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城锣鼓巷，是我所在学校的位置。细想这个地名，真是十分符合我们这个学校和这个“行业”的性质，因此我欣然同意编辑部的建议，把这个专栏命名为“锣鼓听音”。 2006年最后一部国产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上映，导演张艺谋坦言：“拍这种古装大片，纯粹是为市场拍，尤其是海外市场。”
然而，就在大家都认为中国电影在海外打了一个翻身仗之时，我们看到的仍然只是武侠大片在海外市场独领风骚的情形，况且还有例外――去年的国产大片《无极》在北美地区就曾遭遇“退货”……
海外发行市场虽然看上去很美，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大片都能在这里分一杯羹。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张伟平直言不讳：“由于影片实力和知名度达不到国际市场的要求，大多数大片的投资恐怕要打水漂。”
而中国大片已有的海外市场，也正面临着一些微妙的变化。日本作为最主要的市场之一，不断提升中国大片的发行代理价格，但支撑这一购买力的票房却并不乐观。
那大片之外呢?除了日本，瑞典、韩国、英国、马来西亚等国的电影发行商也对中国抱有兴趣，但是成交结果要么是零星一两部，要么中途夭折，不成规模。
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交流手段，电影艺术在不同民族、国家之间所能产生的沟通作用的确是巨大的，具有其他媒介不具备的优势。有人说电影是一个民族的私生活，正确与否且不论，但从此角度考量外国人之于中国文化的欲求心理倒颇有提示性。交流是好的，《红高粱》与红色土地，《霸王别姬》与传统京剧，《卧虎藏龙》、 《英雄》与上乘武学，一浪一浪在异域兴起的中国文化潮流多少给我们造成一种中国电影繁荣蓬勃的景象。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外国人士有不少还习惯于通过以旧形态的中国及其现象为表现对象的电影来了解中国，甚至还对这类含有古老局限的主题因素的电影产生了癖好，同时也对号入座地认同了电影里的就是现在的中国，然后再将电影放诸于所有的文化传播媒介中。中国电影所发挥的作用及其地位究竟如何，亦须冷静地再予审视。
有人曾纵观世界各地，做过这样的描述：在巴黎香榭丽舍的大音像店里标着“远东”的货架上，若论电影，只有陈凯歌的《霸王别姬》VCD、刘德华主演的一些香港影片、王家卫的《花样年华》、侯孝贤的《童年往事》以及《金燕子》等极少数武打片。即便是这几部少数的作品，也都不是中国出口的，亦多为汉语对白，法文字幕，没有译版。在中国文化急剧升温的美国的音像店中，亦只有诸如《卧虎藏龙》、《英雄》及成龙等人的少量片子，常规院线也基本与中国电影无缘。在亚洲最大的音像市场――日本，常见的中国电影亦只包括《十面埋伏》、《英雄》、《无间道》、《喋血双雄》以及李小龙、成龙的功夫片。在英国很多大城市，也只能找到《英雄》、《无间道》、《少林足球》等少数电影，而售价都高达15英镑左右。但值得欣慰的是，这几部电影一直卖得很好，销售量和同期好莱坞大片碟不分伯仲。
然而，中国文化并不等同于中国武打片。曾经帮助海外发行《霸王别姬》等片的米拉麦克斯公司的韦恩斯坦说：“功夫片为中国打开了世界市场，但中国远远不止这些。”这样的交流显然是失衡的。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在草创阶段就有了“走出去”的意识，许多电影都配有英文字幕，《渔光曲》还曾在苏联获得大奖。但随后，战争因素和政治因素使得“走出去”的萌芽被迅速扼杀。实际上，单纯的文化传播期望是势单力薄的，好莱坞电影文化的扩张得益于其庞大的市场网络及资本基础。而现在，“中国电影应该成为外国朋友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户”、“中国电影是中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中国电影代表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这样的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而电影具有商业属性与产业价值，还可以赚取外汇，这些理念不过是近年来的“新发现”。
其实，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误读更多地应当归咎于中国本土的电影制作及电影出口。一方面对于中国当下的主流文化缺乏具有吸引力的表达方式，或者还无法找寻到一种符合异国审美取向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我们的电影出口渠道十分不畅。近年来韩国电影发展的强劲势头有目共睹：1998年其出口额为零，2002年就增至1500万美元，2003年达到1750万美元。但是这些出口份额的78．3％来自亚洲市场，北美市场只占4．9％。尽管如此，韩流的激荡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模式，当经济效益与政治效益的需求被极大满足之时，文化的被了解即成为一种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