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的大地会突然震动。原本看似庸碌的日常生活突然变得分外珍贵。这就是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带给人们最直观朴素的感受。 你我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自己或周围人的疾病、意外，甚至死亡。作为当事人，我们从亲人朋友那里获得照顾与安慰；作为旁观者，我们安慰不幸的人。那时，虽然真诚的安慰与有效的被安慰并不容易，但这与面对巨大的天灾人祸时人所感受到的，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在个体的遭遇面前，人们惯用“命运无常”来自我开解或劝慰他人，把不幸作为小概率的特例看待，以尽快回转原有的生活轨道，继续在社会化的网格中朝九晚五，把可以被轻易震碎的事物作为人生的目标。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心；数万人的生命丧失与身心创伤。无法不震动心灵。
这个世界与震动之前的世界是否有所不同?站在渐归安稳的大地上，敏感的人们体会到现实世界在供给上的一种乏力，即。大面积的灾难令现实世界无法为真善美爱的存在以及真善美爱拥有永恒的价值提供充分的理由。真善美爱绝非科学规律所能论证，它在唯物的世界之外，而在人心之中。爱，是靠你我践行出来的；非道弘人，人能弘道。
人们自发地赶赴灾区救援，以忘我投入的姿态令世界惊叹：中国原来是这样的，这里的这群人，原来有着这样的心灵。这些行为，在日常状态下，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曾被概念化解读为集体主义、缺乏独立的个体意识，群己界域不分等。按照所谓心理健康的标准，那些一定要把鸡蛋塞给士兵和志愿者、被婉拒后竟哭起来的村民，或将被视为心理受刺激后的异常症状。
社会科学，研究人类在通常状况下的普遍行为规律，据此为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的组织方式提供建议。所有的英雄行为与道德追求，都是非自然的，是一种超拔的努力。制度无法保证产生英雄，却能辖制丑恶，对英雄事迹的宣讲与对制度的反思和改善绝无矛盾。同时，必须警醒，人性中自义的冲动随处可见，灾难，为这种冲动提供了一个道德制高点。面对巨灾以及巨灾击打下的人性，面对以往问题的集中暴露和尖锐呈现，面对网络民意诛伐异见者的越界行为，人们理应认清并接受人性亦神亦魔的双重属性，懂得谦卑，不轻言胜利。英雄行为不应被轻率地用于论证社会常态之下的各类社会建制与规范运作的正当性。
当哀悼日的笛声鸣响，成都天府广场上民众泪飞如雨，人们高呼“中同万岁”、“四川雄起”、“汶川加油”、“奥运加油”等口号。对此，或公开或私下，粗暴地套用群体心理学“群氓”理论的人并不少，对于具体的口号表达人们无须全然认同，但令人为之动容的是呼喊的冲动与血性。必须深思的是，古老中国的现代化之旅，至今能够提供给民众鼓与呼的精神资源何其之少!同时也因为民众公共生活的贫乏，导致公共话语资源的干枯。基于人性之恶的制度设计难以完全对接，基于人性之善的古老民气常被迫委屈，而今得见，幸未萎靡。
中国的存在，并非为了确证普世价值的水土不服，而是为了给这一价值谱系贡献新的元素。即，在现代政治经济制度框架下，在建设法制国家的进程中，如何吸取、发扬中华文化的因素，有裨于世。被震动的，同样应该是以往过于简单化的文化立场与价值标准。
“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人们对爱仍在、心不死的惊叹与感慨，与日常生活里的无奈与憋闷恰成对照。灾难的意义，总归要被吸纳进对日常状态的反思才得以延续并彰显价值，正如只有学会如何更好地生活，才不枉人们曾与死亡披面相逢刻骨铭心的一刻，才能在来日穿行于死荫的幽谷时，不怕遭害。
痛，就是得医治。每一个悲伤都无可替代，愿生者得安慰，逝者得安详。愿幸存者重新找到生活的意义，愿助人者能更耐心更温柔地坚持。爱不永恒，人便会虚脱。愿感同身受的人们能通过不同方式的参与，从灾难中找到对抗自身心灵残疾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