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中国的能源进口渠道会一帆风顺，积极主动地应对挑战的方法是通过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境内的能源消费效率。 中国“能源外交”的展开和高层互访的一次次“能源之旅”，反映了中国对能源进口的迫切需求，也提醒人们关注能源进口的风险。最近几年，中国的石油等能源进口量急剧增长，能源供应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在能源领域依赖进口是中国能源安全所面临的巨大或者说最大的威胁：一旦海外供应来源或运输渠道被切断，中国将陷入严重危机之中，故而需要尽力降低对境外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以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待商榷。
自给自足辩证看
对一个国家而言，全面理解能源安全，应该将该国的能源供需状况是否能高效率地为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纳入研究审视的范围。如果利用境外能源的经济成本低于境内开采的经济和商业成本，进口显然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做法。如果境内能源生产超出了国内消费的需求，出口能源也是经济建设的途径之一。关注能源进口所伴随的政治风险和成本是必要的，但是将自给自足作为思考能源政策的目标则不智。
从中国自身的发展历史来看，１９６３年大庆油田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结束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全面依靠进口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历史，实现了自给自足。但是，中国到了１９７２年之后，才有机会利用石油和煤炭资源的出口为国内经济建设服务。缺乏正常的对外经济交往的外部环境是造成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到７０年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中国的能源虽然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却没有能够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从１９７３年开始，能源，尤其是石油和煤，开始成为中国与发达国家交换产品及技术的重要出口物资，为国家挣得了进口设备和技术所需的国际通货。这对于中国发展外向型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向美国的亚洲盟国（第一次中东石油危机发生时被阿拉伯国家实施出口禁运的国家）出口石油，也起到了拓展和巩固周边外交关系的政治作用。１９８５年中国出口原油３０００万吨，创历史高峰，之后原油出口日益减少，其根本原因是国内石油生产的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供应量的需求增长速度加快，中国已不再具备继续将石油作为主要出口换汇产品的条件。但中国石油出口到２００６年３月才被终止。其中除了国内石油产品价格远远低于出口价格之外，石油和石油产品被包括在出口退税的范围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个现象恰恰说明我们及时调整进出口政策细节的必要。
１９８３年中国开始从阿曼进口石油，最初是作为缓解从国内东北部产油区向长江中上游流域地区运输石油的经济成本和技术困难的临时替代方案。从１９８８年起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不断增加，中国原油、成品油进口开始快速增长。１９９３年，中国成为石油产品进口国之一，到了１９９６年，中国加入原油进口国行列。２０００年，中国海关统计的石油进口量更是比１９９９年上升了近一倍。２０００年之前的海关统计数字，没有包括严重的走私进口石油所涉及的国内石油消费量。也就是说，我们糊里糊涂地开始面对“突如其来”的石油进口量，开始大范围讨论中国能源安全的国际因素。
但在过去３０多年里，一方面中国能源自给自足的能力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加深、速度加快，应对外部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大大提高了。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石油进口过程从未因政治原因中断过，也没有发生过被出口国或第三方欺诈的事件。可以说，这３０多年里，能源进口为基本满足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中国国力的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
不必因“中国能源威胁论”
而束手束脚
尽管如此，人们对国外“中国能源威胁论”可能会对中国能源安全产生影响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从事实层面看，相比于处于工业化链条前端的大国，在通过获取海外能源供给来确保能源安全方面，中国是处于守势的，也不存在后发优势。中国的工业化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程要走，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正面而且稳定的外部政策环境，中国就很难消除国外可能对中国进行能源封锁的担心。
中国当前的处境与上世纪７０～８０年代的日本很相似。当时，为了满足腾飞的经济需求，日本在全球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寻求石油资源。这引起了国际社会上广泛的忧虑和争论，一度出现了“日本威胁论”的声音，认为日本对其境外能源的需求以及伴随的经济崛起将对世界经济政治结构产生重大冲击。就像今天中国一样，当年的日本被指责在全球范围内“锁定”（ｌｏｃｋ ｕｐ）石油资源，拒绝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当然，这种指责的背后是已经在全球（特别是在高度依赖石油这个单一产品出口的中东和非洲国家）获得开采权的西方跨国石油公司不乐意面对新的投资竞争。
然而，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日本又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对中国的戒心更重。在参与国际经济机制方面，已稳获大国地位的国家总是在怀疑：中国是否像日本那样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举例而言，中国近年才开始受邀参加八国集团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机制，而日本从１９６０年代就被视作主要发达国家中的一员，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形成和规则的制定。这种结构性差异，使西方国家对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能源充满了误解和不切实际的担忧。例如，中国在俄罗斯远东、中东、非洲、拉美等地区寻求石油进口时，美国、日本和欧洲常常会怀疑中国在能源经济和能源外交举措背后的地缘政治战略意图。这实质上是把“能源安全”升级为了一个政治化优先的概念。而这种思维并不符合国际能源经济的现实。
上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在全球能源的生产和供应中市场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跨国能源开发与供应商在全球能源流动链条中的作用越来越高，资本的作用也在加强。能源输出国与能源进口国之间关系的实质是相互依赖：没有稳定的进口就不可能有稳定的出口。并不存在一个“我愿意卖给谁就卖给谁”的现象。同时，能源进口国也没有本钱违背市场规律而拒绝进口某一个国家的能源资源。举例而言，美国与伊朗在政治与外交层面上长期对抗，但美国并没有拒绝从国际能源市场上购买源于伊朗的石油。只不过是美伊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石油贸易而已。
因此，至少是在短时期内，“中国能源威胁论”一方面不是中国的努力能够化解的，另一方面中国也不必因之而束手束脚，更没有必要去批驳。中国应该做的是加大在全球范围内对能源市场的参与程度，其中包括与跨国能源公司在境内和境外的合作广度和深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相关程度提高了（这才是全球范围内有秩序的能源经济），舆论和政策环境就会随之向正面转变。
低效率能耗是能源
安全的最大威胁
中国经济和社会要持续发展就必须有充足的能源供应做支撑。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低效率消费的增长才是自毁长城。
一方面，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４年中国以年均增长４．８％的能源消费支撑了年均９．４％的经济发展速度，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０４年中国每万元ＧＤＰ能耗下降了４５％。
另一方面，中国能源的利用效率仍然相对较低，能源消费的总体结构仍然处在不合理的状态。目前中国单位产值能耗是发达国家的３～４倍，主要工业产品能量单耗比国外平均高出约４０％。中国的能源平均利用率只有３０％左右，而工业发达国家均在４０％以上。
虽然这种比较不尽符合经济学道理，毕竟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基础不一样，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上升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必要的支撑。但是，这种比较能提醒我们不能高枕无忧地看待能源进口上升的国内根源：能源消费效率低下。
除此以外，中国的工业结构中还出现了高耗能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与进口依赖相比，这种现象的存在以及克服这种现象的困难，才是对中国能源安全更致命的威胁。
我们不难悟出一个道理：如果不提高能源消费效率，中国的能源进口依赖程度便难以降低；在提高能源消费效率的过程中，即使能源进口在总量和比例方面均出现上升，也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须面对的态势。
在提高能源消费效率的过程中，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认识到：整体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已经成为、可能也是惟一的抵制外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的最有力的方法。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中国的能源进口渠道会一帆风顺，积极主动地应对挑战的方法是通过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境内的能源消费效率。这也是我们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全球能源消费方面是负责任国家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