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折中的浙江机遇|机遇转折

　　企业由于劳动等要素“挤压”力度加大，就会强化技术进步、注重管理、优化营销；同时由于消费“拉动”力度增长，从而不仅将消除成本增长的负面影响，还会加快推动一部分优势企业脱颖而出。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供给和需求格局，具有一个“两低”的特征。
　　从供给一端讲，就是以低成本劳动为主体的要素价格较低，不仅劳动工资水平较低，土地、生态环保补偿，以及其它的自然资源，价格均较低。从需求一端讲，国内需求由于城乡居民购买能力较低，需求层次长期难以提升，服务业难以发展；而从国外需求讲，则以纺织服装、鞋、组装加工电气机械产品等的出口为主。现在我们则能看到，这种状况正在出现根本性的变化，这就将对中国经济产生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
　　
　　“豆芽菜”经济
　　
　　“两低”格局曾经一度给中国创造了发展机遇，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影响。1997～2007年的10年间，中国商品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20.8％，大大快于同期世界贸易增长，也大大高于我国同期GDP增长。
　　然而这种状况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它逐渐导致国内出现了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劳动所得占GDP比重长期较低，且持续下降，导致国内消费低迷，缺少对于经济增长的足够推动。资本所得占GDP比重长期较高，加之出口增长较快，导致中国经济形成了主要以投资和出口推动的“跛脚鸭”式的增长格局。同时企业缺少较强的外部约束，以及在长期的低层次需求激励情况下，长期陷于粗放增长而难以自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情景就是，中国经济长期处于“跑量”增长状况之中。GDP虽然增长较快，但能源原材料消耗也迅猛增长，生态环境付出了很大代价，产业结构长期缺少应有的优化提升，近几年则出现了重化工业过快增长问题。
　　而我们又取得了哪些回报呢?其中一个回报就是那些贬值压力巨大的巨额外汇储备，而为此我们付出了洁净的空气和水，以及农民工的健康等巨大代价。
　　处于长三角的浙江工业目前的状况，就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2003年特别是2004年3月以来，浙江工业增长速度，持续居于全国各省市的第11位以下，且多半时候是居于全国第20位以下。这并不是浙江企业出现颓势，而是因为省内低层次产业已处于充分竞争状态，一些企业纷纷向回报更高的省外传统产业投资，从而导致省内制造业“失血”。
　　根据研究测算，浙江自2001年以来，以全国平均水平衡量，工业固定资产起码少增长了1500亿元，相当于浙江目前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的1/5多。如绍兴有一家轻纺企业，在河北投资30多亿元创办钢铁厂。年产量已达250万吨，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这对于企业来说是无可指责的，是浙江人对于全国经济的贡献，浙江为此而骄傲。然而对于浙江来说，则不仅产业结构优化提升缓慢的痼疾长期难以缓解，又产生了省内工业增长速度持续较低的新问题。
　　可以说，浙江经济有点类似于“豆芽菜”。豆芽菜迎着光线的方向迅速生长，短时间内就长得很高，但根基不扎实，又细又长，大风一起就会东摇西摆。而浙江的制造业，包括浙江人投资的制造业，迎着国内外的低层次需求快速增长，整个的规模虽然很大，但附加价值较低，工艺技术水平较低，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而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低收入群体生活状况改善不大，大量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缺少应有的改善，滋生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因为一些企业的钱来得容易，在我们这个还不太富的国家里，出现了未富先奢、投机盛行等不良风气。
　　
　　转折性变化的出现
　　
　　2008年将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个分水岭。做出这个判断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低成本劳动和低层次需求为主体的供需结构，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
　　首先是劳动供给出现相对短缺的重大转折。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以及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就业数据，中国的就业增长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在2008年达到相等之后，将出现年度新增就业人数高于年度新增劳动年龄人口的状况。虽然由于存在着历年积累的剩余劳动，劳动的总量短缺将延迟几年出现，但由于新增就业需求主要是青壮年劳动力，因此从2009年开始，将出现青壮年劳动力的相对供给短缺。
　　浙江各地对于劳动力短缺早有深刻感受。湖州织里的缝纫工，早在三五年前，每逢春节后，就会出现512难求局面。前些天笔者去一家房地产公司调研，老总说现在最头疼的是找不到民工，再如杭州城里保姆长期难找，这些都是生活成本上升后，劳动力出现短缺的重要征兆。
　　近年来，浙江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增长的减缓，是对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反应。2004年一季度，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同比增长15.6％，此后逐年减少，而2008年一季度则同比仅增长3.6％。
　　其次是商品出口出现重大转折。影响中国商品出口增长的因素较多，但其中商品出口增长空间缩小和出口成本“恢复性”上涨是其中的主要因素。
　　根据WTO公布的数据，中国2007年商品出口总额为1218亿美元，已占世界出口商品的9.0％，超过美国，以低于德国109亿美元，列世界第二。从这一状况看，不管今后世界商品贸易形势如何变化，对中国来说，都存在着商品出口增长空间有限的问题。假如再持续保持高达2位数的商品出口增长，就会大大挤压其他国家的商品出口，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严重的双边和多边贸易摩擦，所以商品出口增长的市场环境将越来越不利于中国。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价格，总的也将是一个较快的恢复性上涨的趋势，如原材料价格、劳动工资、其它要素价格的恢复性上涨，以及美元贬值等。中国海关公布的第一季度主要出口商品数据显示，在数据完整的28种出口商品中，出口金额增长快于出口数量增长的商品有18种。十分明显，中国商品出口将出现“高级化”的重大转变。
　　再次是宏观经济结构将出现优化的重大转折。
　　在劳动力相对短缺情况下，劳动收入将能够获得恢复性增长，从而劳动所得占GDP比重将有机会恢复上涨、资本所得占GDP比重将出现回归。由于劳动收入相对于财产收入具有更大的消费倾向，因此消费比重必将随之而较快提高。同时由于资本利润占GDF比重减少，如果储蓄率不变，则投资比重亦将随之下降。在这一格局下，中国经济长期来未能解决的消费增长较慢、投资增长过快，消费比重较低、积累比重过高的顽症，将发生积极的逆转。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将出现根本性转变。
　　其一，企业高利润率、劳动受挤压的时期行将结束。随着分配天平向劳动者回归，短期内既相对降低企业利润率，也相对降低其利润增长速度，同时还意味着资本所得占GDP比重的下降。与此同时，企业所得税这一块 的财政收入增长将相应放慢。这10余年来，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双双超高增长，相当程度是挤压了劳动收入增长实现的，因此并不能认为这就是高的经济效益导致的。而在这以后，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相对较低增长，也不能认为这是效益下降了，关键还是得看宏观经济的整体状况。
　　其二，经济增长格局向内需主导的型式转变。当劳动出现短缺，同时其它主要经济变量也随之发生变化的时候，将会促使中国经济增长格局由外需主导向内需主导的格局转变。企业由于劳动等要素“挤压”力度加大，就会强化技术进步、注重管理、优化营销；同时由于消费“拉动”力度增长，从而不仅将消除成本增长的负面影响，还会加快推动一部分优势企业脱颖而出。进一步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国民经济终于有望从根本上转变以往不合理的增长方式。
　　其三，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加速。制造业结构将加快优化提升，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加快提高，制造业的较高档次产品需求将增加，从而加快制造业结构优势提升；服务业发展将加快，在收入增长加快情况下，城乡居民就有可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劳务需求，同时在经济规模扩大和进一步充分竞争情况下，生产性服务业亦将加快。
　　其四，宏观经济更加坚实。虽然短期看，企业可用资金减少，从而减少投资，放慢资本扩张和产能增长。但与此同时，劳动工资增长加快，消费增长加快，形成新的增长动力，中国经济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正确解读转折期的适应性困难
　　
　　当前虽然也遇到了一些企业销售增长放慢、利润增长速度降低，少数企业甚至出现了财务状况恶化的局面，但当前的微观经济问题主要是企业在国民经济主要变量出现转折性变化之后，遇到的适应性困难，这确实应该引起关注，因为如果应对不当，有可能危及今后长期的稳定健康增长。
　　首先，当前企业困难是局部的。从今年1至5月份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要经济指标来看，虽然亏损企业数比上年同期提高18.3％，利润增长幅度下滑也很大，但利润总计仍比上年同期增长14.1％，以平常心看，这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增长率了。进一步看，浙江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比例并没有较大上升。去年1至5月份有18.0％的企业亏损，今年则是19.6％，仅上升了1.6个百分点，亏损企业并没有出现那种蔓延式的增长，与浙江比较困难的1990年相比，目前的日子还是不错的。总体而言，浙江的微观经济仍是比较坚实的。
　　其次，当前企业困难是短暂的。特别是一些摊子铺得较大、长期流动性较差的企业尤其困难。这实际上也是隐性问题的显性化，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年1～5月份浙江制造业利润增长，在34个行业中，利润增长高于平均数14.1％的有20个行业。正常情况应该是高于和低于平均数的是一半对一半，现在的情况就表明是一种典型的两极分化，多数行业财务状况都比较好。
　　根本上，要促进企业积极实施“四个转变”。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是企业转型，而现在由于外部激励和约束条件都在发生变化，因此在不利于少数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也有利于加快多数企业的转变，包括促进增长动力由以低成本劳动支撑为主向技术进步支撑为主转变，产品结构由低层次产品为主向中高档和高附加价值产品转变，贸易结构由出口增长为主向国内和国际贸易并重增长转变，企业资本运行由大量外投、向重新回归主业转变。
　　
　　确立有支撑的新信心
　　
　　当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紧确立转折期的新的信心问题。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确立信心是确保投资和企业营销稳步增长的关键。且这一信心与以往简单地追求数量型增长具有本质区别，是在强化激励和约束，优化企业行为前提之下的新的信心。
　　对于虚拟经济来说，这种信心就显得更为重要。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浙江的“豆芽菜”型经济虽然基础不够坚实，但豆芽菜通常都是很有韧性的。
　　首先，要确立当前宏观格局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共识。政府应加强调查研究，向企业提供全面的、积极的信息，从不利的局面中寻找有利的机遇，化压力为动力，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当前形势。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时，也应该避免以往对企业过分“关爱”的做法，利用当前转型期的困难，坚决淘汰一部分污染严重、技术落后、管理混乱、财务严重恶化的企业。
　　其次是正确理解中央宏观调控的决心。中央政府已清楚认识到了当前的企业情况，将会有针对性地做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而且应该注意到，一些重要报告的措辞，已经发生相当微妙的变化。
　　再次是正确解读企业家信心指数。今年以来，浙江企业家信心指数有较大下降，对此要有正确解读。前几年浙江企业家信心指数高的时候，省内固定资产投资是往下走的，这就在事实上表明，企业信心指数并不完全反映企业家的真实想法，至少不反映他们对省内经济的看法。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企业家们也有从众心理，这个企业家信心指数，好的时候和坏的时候，都会有可能是被夸大了，有时可能不一定真正反映企业家们的真实想法。
　　最后是，我们完全有可能较快走出调整期。当前的经济状况与1964年东京奥运会前后的宏观经济问题有点相似，但显然要轻得多。日本的那次危机在东京奥运会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就宣告结束，然后又迎来了历时4年9个月、年均增长率12％的“伊奘诺”景气时期。日本当时大概只有1.1亿人口，中国有13亿人，回旋余地非常大，而且中国现在的条件比日本当年在东京奥运会的时候好得多，完全能用更短的时间走出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