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骑兵 咸丰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北京通州。 “清晨晴朗，略感凉爽，令人快活，河面上，田野上，漂浮着朦胧的薄雾……”一名法国轻步兵在日记中写道。驻扎在张家湾营地的英法联军已喝罢清晨的咖啡，打响了出战信号，这位年轻的轻步兵依然沉醉在诱人的美景之中：“不一会儿，明媚的阳光驱散晨雾，照耀远近乡野，大地多么让人陶醉!”
不远处的八里桥，数万名清兵一脸凝重。这座离北京重镇通州仅八里地的石桥，是通往帝都的必经之路。被清王朝“倚为长城”的蒙古王公僧格林沁从天津一路败退，在这里集结了骁勇善战的蒙古骑兵，“以扼赴京道路”。就在三天前，僧格林沁在奏折中向圆明园的咸丰立下了悲壮的誓言――“倘该夷由通(州)上犯，奴才等惟有与之以死相拼”。
上午7时许燃起的战火一直持续到中午时分，然而不过两个时辰的麈战，却成了几个世纪前横扫欧洲的蒙古铁骑最后的挽歌。面对英法联军东、西、南三路的火力进攻，手持长矛、马刀和弓箭等冷兵器的骑兵，一个个应声落马，但是依然“一步不退，勇敢坚持”，令人动容。在《一个赴华翻译的日记》一书中，法国将领孟托邦(不久后被加封为“八里桥伯爵”)的随行翻译官埃里松选样描述道：“在桥头，站着一个特别高大的鞑靼兵，高擎那面写有黑字的杏黄大旗，不断向各个方向示意。当大军已经在全面撤退，当战场上以及精锐之师把守的桥头横尸遍地。这个鞑靼兵依然屹立在那里，始终独自一人，任凭子弹在他身边嗖嗖穿过，炮弹在他四周隆隆轰鸣，他都岿然不动……”直到“那挺半个小时来似乎一直敬佩他的机枪突然响起，将他击中，将他打到，将他消灭。而那面大旗飞走了，带着他那只紧握着旗杆还在抽动着的胳膊消失了……”随之灰飞烟灭的还有大清帝国的最后一道防线――这支守卫京师的军队伤亡过半。
又一次战败的消息传来，整个京城炸开了锅，主战派和主和派在清廷上闹得不可开交，惊恐万分的民众则四处逃窜，试图寻找藏身之地。北京城外，英法联军正唱着胜利之歌步步逼近。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巴赞库尔所言，八里桥战役正是“砍倒中华帝国这棵高傲雪松的最后一斧”，全线溃退的清军“在逃遁中带走了皇帝的最后希望”。从此，北京门户洞开，而圆明园那清晰的轮廓宛如一幅史诗般的画作正缓缓在西方列强眼前展开。
北京!北京!
1856年，八里桥战役的前四年，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16年，对自己和自己统治的这个国家面临的危险毫无意识的清王朝发现自己又一次面临着英国坚船利炮的挑战，而且这一次英国还有一个同伴――法国。这年10月，在一连串谈判失败之后，力图谋求更多在华权益的英国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借口――广东水师缉捕中国商船“亚罗”号上涉嫌犯罪的中国水手，英方立即借口该船曾在香港注册，将此事“上升”为“国际争端”。与此同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正为偷偷潜入广西的马赖神甫被捕伏法而大动肝火。于是，两国联军分别在新上任的两位驻华使节――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和法国的葛罗男爵率领下，于1857年12月8日不费吹灰之力地占领了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被俘，并押往加尔各答，最终客死异乡。
表面保持中立的俄国海军上将普提雅廷一针见血地向英法联军建言：攻打广东无济于事，就算拿下广东，中国皇帝也不会让步，惟一的办法就是夺取天津，直逼北京。很快，英法战船一路北上，攻陷大沽炮台，轻取天津。1858年6月26日和27日，无可抵抗的清廷分别与英、法国签订屈辱的《天津条约》，心满意足的联军从天津撤离。在这个条约中，除了“惯例”的割地和赔偿条款外，令成丰皇帝尤为不满的是：允许外国公使常驻京师。苟延残喘的清王朝，至此仍在以“天朝上国”的眼光看待业已发生巨变的世界，而这个争议也一直贯穿于清廷和英法联军此后打打谈谈的较量之中。
在武力胁迫下，清廷最后让步，同意联军进京换约，但是清政府指定的进京路线――英法军舰只停靠在北塘附近海岸，而后取陆路进京――遭到了英国毫不犹豫的拒绝，英国认为这是以前进贡国朝贡的路线。而英法选定的路线也因途经大沽炮台这个要塞而被清政府反对――况且清廷当然对外国军队进京感到不是滋味。1859年6月，英法联军强行打开白河通道，直奔天津，也许在他们看来，这次行动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军进攻广州未果后，北上封锁白河最终迫使清政府屈服，即为有名的“白河投书”。但是这一次，大沽守军果断向强行过河的联军舰队开火，击毁四艘炮舰，致使联军数百人伤亡，三年来一直咄拙逼人的英法联军撤退至上海。
大沽惨败极大地刺激了这两个骄傲的欧洲大国，甚至被一些西方人士认为，这才是1860年英法“远征”中国的导火索。英国再次派出已“荣”归故里的额尔金，带领由印度士兵组成的11000人军队开赴中国，额尔金还竭力向拿破仑三世举荐昔日的伙伴葛罗男爵。1860年8月联军再度北上，登陆北塘，进占大沽，并于当月26日占领天津，撼动京师。
极度焦虑的咸丰又一次在战与和之间徘徊。9月，咸丰派怡亲王到通州与联军谈判。但节节胜利的额尔企提出了更高的求和条件，包括进军通州六英里之内，在张家湾南边5000米处驻军，以及护送使节进京的兵力增至1000人。新协议无疑使咸丰震怒，它不仅允许大量的外国军队进入北京，而且还允许使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即使在《北京条约》签字之后。身在热河的咸丰仍对此事耿耿于怀。9月18日，就在双方再次僵持不下之际，清兵擒获英国代表巴夏礼等一行人，并押送至北京的监狱里。在此后的谈判中，所谓的人质问题成了一个不可忽略的变量，甚至是英法联军提出更大权益的借口。
八里桥失利后。部分清廷官员奏请成丰从圆明园移驾紫蘩城，以便守卫京城并防止士气溃散。但是，亲临战场的僧格林沁坚决建议皇帝避走热河。9月22日，即八里桥战役的第二天清晨，在祭拜列祖列宗之后，咸丰带领皇族成员、满洲贵族、官员和太监等大批侍从，仓皇辞庙，从长春园韵东门离开圆明园，其弟恭亲主则留在北京求和。
但是，清廷的乞和并没有阻止联军进城的步伐，因为就像联军叫嚣的那样，“远征的全部魅力，都因一个神奇字眼而起――北京”，“不去北京，简直是不可想象”!
火烧圆明园
“连续两个整天，浓烟形成的黑云一直漂浮在昔日繁华富丽之乡的上空。西北方向吹来的轻凤，将这浓密的黑云刮到我们的营地上空，继而推进到整个北京城。尽管都城与圆明园相距甚远，但浓烟带来大量炽热的余烬，一浪接一浪地涌来，落在大街小巷，无声地述说和揭露皇家宫苑所遭受的毁灭与惩罚。在这两天里，营地和圆明园之间，日光被天空的浓云所笼罩，仿佛一场持久的日食一般，周围的地区也是一篇昏暗。” 对于150年前那场至今仍铭刻在中国人心中的大劫，在场的英国中校昊士礼这样记载到：“当我们第一次走进这些园林时，它们使我们想起童话故事中所描写的仙境。而10月19日我们从这里离开，身后留下了一片空旷荒凉的土地，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许多中国人也目睹了这场大火，陈宝箴，这位日后的维新派骨干，在北京一家茶楼看到腾起的浓烟时，失声痛哭。但实际上，就在额尔金昂首阔步开进圆明园的那一刻，这个皇家园林便已经命悬一线了。
1860年10月6日，在八里桥驻扎近半个月的联军向圆明园开进，当晚7时许，法国军队首先抵达圆明园，“迷路”的英国军队于第二天清晨在园内与法军会合。至此，多名传教士曾不吝溢美之词赞叹的圆明园，毫无保留地展现在虎视眈眈的侵略者面前。吴士礼写道：“那些军官和士兵似乎陷入暂时性的疯狂，他们的身心只专注―件事，就是抢劫，抢劫!”几天功夫，贪婪的联军便将圆明园和邻近的宫苑洗劫一空。
虽然法国人和英国人一直在为谁先动手而相互指控。但联军很快意识到圆明园作为砝码的价值。在攻城威胁下，因圆明园被抢掠而吓破胆的清廷彻底屈服了，10月13日联军易如反掌地占领战略位置险要的安定门，将早已乱成一团的京师置于股掌之中。其实，按照巴赞库尔的说法，凭借联军微弱的攻城能力以及有限的装备和给养，很难在庞然大物般的城墙打开缺口。10月17日，额尔金就被释放的俘虏在监牢遭遇虐待一事，向清政府提出新的要求，不仅要求批准1858年的条约，还要分别额外赔偿英国30万两、法国20万两白银。除此之外，在给恭亲王的照会中，额尔金说道：“圆明园所尚存的一切，那很可能就是一些英国人和法国人遭受极为残酷折磨的地方，必须予以摧毁。”额尔金宣称，这些要求必须在10月20日前得到首肯，10月22日必须支付赔偿，10月23日必须换约，否则将重新开战。
1860年10月18日，坚持认为“圆明园是皇帝偏爱的居住之地，摧毁它就等于打掉皇帝的尊严，也刺痛他的个人情感”的额尔金，没有再等侯恭亲王的回应，也没有征得盟军法国的同意，便下达了焚毁圆明园韵命令。伯纳?布立赛在著作《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详尽地描述了整个过程：万里无云的晴空下，英军指挥所就设在正大光明殿，一一指定了应予捣毁的建筑物，包括圆明园中所有的皇家宫殿、花园，以及今天颐和园万寿山上的宫殿和花园，甚至更远处玉泉山、香山上的佛塔。成群结队的士兵们，分成小组，手持火把奔向各方……
正如额尔金所料，当圆明园毁于一旦的噩耗传蓟热河时，年仅29岁的咸丰当场吐血。10月24日和25日，圆明园的火星尚未熄灭，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国、法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并互换了《天津条约》的批准书。持续了整整四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此落下帷幕。翌年7月，郁郁寡欢的咸丰在热河驾崩。据说在临终之前，成丰亲自把同道堂(他在圆明甚最后一次进用晚膳的地方)印玺交给两富和年幼的太子。
如今人们来到园明园遗址公园，已完全感受不到150年前那惨痛的经历。八里桥在人们的印象中，则是北京轨道交通八通线的一个车站，附近楼盘绵延，一片繁华。那座见证了战火的古桥，其实一直静静地卧在成片的住宅小区之间，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它。而在北京通州张家湾，《世界知识》的记者曾多次聆听外交官、将领和学者讨论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