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帝国的脊梁，在古代中国，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不忧不惧；外表端庄肃穆、行事明达干练。他们既是君又是师，这是因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那个时候，知识是和德行一体的，与德行无关的知识是奇技淫巧，是如草的小人之道。这个地位当然是建立在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基础上的。随着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失去，知识也和德行分了家，君子也就要灭亡了。但是，在走向灭绝的时代，他们还是上演了一出伟大的悲剧。千千万万绅士及其子孙背叛了自己的家族，割舍了自己的特权，为共和国的创立流血、牺牲。绅士们及其儿孙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出场是悲壮的，在看到只有毁灭自己，才能拯救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果敢决绝无与伦比。
但是，他们也从此在政治舞台上变得单薄。他们所仰仗的只有亢奋的救民于水火之中的理想，这种理想缺乏经验和物质力量的支撑。从中华民国以来，在政治舞台上他们一再被嘲弄。他们还试图保留自己高贵的道统，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抛弃了特权，应该有这样的资格。支撑他们不同世俗理想的，只剩下作为技术的知识。这种变化使他们有了新的名称――知识分子。但他们的技术只不过是羚之角、麝之香，是君王猎取的对象，他们的理想也成为君王掩饰自己、动员别人的华丽工具。他们再也没有力量推举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君，来保障自己的特权，来证成自己的德行。他们必须放下高贵的身段，只能被工具化，这似乎是他们的宿命，也是他们为自己挖好的坟墓。
在各种斗争中，虽然他们从来也不比别人软弱，也不比别人放弃的少。但他们的生活情趣在粗鄙的人看来是可笑的，他们的理想在想跳上少奶奶的牙床之辈看来是奢侈的，他们的德行在钻营奔竞者是怪诞虚伪的，他们的温良人性在无所畏惧的贪婪者看来是文弱怯懦的。他们被认为是具有两面性的小资产阶级，就连他们的热情也被称为“说硬就硬”的狂热性。在粗鄙的政治环境里，他们丢尽了脸面，失却了所有的雄心。他们的悲剧以闹剧收场，或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然而，他们所掌握的技术还是硬道理，依旧是猎取的对象。在改革开始的时候，知识分子忽然变得炙手可热，但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德行或者理想，而是他们的技术的功用被高度重视。经过漫长的蛰伏，他们自己也发现在自己身上，知识还是有用的、无罪的。我们都还记得陈景润，那个带点呆气的科学家的形象，就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象征。看看这个备受恩宠和崇拜的形象，还哪里有一点他们祖先那种肃穆、练达的气质？当然还有一些明星似的学者，他们锐利、明亮，但单薄、脆弱、敏感，带着点孩子气和女人气，从普通人的眼光看来还有那么一点肤浅。他们只不过是一件工具，一个被同情的对象。在知识彻底与德行分离以后，知识分子成为一种专业人士。越来越严格的学校制度也在不断培育出这样的人才，更重要的是，连知识分子自己也这样自我期许。和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的确落实了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至此，我们才真正领略了改造知识分子运动的威力。
在革命意识形态退场以后，知识分子明确地不再以求道为求学的目的。通过知识的追求来培育人格的整全也不再是学校的目的，学校仅仅成为获取专业技能的训练营地。学生甚至也不在这里习取公德，因此自然也不能指望他们毕业之后担当公义。那么哪里才是我们公民德行的养成所？家庭还是社会，何者为恰当的场所呢？如果说在西方法律是公德的根源，那么我们的公德又以何为根据?以什么为内容呢？人民又应该从哪里习得这些德行呢？难道只能依靠在少数人群中残存的、自然生长出来的正义感？
失去了道德的威严外表，同时也越来越与民众隔离的知识者成为一个职业团体、利益集团。他们觉得自己不再有义务为社会和民众提供教养的养分。当然，他们也失去了教养民众的能力。他们甚至觉得连和民众共处都很不自在，还怎么有可能去教育他们呢。伏尔泰有言“我所理解的‘人民’是只凭双手谋生的大众。我怀疑这个等级的公民是否将有时间或能力教育自己；现在不是劳动者应当受教育的时代，而是善良的资产阶级、城市的居民必须接受教育的时代。这将是非常伟大而令人敬畏的事业。”的确，他们“必须接受教育”，但是，谁在承担这个伟大的事业呢？
无论我们多么留恋，往日知识者的德行和风雅都永远地消散了，今日的知识者要如何自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真理成为今日知识分子的立身之本和处世之道。但这种真理是单薄的，以之立身往往偏执，处世往往不通。以真理为基础的观念如何能指引一个民族？它又如何作用于古老、坚韧的习俗，如何能改变权变、坚硬的政治，如何能修正深入人心的势利。如何能证成知识者的合法性？这才是今日知识阶层最大的危机！
在这个时代，值得他们努力的功业和荣耀，就是为旧邦之新命奋力推动，呐喊鼓呼。但除了理想、真理，他们手中再也没有什么像样子的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