什么钱，但曾思斌说：“我看到那些黑人母亲和孩子病愈后脸上露出的笑，这就够了。”
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
今年39岁的屠铮出生在广西桂林，父母均是医生。在香港科技大学生化系攻读理学博士时，屠铮知道了“无国界医生”。它是1971年在巴黎成立的一个非盈利组织，主要针对战争、内乱、天灾等地区的难民或贫民给予医疗援助。自1999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如今它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独立医疗救援组织，每年有3000多名志愿人员在约60个国家服务。屠铮的表弟潘渊是内地最早从事海外志愿救援工作的后勤人员。他途经香港时热情鼓励表姐：你是学医的，如果来“无国界医生”，能帮助很多人！
2007年3月，已在北京一家著名医院工作的屠铮，正式加入“无国界医生”，被派往利比里亚执行救援任务。初到首都蒙罗维亚，她去逛过那些建在高处、可俯瞰整个市容的酒店。“我觉得还不如咱们的一个县城，很多公共设施都没有恢复，都是百废待兴。”这是屠铮的第一印象。
更令她吃惊的是， 该国注册医生仅有121人，婴幼儿死亡率为32%，这意味着当地3万人才有一个医生，而10个孩子中大约有3个会夭亡。屠铮注意到，这里的孩子通常是按出生日取名的，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一个星期后孩子还活着，才会取一个正式的名字，而幸运存活下来的孩子，“星期几”则成为他们的昵称，这让她想到了《鲁宾逊漂流记》里那个“星期五”。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都是全免费的。在太多人需要救助的情况下，只能够提供最基础的医疗服务。在屠铮眼里，按中国的标准，自己所在的Benson医院充其量是个二级医院。这里无法化验肝肾功能，甚至没有一台X光机，惟一的B超机则是大宝贝。屠铮从进入医院开始，就不断被警告，“无国界医生”有B超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坏了不会有补充。
B超机在当地早已被人神化。早在屠铮赴任以前，“无国界医生”在蒙罗维亚的救赎医院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地妇女交头接耳，说那台神奇的机器上有一个小小的屏幕，只要肤色白白的医生把像果冻一样的黏胶涂在妇女肚子上，直接穿过皮肤渗透到肚子里，就可以治疗不孕症。许多妇女蜂拥而来，做完B超，通常感觉都好多了。
“充分利用资源，无论是物力还是人力。”这是屠铮在“无国界医生”医院里工作最大的感受。Benson医院虽然只有3张产床，但每个月差不多要接生400个孩子。
屠铮的营地离医院有半小时车程。“无国界医生”给大家配备手机，有急症打电话呼叫，一般晚上都会有事情。屠铮觉得前半夜被叫醒是幸福的，如果是后半夜叫醒，就只能在医院里熬通宵，她最长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个小时。有一次搭班的外科医生结束任务撤离，她独自顶了一个月，一人做了60多例剖腹产手术。
屠铮的同事则来自世界各地，比如阿根廷、德国、俄罗斯、希腊、西班牙等。一部分人把志愿工作看成一生中必须拥有的经历，一部分人则是因为家庭变故，希望生活有所改变。Benson医院院长是一位30多岁的美国女性，来非洲7年了。她多次夸奖屠铮“特别能干”，还叫她“中国玫瑰”。后来这名字甚至传遍了整个利比里亚！
“他们只有一半能活到成年”
潘渊的皮肤有点黑，扎着辫子，带着非常阳光的气息。他是“无国界医生”里首个来自中国内地的救援人员。
2001年春天，毕业于云南大学计算机系的潘渊，凭借出色的外语能力和计算机技能，成功通过考试并接到首个任务――赴非洲开展治疗“黑热病”的救援工作。母亲用沉默代替了抗议，父亲则开明地表示了支持。那年6月，潘渊首次走出国门。
2002年7月，潘渊几经生死完成在非洲的救援工作后，又被派往孟加拉南部的难民营，为数万名无家可归的缅甸洛兴加难民提供基本医疗。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宗教问题逃难至此，人数最高峰时达25万人。看着营地周围把守的孟加拉军警，潘渊不敢想像这数万难民是如何度过这十多年的“软禁”生活的。12月的一天，雨后的难民营又是一片泽国，泥浆混集着排泄物布满了每个角落，用纸皮树枝等简易材料建成的矮房散发着潮湿和霉味。为防止疟疾和肠胃疾病的传播，潘渊和其他志愿者在泥泞中逐家逐户进行卫生知识宣传，并叮嘱每个家长时刻监督孩子不要吮吸那沾满泥巴的手指。
一个正在手捧泥土修缮地面的小女孩引起了潘渊的注意。他弯腰走进这个不足8平方米的阴暗小屋，里面还有一位母亲和另外两个孩子，以及摆放在桌上的一些玉米、大麦和盐巴等救济粮，正是这些粗糙的食品让这里的孩子营养不良。
在难民营的一角，潘渊还惊讶地发现了一所“学校”。在一个简陋的木棚下，一名老师带领300多个席地而坐的孩子，认真地学习本民族的语言。孩子们一边大声朗诵，一边偷看过往的行人。他们之中，很可能只有一半能活到成年。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潘渊用了这样的开头：“能生长在中国是一种幸福……”
其后，他又奔赴塞拉利昂、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十几国执行救援任务，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2011年夏天，他和同事又来到炮火连天的利比亚。由于潘渊在后勤保障和管理方面为NGO做出了巨大贡献，总部曾多次对他进行特别嘉奖。同时，潘渊也赢得了各国同事的友谊和尊重。美联社及路透社等著名媒体多次称赞潘渊无数次冒着生命危险，用救死扶伤的高尚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这个“负责任大国”的光辉形象。
现在，潘渊的同学和朋友大多已是公务员或老板之类，他们常常会羡慕潘渊的经历，但却不愿意抛弃现有的一切去走同样的路。他们熟悉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更愿意切合实际地编织属于自己的财富和梦想。在海外，潘渊经常被问及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他不得不耐心地向对方解释――“我来自中国！”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发动更多的民间力量，唤醒中国社会还处于蛰伏状态的志愿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