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2月至8月。在我国政府倡议下，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了副部长级边界谈判。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国的第一次边界谈判。 是“谈判”而不是“磋商”
当时。双方主要围绕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中方指出，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国政府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和加强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愿望出发，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而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的调整。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还不同意以条约为惟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除条约文件划定的边界线外，苏方提出“历史形成”和“实际守卫”也都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即所谓的“三条线”。这实际上是要中方承认沙俄和苏联违约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苏联的，中方当然不能同意。
我方在发言中引经据典，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谴责沙俄割占中国领土，并特别指出。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宣布过。“以前历届俄国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所夺取的一切中国领土”。苏方则声称，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列宁在世时就已废除了对华的不平等条约。抨击中方诬蔑列宁“没来得及”废除所有对华不平等条约。
苏方一直回避把这次谈判称为“边界谈判”，而称之为“苏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在这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的地图，具体讨论了东段边界问题，并根据主航道划界原则，就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一致。但因为双方对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的归属争议不下，谈判无果而终。
“黑瞎子岛”阻断东段边界谈判
据2006年俄罗斯出版的《边界谈判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披露，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未签署任何协议，这与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决定直接有关。书中写道，在谈判中，除了黑瞎子岛地区外，双方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200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划分岛屿归属的原则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这不仅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苏联国内立法。苏方代表团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报告，建议暂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段“挂起来”，而先草签双方工作小组已达成的协议。但没有想到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回复不同意。经了解，原来这是赫鲁晓夫本人的指示，“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作者认为，苏联领导人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除了两国关系持续恶化、意识形态争论不断升级外，还有两国领导人关系中的某些个人因素起了作用。
据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的契尔沃年科透露，当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离京回国后，他于当年9月底专程赴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签署两国边界东段协议。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见到赫鲁晓夫本人。后来，赫鲁晓夫去黑海岸边的皮聪大休假，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听取了契尔沃年科的汇报一赞同大使的建议，并答应要“劝说”赫鲁晓夫。契尔沃年科大使带着这一结果返回北京。但紧接着，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赫鲁晓夫被解职了。
(2004年10月14日，中俄签订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到2005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俄罗斯杜马先后通过了该协定。这标志着包括黑瞎子岛在内的中俄东段边界走向全部确定。
复杂的背景及“两国总理谅解”
1969年10月，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举行。这次谈判的直接背景是，当年3月在中苏边境地区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两国关系空前紧张。
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苏联总理柯西金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同毛主席紧急通话。我方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柯西金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这位话务员称：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她就把电话挂断了。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他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谈判的另一背景是，同年8月13日，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中苏双方武装人员冲突事件。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惊人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世界舆论哗然。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七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969年9月11目，柯西金总理从河内参加越南胡志明主席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里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讨论了缓和两国边境地区局势问题，并达成一些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协议。双方还赞同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
这次会见是应苏联方面倡议而举行的，称之为“机场会见”。1969年9月2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柯西金总理前往。并届时与周总理进行会见。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8日，苏方通过越南外交部转告中方，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北京停留，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未等到中方答复，柯西金所乘坐的专机只好经印度回国。9月10日，从新德里飞抵塔什干时，柯西金收到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9月11日，柯西金的专机飞经伊尔库茨克到达北京。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会晤结束时，双方谈到了缘何“走弯路”这件事，并都认为，未虚此行，会谈是有益的。
柯西金与中苏关系
在苏联领导人中，柯西金与我领导人交往较多，而且态度相对温和。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在与苏联新领导人会谈时。苏方声称，在对华关系问题上，他们同赫鲁晓夫没有丝毫的差别。周总理严词 以对：既然你们之间没有不同，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谈的呢?后来，柯西金到机场送行，在途中向周总理解释说：我们与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呢。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的高级会议。1965年，柯西金访问越南路过北京，毛主席会见了他。柯西金提出。希望停止苏中之间的公开争论。主席对他说：论战就是打笔墨官司，也死不了人，原则争论还要继续下去，但国家关系应改善。柯西金问毛主席：要争论多久?主席答：一万年。柯西金说：太长了吧?主席诙谐地说：看在你的面子上。减少一千年。就是在两国发生严重的边境武装冲突之后，周总理与柯西金见面时仍以“同志”相称。由此可见。柯西金个人能与我领导人说得上话。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总是由柯西金出面调解的一个原因。
一谈就是九年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协议。1969年10月20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没有料到，这一谈就是九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在会谈中，我方强调，中苏关系的关键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解决。其他关系都谈不上。为缓和中苏边境局势。谈判中双方主要讨论维持边界现状问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两国总理会晤时，柯西金曾问过什么叫“争议地区”。周总理解释说，就是指边界上某些“你说是你的，我说是我的”有分歧的地段，并用铅笔在纸上画了示意图。但是，在谈判中苏方矢口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是向苏方提出了“先决条件”。中方则反驳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或划去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在解决归属争议前，双方应该维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为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双方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未被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衷方案，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描辞，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周总理非常关心边界谈判的进程。凡遇重要情况，团长都直接向总理电话请示或书面报告。为推动谈判，周总理向苏方传话，指出：争议地区问题是一个关键问题，你们不承认。我们就达不成协议。苏方曾提出两国总理再次举行会晤的建议，我方以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尚未履行为由予以回绝。
1970年5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
乔冠华、韩念龙、余湛副外长先后担任中方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他们都是经验丰富、才华出众的老一辈外交家，也是令对方敬畏的谈判高手。苏方代表团团长先由第一副外长库兹涅佐夫担任，他是一位资深职业外交官，曾任驻华大使，后因病改由伊利切夫副外长任团长。伊利切夫在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是哲学博士，讲起话来头头是道、颇有哲理，但喜欢咬文嚼字、长篇大论。会谈中，他总是眯着眼睛，悉心捕捉中方每一句话后面的含意。有时他脸涨得通红，耸耸肩膀，摊开双手，做无奈状。回应中方的观点时，他立场强硬，用词尖刻，惯于指责中方“拖延”、“封杀”谈判；爱说这是“聋子对话”，应该“相向而行”；偶尔也冒出句俏皮话，如说中方是“车拉马”(意为本末倒置)，讽刺中方所提的新建议像是。大山生出了“一只小耗子”(意为雷声大雨点小)。
除了正式会谈，平时双方通过联络员保持着各种级别的联系。作为东道主，我们经常为对方组织一些游览活动，如去北戴河休养或去外地旅行。在非正式场合，双方都相敬如宾，谈笑风生，可以自由地交换意见，包括澄清谈判中的“误会”或者传递某些信息。
谈判中的口水仗
记得在学校上翻译课时，老师曾讲过。翻译要注意用词准确。否则有可能闹出政治问题，并举了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发生的一个实例。1964年，中共中央在致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兄弟党的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同样发给中共。其中“要求”一词，我方译错了。苏共领导看后勃然大怒。当即复信，指责中方居然不是请求，而是要求他们!并质问道：这是根据什么权利?难道有谁会认真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在复函中，中方对此做了这样的解释：在中文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样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那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那封信件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这是一个多么经典的例子啊!这说明翻译用词表达不仅重要，而且有时也十分敏感。当然，之所以小题大做，主要与两党关系恶化有关。但有时翻译不准或欠妥，确实可以起到某种火上浇油的作用。无独有偶，在两国边界谈判中，双方也时而因翻译问题打口水仗，甚至大吵一场。
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时，中方在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却硬说这是“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竟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听老同志讲后觉得匪夷所思，而这次谈判倒使我有机会亲身领教。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伊利切夫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苏方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伊利切夫感到莫名其妙，不得不宣布休会。还有一次，伊利切夫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健康力量”。我方认为，苏方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鉴此，我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异常，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文斗”。
“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
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和领土归属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欲与我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
“谈判本身就有意义”。这是苏方团长每次从莫斯科来北京参加边界谈判时，对付在机场迎候的外国记者的一句套话。但细细推敲，似也不无道理。在评价双方谈判结果时，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不是白白地”，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从此之后，“我们的工作没有白费”这句话也成了双方边界人的口头禅。
1969年10月20日至1978年6月27日，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共进行了15轮，召开全体会议40次，团长会见156次。谈判前期，双方开会的频率较高。一连会谈好几个月；到后期，双方谈判的间歇越来越久，最长的一次休会达1年7个月，真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双方还都表示，要在下一轮谈判中继续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从此也就不了了之。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