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下一条黄柏河? 流水不腐，这是我们从孩提时代就明白的道理。而流水在静止时所经历的化学、热力和物理变化会严重污染一个水库及其下游的河流，却是近年来科学家们的诚恳告诫。一般来说，水质退化的程度与水库保持的时间相关。在水质较差的河坝，主坝后面储存了多个月甚至几年的水，对下游几十公里远河流里的生物来说都是致命的。
第一次把水坝和污染联系在一起是在两年多前，我作为国家环保局聘任的“环境使者”到葛洲坝考察。当时水闸前的白色垃圾之多，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地人却告诉我：已经治理得比过去好多了。过去什么样?答案是：水闸前的白色垃圾可以使人站在长江江面上不会下沉。可想而知，葛洲坝前垃圾堆积的厚度。
当时，重庆以下沿江城镇竟没有一座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上千万人口的工农业和生活污水90％以上直接排入长江及其支流，沿江城镇淹没线以下工业和生活垃圾堆存近2000万吨，没有一座达到国家标准的生活垃圾处理厂，还有淹没线以下城镇中大量的坟墓、厕所和医院污物堆存，以及原来的各类矿场及矿碴等。所有这些如不能妥善清运、安全处理，将成为水下污染源，其中大量有害物质将被浸泡出来并扩散到水体中。
蓄水后长江干流流速减缓，自净能力降低，污水和垃圾叠加，水库水质如何保证?而库区水质的恶劣，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大坝的绝症。
葛洲坝旁的黄柏河，发源于湖北北部山区的原本清澈的小河，湖北宜昌夷陵区居民的唯一水源。自70年代末葛洲坝工程建成后，由于库区江水流速减缓，黄柏河已不能如原来那样畅流入江，虽然仍与长江相通，但河口以上?公里河道事实上已成为一带“静水”。加以夷陵区城镇工业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污水排放，河口段水质逐步恶化。
据当地有关人士介绍，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那里河水清澈见底，河床上落了一块砖都看得见，80年代中期以后，河水逐步由清变绿，90年代后又逐步由绿变黑、变臭，长出了水葫芦和水浮莲。等到我站在据说还是经过治理的河边时，扑面而来的是阵阵恶臭，一沟绝望的死水上漂浮着各种“杂货”。
当地人说，葛洲坝建成之初，大家都满心喜悦，把一泓清水的河口当成休息娱乐的好去处。可没多久，黄柏河的水质就成了百姓的一大心病。当地环保局的官员说，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库区上游沿岸的污染问题，这里也许就预示着三峡水库的未来。三峡蓄水前，大约70条长江支流中，已有2／3左右在其近城市段，水体不能满足水域功能要求，有些甚至已成为劣V类水。
在这些水已经处于“临界”状态的环境背景下，三峡水库蓄水后，原来注入库区的众多支流显然产生了比黄柏河更为严重的问题。由于库区水位大幅度抬高，尾水深入各支流，使其下游河段成为水库的一部分，基本上都将成为像黄柏河口那样的静水。加以水库建成后流速减缓，支流泥沙沉降增加，淤高河口河床，乃至形成“栏门沙”，使内水与外水更难交换。
这些支流源远流长，流域都有大量人口聚集的城镇和村落。随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果对工农业及生活排放物不能及时处理，若干年后，百姓很可能会面临守着河边却无净水可用的局面。
20年前，在黄柏河还能清澈见底的那个时代，要人们认识到水库将对邻近水域带来多么严重的负面后果，也许不够现实。然而到了80年代末直至今天，在黄柏河已经由清变绿、又由绿变黑的时候，在大型水坝建设论证中，还把“对水污染的影响”列为“影响较小”，很难说是实事求是了。
水电是清洁能源吗?
历史上水坝起到过很大的作用。自从 20世纪起，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电力和用水的需求，水坝的商业价值越加凸显。
1935年，美国克罗拉多河上建起的胡弗水坝，以223米的高度称霸世界。现在，全世界的大型水坝4．5万多座，小型水坝几百万座。差不多是给整个地球上的河流都安上了闸门。
在埃及，几千年来，定期泛滥的尼罗河水带来的肥沃土壤，冲积形成了富饶的三角洲。阿斯旺大坝建成后截断了尼罗河，阻挡了尼罗河夹带的大量淤泥，使两岸土地日渐贫瘠。现在当地农民不得不买进口化肥，这更加剧了土壤退化的恶性循环，农民的生活也越来越难过。47种鱼类，10年间灭绝了30种。水量减少的河床，成了钉螺繁衍的温床。尼罗河下游的血吸虫病逐渐流行开来，当地居民得病率极高乃至失去生命。政府每年拨出巨款用于防治血吸虫病。
阿斯旺水坝并不是地球上唯一事与愿违的水坝，还有更多事例不胜枚举。加纳的阿克索木珀水坝，切断了沃特加河，使得邻国多哥和贝宁的海岸线以每年15米的速度被侵蚀。为了保护这一海岸，一公里就需要350万美元。
一些专家曾认为，水电是清洁的绿色能源，现在这种说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所谓“清洁”和“绿色”，主要针对火力发电而言，燃煤发电会排出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然而在巴西水电站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建坝之后被淹没的土地也会排出大量二氧化碳和甲烷，而热带水库的排放量甚至比同级的火力发电厂还高。
从技术角度讲，火电制造的污染气体可以通过措施得到减少和治理，而水电则难以做到。而且水电造成的江河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常常是无可挽回或者需要比发电创造的价值更高的经济代价才能补救和恢复。
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大坝委员会的专家麦卡利说，科学家最近才知道现在普遍出现的水库污染问题，使鱼体内水银的含量过高。以新水库底层的分解物质为食物的微生物，能将无机的水银转变成甲基水银，这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毒素。当甲基水银沿着食物链向上传递时，它就会逐渐集中在食肉动物的体内。
水库鱼体内水银含量不断提高的现象，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以来，在美国、加拿大、芬兰和泰国不断有报道。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的专家说，“从大坝建造前后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水库中，鱼体内的水银浓度都在增加。加拿大魁北克的拉格兰德二号大坝完成后的6年，住在拉格兰德河口的64％的克里人血液中的水银含量，远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水平。”
中国目前有8．5万余座水坝，而居住在水坝附近百姓血液中水银的含量，还没有人专门测量统计过。
健康的河流，健康的人类
水，成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不断进步的最大的心腹之患。
2003年渭河的洪灾使人们再揭黄河三门峡水库的旧疮。该水库建成6年就已淤积34亿立方米的泥沙，达库容的40％以上，水库末端的泥沙使河床升高4，5米，直接威胁渭河航运和安全。为减少泥沙淤积，修复生态环境，水库耗费大量资金进行大规模改建，其防洪、发电、供水的建设初衷已几近放弃。
大渡河上的龚嘴电站水库建成后20年，50多米深的水库，淤得只剩下20米，库容从3．2亿立方米下降到0．85亿立方米，累计淤积泥沙占库容的2／3。从10年前开始，该水库只能勉强进行径流发电，完全失去了调节能力。
小浪底水库为确保黄河不断流，以及满足下游用水、冲淤平衡、水质达标等多项功能的需要，已多次弃电放水。贵州乌江渡水电站，原设计100年淤满60米死库容，结果仅仅10年就淤了70米!
世界上很多大坝的效益，都成为工程可行性报告中的一个神话。河流是有生命的，整个生态系统也都是有生命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河流的健康，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健康!
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拆坝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正此起彼伏。1997年，在巴西的库里提巴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反水坝大会。2001年10月，威斯康星州的巴拉博河上的一系列水坝被拆除， 115公里长的河流得以恢复本来面目。
加拿大仅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就有超过2000座的水坝，其中大约有300座已失去原有的功能，或只有微小的效益，但却造成很大的环境生态问题。当地政府于2000年2月28日宣布拆除建成于 1956年的希尔多西亚水坝。
在日本，2000年10月新上任的长野县知事田中康夫，下令冻结8处计划兴建中的水库，并于2001年2月发表“摆脱水库宣言”。2001年6月21日国土交通省发表了一份关于公共事业改革的文件，提出“冻结有关大型水库工程建设计划的新的勘测项目”。
泰国的反水坝运动不是立即拆除所有硬件，而是完全开放水闸，放弃水坝的设计功能，恢复河流的自然生境。1994年 6月帕孟水坝建成后，沿河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被迫搬迁的村民也未得到应有赔偿。村民连同环保组织和有关专家在7年间进行了各种活动，终于使政府同意在2001年开放帕孟水坝的八道水闸。
从建坝再到拆坝，人们强迫河流进行了完全相反的调整和适应，也付出了双倍的代价。然而这并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人类不得不迈出的一步――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把握和适应人与自然应有的关系。
唐白河，丹江最大的一条支流，它的上游白河、唐河都在河南南阳境内。让湖北襄樊民间组织绿色汉江的志愿者们十分遗憾的是，白河在河南段，河水是干净的。而在4个橡胶拱水坝拦截后，白河流人襄樊境内后，水就已经脏得成了劣V类。尽管白河不会影响到即将参与南水北调的丹江水的质量，但是襄樊人却不得不接受将干净的水贡献给北京人，自己享受劣V类水的现实。
江河的实质就是水要流动，水库的实质则是要水静止。在我们为世界水坝的顽疾――污染而忧虑时，我想人们应该重温一下“流水不腐”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