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大大发展了，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目标也早已实现了。但无论是政府信用、商业信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用不但没有健全起来，反而一直在下降。历届政府工作报告也从来不提社会信用问题。
现代经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信用经济。布罗代尔把社会信用叫做社会资本，一个国家的经济能否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资本的关系极为密切。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为了节约家务劳动时间，我到超市买净菜，尽管包装袋上印着可以直接下锅，但不能让我相信，我回家后一定还会冲洗一下的。正因为我回家还要冲洗，我就会给这净菜打折扣。这样，净菜因为无法获得市场的信任就无法获得它应有的利润。它无法获得应有的利润只好尽量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是减低工人工资。做净菜的工人因为工资太低，就不会热爱自己的工作，质量就更加难以保证。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净菜这个行业就难以发展起来。
不仅净菜之类的商品因为缺乏社会信任难以建立和发展。人力市场同样如此。比如家庭装修以及保姆，尽量需求量很大，却不能形成具有职业精神的人才市场。一方面是雇主抱怨好保姆难找，可信的装修队没有；另一方面保姆、装修工抱怨人工太低，只要有别的出路就不愿做这个行当。这两个行业成了新到城里打工的过渡之地，专职敬业的队伍始终形成不了。
在一个依靠信用管理的社会，消费者对商品或者人力服务满意度如何，是该商品或者该劳力能否获得相应报酬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依据。众所周知，在信用社会，第一份工作最难找，因为既没有经验，又没有前雇主的评价。在美国，哪怕做保姆，没有前雇主的证明或者保姆公司的介绍很难在中产家庭找到工作。新移民既没有在美国的工作经验，又支付不起中介的培训和介绍费用，只好先去不需要提供信用证明的低收入家庭，去做低收入的保姆，以此累积自己的经验和信誉。去做低收入的保姆，不等于工作质量就可以降低，她一样必须事先就得了解清楚这个行业的美国标准，只有做事符合标准，才能拿到雇主好评。随着她经验的增加和雇主好评的累积，她就可以跳槽去拿合理的报酬了。因此，以信用来管理的社会，一方面有利于穷人，使他们能以低于社会平均价格的工资雇佣到保姆，另一方面能使外来人口迅速适应和掌握行业标准，不会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而降低服务质量。而信用和人的生存以及报酬直接挂钩，自然就容易培养出敬业精神。
信用社会，简单的说就是好有好报的社会。
相反，如果坏了自己的信用，别说工作难以寻找，很可能连个安身之处的房间都租不到。因为房东会要求你授权给他去查你以前有没有欠房租的坏记录。就算租下房子，如果有过拖欠电话公司花费不还的记录，那么电话公司就不会给你安装电话。总之，在信用社会，一个坏信用的人，将寸步难行。个人生活的信用记录如此重要，生意场上的商业信用，在信用社会就更其重要了。有良好商业信用的人，可以今天拿到货，开出一个月后付款的支票。而没有良好信用记录的人，所开出的支票必须是能立即兑付的，有跳票坏记录的人，人家根本不接受你开出的支票，必须付现金才能提货。因此，信用社会不但是好人有好报的社会，还是逼着人做老实人的社会。
以信用来管理社会，不仅能大大降低管理成本，而且能增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以及安全感。在缺乏信用的社会，穷也好，富也好，高官也好，平民也好，最后的结果是谁也不信谁，人人没有安全感。
中国人往往很容易骂别人没信用，而自己又不能带头重视信用。比方，中国教授轻易给申请出国留学的写推荐信，好话乱说的现象比比皆是。甚至信都不是自己写的，就在上面签名。中国教授写的推荐信不可靠，已经成了美国各大学的定论。以至于现在美国大学收到中国教授的推荐信多半要打电话来核实信上所讲的优点，或者干脆就把中国教授的推荐信仍在一边不理会。
连高级知识分子都这样不珍惜自己的信用，中国真不知哪天才能建立起有信用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