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立圆桌 张贵洪 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教授 一方面得益于某些国家决策者的“明智”决定,在最后时刻没有使用核武器;另一方面出于人类的幸运,自1945年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放两枚核弹后,在近60年的时间内再也没有遭受核灾难｡
然而,核武器的扩散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威胁之一｡使用核武器的危险正与日俱增,其中包括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恐怖分子千方百计设法获取“脏弹”､核武器国家数量增多,也包括核武器有可能被错误或意外发射｡
长期以来,国际防扩散和出口控制机制遇到诸多困难,核裁军进展甚微｡但最近,致力于消除核武器的努力重新活跃起来｡这一方面是因为核武器国家相互间使用核武器进行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而核武器在其安全战略中的价值有所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核恐怖主义的威胁正不断上升｡
现在,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的呼声再起,其中就包括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几位美国前政府高官,人称“四人帮”的乔治•舒尔茨､威廉•佩里､亨利•基辛格和萨姆•纳恩｡他们的呼声得到了广泛的回应｡特别是在欧美,许多有关的项目正在或已经启动,各种会议和研讨更是层出不穷｡
人们很容易怀疑无核武器世界是一个乌托邦概念｡从北美到欧洲到亚洲,贮藏和部署着成千上万的核武器｡最近10年,核武器扩散到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可能更早,它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拥有核武器)､朝鲜,接下来还会有谁,伊朗?很难想像哪一个有核武器国家会走出拆除核武器的第一步｡
对无核武器世界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些事实:冷战结束前后,南非､利比亚､阿根廷､巴西自愿或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放弃了核武器项目｡前苏联的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选择销毁或移交在其领土上的核武器｡现在,许多国家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和材料,但并没有决定拥有核武器｡目前,世界上有八个无核区｡事实上,现在拥有核武器国家的数量比人们在上世纪60年代预想的要少多了｡这些都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保留了一线希望｡
有句广告词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们首先需要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愿景｡20世纪60年代,正是建立无核世界的愿景促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签约国作出三项承诺:核武器国家承诺核裁军,无核武器国家承诺拒绝核武器,有核国家帮助无核国家和平利用核技术｡该条约有效地避免了无核成员国成为新的有核国家｡不可否认,条约现在遇到了一些困难｡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说的,那些在乎裁军和在乎扩散的国家之间陷于毫无结果的对峙中｡在《核不扩散条约》即将迎来40周年之际,我们需要重新激活这一愿景,重申在全球化的世界,核武器对于保护一个国家的安全既不可靠也无帮助｡
接着我们还需要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的行动议程,而不是做一个美国教授柯蒂斯所描述的“NATO先生”(No Action, Talk Only,只说不做)｡首先,拥有全世界95%以上核武器的美国和俄罗斯应首先采取实质性行动,大规模削减核武器｡这样,其他核武器国家才有可能加入核裁军的过程｡随后,一旦五个核国家的核武器裁减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要求其他事实上的有核国家拆除其核武器｡这样,国际社会才有可能和有机会达成一个禁止核武器条约,宣布发展､生产和拥有核武器的行为非法,就像现在对待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那样｡
最后我们还需要把愿景和行动结合起来｡作为研究联合国问题的学者,我一直在思索:联合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有普遍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应该和能够为此做什么｡从近期来看,关键是要确保2010年《核不扩散条约》审议会议取得成功,从而让人们重新树立对条约的信心｡从中长期来看,重要的是使安理会第1540号决议(要求成员国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非国家行为体扩散)得到持续的执行｡此外,联合国有必要召开一次会议,讨论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的方法和途径,寻求《核不扩散条约》在未来改造为《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可能性｡
作为“五常”和“五核”之一的中国,能为一个无核世界贡献什么?中国是否应站出来为全球核裁军和核废除起某种主导性作用?如何平衡中国在核裁军和核废除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中国对无核世界的呼声应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但世界正等着我们回答｡
栏目主持 沈丁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