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制作的榜单显示，中国大陆“税负痛苦指数”排名全球第二。在2009年推出的排行榜上，中国大陆也是居同样位置。《福布斯》推出今年的榜单，正值“月饼税”、“加名税”在国内引起激烈的争议，“税负痛苦”成为许多人的切身体会。
9月19日，《人民日报》发文称《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科学性差”，不能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当天，《福布斯》中文版总编辑周健工对此逐条辩驳。《福布斯》的计算是否合理，国内的税负到底算不算高，本报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蒋洪，蒋洪对此的评价是，《福布斯》计量方式是合理的，国人的税负非常之高。
税负痛苦―《福布斯》没说错
时代周报：《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计算构成，是否合理？
蒋洪：考察任何一个指数或排行榜是否合理，是否客观，最重要的是看其评价的标准是否统一，如果是统一的，那么它就必定在某一个侧面反映了真实情况。
《福布斯》的这个“税负痛苦指数”也如此，只要它对所有考察对象用的是同一套指标，那么它至少在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税负的实际情况。它把中国排在第二位，具体排名暂且不论，但基本上它认为中国税负是重的，这个结论没错。从一个侧面观察，可能有不精确、不全面的地方，但是每一个视角都勾画出对象的一个客观特征。
时代周报：对于《人民日报》宣称“税负痛苦指数”是一种“科学性差”的算法，你怎么看？
蒋洪：将最高边际税加起来，税负是被夸大了，但它对于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换句话说，如果夸大的话，每个国家都是夸大的，相对状况就并未夸大。所以，这不能作为中国税负不重和否定福布斯客观性的理由。
《人民日报》的另一个理由是，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相对较低。但这套标准也是世界通用的，所有国家都采用名义税率来计算，并没有把某个国家的税负特别夸大。因此，也就没有扭曲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关系。事实上，采取名义税率比实际税率更有优越性。
涉及到一些具体的问题，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不相符，是有原因的。比如说，按照规定，要扣个人收入的20%作为税收，但实际扣税的时候不是按照这个比率，因为一些因素，在实际执行的时候，税收给予优惠了，就是说实际按多高的比率收税是可以变通的，是可以被人左右的数字。比如说规定要交税20%，但对有些人不收取20%，只收10%或5%，甚至不收，因此收到的当然比名义税率要少。
像这种情况，很多国家是怎么处理的呢？收到税了，给纳税人补贴，即算在税收里面。比如按照税法规定收100元税，我给你优惠了50元，这种做法是我只收了50元税，另外一种做法是我收到了100元税，但是在政府支出这头加了50元。所以，如果采取实际收入的话，会使得有些国家因为同比支出减少它的税收数字。而这种情况，恰恰在一些不规范的国家里很普遍。所以，名义税率更能反映客观情况。
如果改用其他计算方式，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存在。我的基本结论是，对于《福布斯》的算法和排名，只要世界各地是统一计算的，那就是从一个客观的视角反映了各国税收负担的相对情况，总的结论没错。
纳税之多与服务之少不对等
时代周报：那么，中国大陆的税负程度到底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税负水平是高还是低？
蒋洪：按照福布斯的做法，把所有交给政府的钱加起来，这是一个思路，我想沿着这一思路来说。现在不管按照窄口径、中口径、宽口径，都没有完整地将中国老百姓交给政府的钱算清楚。有些钱，在最大的口径中没有算进去。比如说，高速公路收费，其他国家是不收费的，因为收了税以后，就会提供了免费的高速公路。而我们国家，除了收税以外，继续收公路费，这在三个口径中都没有算进去。要比较的话，要把这种收入加上去。
再比如，国外很多地方，公共自然景观是免费开放的，国家不收钱，或者只收象征性的钱。而我们现在每一个值得一看的自然景观，全部给圈起来收费，这笔钱也没有在各口径中体现。要把所有这些项目，即政府应该免费提供的，现在却在收钱的项目，全部加在税负里面，然后我们才能去跟人家比较。
其次，除了交费、交税以外，我们国民还付出了一大块经营性的国有资产，其产生的收入流全部由政府占用，这也是我们出资的代价，这个收入流也完全不在三个口径中。所谓的“宽口径”，名义上把国有资产经营预算的收支已经纳进去，但是现在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的，仅仅是国企中的5%，也就是说，90%以上未被纳入。而且这个只是一个利润的数字。实际算法还不应该是这样，即使我们把利润全部加进去的话，这里面还会有问题，因为很可能在利润之前就已经被耗掉了。交给我的资产没盈利，盈利的都算到收入里面去了。真正的算法，应该按照国民交给它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的资产净值，以一个推算的利润里来算的。比如说，交了100亿，如果合理的利润率是5%的话，就应该有5亿的利润，如果低于5亿，我仍应该按照5亿来算。应该获得5亿，如果没有达到，是被耗掉了，也是国民为之付出的代价。
从政府收入这头，即使按照现在的“宽口径”来算，也是很不完整的，如果要将我们空缺的项目都补上去，现在还没有权威的数据，所以非常需要政府的信息公开。要有说服力地告诉社会公众税负是重是轻，必须把全部账本拿出来。我刚才说了，按照收入来算的话，我们即使按照“宽口径”，还是有很多项目没有算进去，这是我对于目前税负的一个评价。
至于痛不痛苦，不能看我们交了多少钱，而是在同等的公共服务下进行比较。在同样的服务下，你花的钱少，我花的钱多，我的负担就比你重。我们两个服务不相同，但在计算上是可以调整的。比如说，人家的社会保障是全覆盖的，我们目前覆盖的只是人口的一部分。我们如果要调整到跟人家相同的公共服务，需要花费多少。需要重新调整，把欠缺的公共服务项目，在数量和质量上跟人家进行相比，跟不上的那些要进行调整。比如说人家是12年的义务教育，我们现在只是9年，增加3年的教育，花费的负担也要调整。在交款与服务的对比中，再来谈论税负重不重，痛苦不痛苦。
时代周报：也就是说，比起税收高低来，纳税人出资以后换不到应得的公共福利，更容易让人觉得税负痛苦。那么，在规则有欠缺的情况下，该如何比较税负？
蒋洪：所以，要评价中国税负的话，还需要做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就是把我们社会服务的水平和相比较国家的社会服务水平进行一个统计上的工作，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行，才能得出一个比较让人信服的结论。
关于我们国家税收负担重不重，我的结论是重的。重不重并不取决于我们交多少，而是我们交给它的钱是否被用于公共服务，现在的情况是很大一部分钱没有用于公共服务。披露出来的大量贪腐和“三公”消费便可见一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交的钱过多了，我们交的钱并没有全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而且，从制度上来说，我们交的钱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能够用于社会公众所希望用于的目的，无从把握。
看不到税负改革的进展
时代周报：要使得我们税负负担轻下来，或者在感觉上轻下来，要做哪些工作？
蒋洪：政府怎么花钱必须跟社会公众交代，钱怎么用，应该让社会公众共同决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涉及到税收立法权问题，如果大家愿意交，它即使多一点，也不痛苦，如果大家不愿意，即使是少，也是痛苦的。要解决这些问题，一要信息公开，二是税收的决策更多接受社会公众的制约和监督。
总的结论，用收入来进行衡量，目前有很多部分没有包括在内。如果从付出与获得的公共服务来说，目前二者是不相称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负担是重的。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税负改革的进展如何？
蒋洪：目前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进展。近20年来，税收的增长率远远高于GDP的增长率。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趋势是税收负担不断加重。
另一个现象，是整个社会的用钱方式、居民消费在GDP的构成中，所占的比例很低。使得出现了宏观经济上依赖于出口和投资的普遍情况。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我们的负担很重，老百姓口袋里的钱少，政府口袋里的钱多。这是我对近些年来的动态情况的看法。
时代周报：财政不透明，或者预算报告看不懂之类的现象在各地比比皆是。作为一个个体，在税负面前，能切实做哪些事？
蒋洪：税收问题涉及到每一个纳税人的切身利益，大家都有责任在这方面参与税收问题的讨论。我个人作为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是通过提案的方式来表达我的看法。
比如说，在信息方面，我主张政府信息公开，具体主张是修改目前的《保密法》、《预算法》。另外，在税收立法方面，我提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的税收授权的权限，应该归还给人大。政府如果需要征税的话，需要通过人大、社会公众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