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2日，日本政府批准了2011年度《防卫白皮书》。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指出：“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对中国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发表了不负责任的评论，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日本对防卫计划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保安厅时期。1957年5月岸信介内阁时期，日本战后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其防卫政策。1976年日本开始制定《防卫计划大纲》。另外，自1976年开始，日本还每年公布一次《防卫白皮书》，算上1970年10月20日首次的《防卫白皮书》（翌年中断，1976年恢复），2011年的《防卫白皮书》是日本发布的第37次《防卫白皮书》。通常该白皮书除了用较大篇幅描述日本的防务力量及其部署和防卫费用开支等，还要对“世界安全形势”，特别是“周边安全状况”进行基本描述和分析，并对主要“威胁”以及“威胁来源”进行判断。
2011版大肆渲染“中国威胁”
在2011版的日本《防卫白皮书》中，“中国军事力量的分析评估”较去年增加了四页篇幅，涉及了中国在核武器、导弹及海陆空三军军力的现代化发展，白皮书强调“日本尤其担忧中国海军，有必要对中国海军舰艇的动向以及活动据点的设施状况继续保持关注。”新白皮书首次在开篇的“日本所处的安全保障环境”中，用了一整版的图文披露中国航母，并提及中国舰队穿越宫古水道进入太平洋、中国飞机“异常”接近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中国大型海监船多次巡航于钓鱼岛海域等。另外，新白皮书首次把中国与东南亚部分国家在海洋权益上的争议情况单列了一个新项目，称“中国在东海、南海等海域的活动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日趋活跃”，“今后，中国海洋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频繁的活动将成为常态化”。新白皮书还关注了中国第五代隐形战机，称中国正在进行“反卫星试验”等太空武器的研发工作，并援引美国政府的报告，称中国组成了“信息战部队”。另外，新白皮书还称，“世界多数电脑系统正在成为中国攻击的目标”，并提出了自卫队应对网络攻击的必要性。与以往白皮书不同的是，新白皮书还提及两个新“威胁”：第一、日本认为在去年发生的日中“撞船”等事件中，中国的应对措施“可以被认为是在与周边各国对立的问题上摆出高压姿态”，因此要求中国“有大国的觉悟并负起责任”，并说对今后中国外交的方向性抱有“不安”。第二、对中国与中东、非洲、太平洋岛国、中南美国家的关系进行解读，称中国通过海军舰艇访问及武器出口不断扩大影响力，日本要警惕。
逐年加码的“中国威胁”
从白皮书的历史看，新白皮书对中国的关注和肆意评论不是首次，但对“中国威胁”如此地聚焦和渲染却是首次，它体现了日本《防卫白皮书》的中国观之变化。
2001年白皮书首次声称“应客观、慎重评价中国军事现代化目标是否超出本国防卫的范围”，并指出中国海军在日本周边海域的活动“非常活跃”。2002年白皮书认为中国的“国防费用越来越没有透明度”。2003年白皮书把关注的对象国排序从“朝俄中”变为“朝中俄”。2004年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军事已经从发展‘数量’转向发展‘质量’，走的是‘近代化战争路线’”，指责中国军事不够透明。2005年白皮书渲染中国海军“战略空间扩大”，空军向“攻防一体化”转型等。2006年白皮书强调中国导弹是日本的“主要威胁”。2007年白皮书对中国海空军的前方部署以及导弹战斗力的提高表示“警惕”。2008年白皮书强调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发展“将对地区以及日本的安保产生何种影响，令人担忧”。2009年白皮书称中国军事现代化未来发展方向不明，可能对地区和日本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称日本必须注意中国的军舰活动和海洋调查动向，并对有关中国正在推进航母技术研发的说法表示关注。2010年白皮书特别对中国海洋活动、国防开支透明度以及军兵种力量建设等问题进行了高调渲染，称这给“地区形势和日本安全”带来了影响。2011年的新白皮书首次对中国的海洋活动使用了“扩大”、“常态化”等新的表达方式，显示出日本政府对中国军事动向的强烈“警戒感”。而指责中国在与周边各国发生对立时摆出了“高压姿态”，则是新白皮书强加给中国的“新威胁之罪”。
紧盯中国背后的意味
《防卫白皮书》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才开始关注中国的，到目前则变为紧盯中国，而且其中还浸染着“中国威胁论”。为何有如此变化，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对安全保障的错误判断。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实力持续增长，日本遂错误地把中国判断为“假想敌”。日本出于“零和博弈”的心态，紧盯中国是为了防备中国，认为中国的发展就是对日本安全保障的威胁。这背后其实是日本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和欲阻不能的心态在作怪。
第二、国际形势的变化及其引起的防卫部署面临调整的需要。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日本“联华制苏”的战略合作基础不复存在，中日关系被重新定位。北方威胁大大减轻之后的日本经历了短暂的防卫彷徨期之后，为填补苏联解体后防卫对手的缺失，开始把实力上升的中国作为防范对象。为证明此举的必要性，日本需要不断渲染中国威胁，并由此达到调整防卫战略和军事部署的目的。
第三、美国的东亚战略安排和美日同盟的存在。1996年克林顿访问日本后，美日对“日美安保”进行了再定义。美国为维护其在东亚的战略目标，希望日本制造杂音牵制中国。日本也想借“中国威胁”来强化美日同盟。伴随着近年美国重返东亚的步伐，日本在“挟美制华”的防卫路上越走越远。
第四、日本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军事的持续关注与描绘，可以使日本国民乃至世界不断感觉到中国的威胁。这样，日本就可借“中国威胁论”之船出海，在遏制中国的同时，可以增加日本防卫经费、防务设备和人员等。而对于日本政治家而言，又有着转移国民视线、争取选民支持的目的。
第五、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变态反应。在日本经济实力占有绝对优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防卫对象中没有中国，直至1995年白皮书对中国的评价还是“辩证”的。但在“失去的十年”之后，日本经济的继续低迷与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日本原有的优越感荡然无存，变态反应出现。日本经常自问两个问题：一、“中国发展这么快，会干什么？”二、“中国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样了？”于是，日本在“中国威胁”、“盯紧中国”的怪圈中不能自拔。
而就在新白皮书公布后不久，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市的教育委员会又决定明年起让全市所有公立初中采用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美化侵略战争的历史教科书。不难看出，这种严重影响周边关系之举的背后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默许甚至纵容。
中国有句古语叫“远亲不如近邻”，因此日本这种“以邻为患”的心态和举措，决非确保其安全的“防卫之道”，最好的安全战略和防卫政策应该是“与邻为善”。只有“睦邻”了，才会有和谐的东亚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