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10年，在技术层面，重庆打黑和山西煤改都已接近尾声，但其在中国社会掀起的波澜显然才刚刚开始。 重庆打黑中的北京律师、山西煤改中的浙江商人，恐怕是2009年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群体，这些在过去30年里，依靠改革开放释放出的体制外资源成长起来的民间社会精英一直被视为中国致力于培育市场经济的一大硕果，他们也被寄望于能够茁壮成长以制衡国家权力。2009年，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他们分别在不同领域和地区，激烈挑战以省级政府面貌出现的国家权力。
但是，在国家权力的打击面前，最具独立意识和专业精神的北京律师和最具草根精神的浙江商人，这两大符号意义突出的民间精英群体，都显得不堪一击，在社会层面也未能赢得更多的道义支持。
进入2010年，在技术层面，重庆打黑和山西煤改都已接近尾声，但其在中国社会掀起的波澜显然才刚刚开始。围绕重庆打黑尤其是李庄案的争论，在法学家群体间日趋激烈，司法与政治的关系将不断地被人们拷问；而山西煤改所推行的国进民退模式也迅速扩展到内蒙古、河南两个产煤大省，山西模式正在成为诸多资源型地区政府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热衷效法的举措。
事实上，司法和经济之外，教育、文化、传媒、体育等诸多领域，国家权力的扩张热情同样强烈。不难想象，2009年的这些中国图景，将会在未来几年中，在众多领域逐次上演，也让中国社会转型更加扑朔迷离。
重庆打黑
根据重庆官方公布，迄今为止，持续了半年多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已经打掉了67个黑社会团伙，抓捕涉黑涉恶人员3193人，12个充当保护伞的厅级干部落马。这样的成绩单多少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因为2009年之前的重庆，治安状况跟中国大部分城市一样，偶有恶性事件发生，但重庆也从来没有给人们留下过黑社会犯罪特别猖獗的印象，相对特别的事情有两件，一个是哨兵被杀，一个是全城出租车司机大罢工，这些都是重庆开始轰轰烈烈打黑运动的触发因素之一。
但不管怎样，这样的一份成绩单已经让执政者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这个中国政坛少有的明星政治家被老百姓誉为薄青天。多年来知识群体孜孜以求的法律启蒙和政府主导的法制建设，丝毫没有冲淡公众的青天意识。
一位重庆当地多年退休在家的老法律工作者甚至告诉记者，这样暴风骤雨般的行动，让他想起了19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并且“感到很振奋”。对于今天大部分重庆人而言，半个世纪前的“镇反”早已只是个历史名词，但当年的“镇反”与今天的打黑确实有诸多相似之处，“执政者下决心，老百姓大力拥护，广泛发动群众，打击的对象当年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目，今天则变成了官员中的保护伞和黑社会头目。”
公众对于打黑的热情拥戴让执政者看到了民意所在，也让这场原本正常的司法行动迅速推向深入，替黑社会辩护的北京律师李庄也因涉嫌犯罪而遭到逮捕和审判，顺从民意，重庆打黑被推上另一个层面，在李庄案的审理过程中，各方台前幕后的交锋让这场司法行动被赋予了许多政治内涵。
在围绕李庄案的种种争议中，涉案的李庄因其所在律所的政治背景，而沾染上了些许权贵色彩，而在各种场合为李庄辩护的则大多是坚持职业信仰的普通律师和法学家群体。这两种人恰好概括了民间精英的两个面相，一种是依附于权力以获取利益，一种执拗地坚持职业信仰，在公权力与民粹的夹缝中行进。前者很难不走向堕落，后者则容易自负而傲慢。
重庆打黑及其引发的尚未完结的一系列争论，如果说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有什么正面价值的话，仅仅是能让人们看到，未来中国的真正危险，在于缺少足够数量追求法治和公正的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眼光长远而不投机地投身改革，争取民众，为中国社会的成功转型赢得更广大的民意和动力。
山西煤改
重庆打黑引起了中国政法记者以及法学和政治学家们持久的讨论热情，而同时进行的山西煤改，则是这半年多来，财经记者以及经济学家们最热衷的新闻话题。
山西煤改事实上是山西省政府强力推行的煤矿企业兼并重组行动，在政府强制制订的游戏规则内，山西全省经过短短半年时间，煤矿企业数量从原有2598家减少至1053家。据官方表述，这项改革本意是加强山西煤炭生产集中度，控制安全事故发生。但整个重组过程，政府强制色彩浓厚，指令性确定交易价格，以浙江商人为主的大量民营煤矿投资者蒙受重大损失，而作为收购主体的七大煤炭国资企业则兵不血刃地完成了对煤炭资源的跑马圈地，一进一退之间，以民资缩水为代价，换来了国资的保值增值。
这样的改革进程，被众多经济学家们总结为国进民退。虽然近几年来，在钢铁、航空、汽车、地产等众多领域，国进民退早已不是新鲜事，但像山西的煤炭业改革这样，国家权力如此强硬介入，指令性和计划性如此明确的做法却还不多见，煤老板们的反抗也相当激烈，尤其是在山西煤炭业有着庞大投资的浙商群体，以浙商资本投资促进会的名义投书全国人大，要求对山西省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进行审查处理，质疑山西煤矿整合背离了国务院文件精神，且侵犯煤老板的财产所有权，违背《物权法》。
与重庆打黑中的律师群体一样，山西煤改中的煤老板对于政府罔顾基本的交易规则，肆无忌惮侵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相当激愤，但他们的遭遇，同样除了寥寥知识群体的声援外，得不到公众的丝毫同情，他们的公众形象比法官、律师群体更加糟糕。过往的几年里，通过舆论的口诛笔伐，煤老板“为富不仁”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他们只知赚钱和炫耀，不懂得回馈社会，攫取了一桶又一桶的黑金之后，却将严重破坏的自然环境和矿难留给了当地。正是这些无法洗脱的原罪，让他们面对权力的打击时，不堪一击。
山西的煤改运动，同样可以在半个世纪前的1950年代找到影子，与共和国建国初期的那拨国有化浪潮相比，如今的再国有化运动，同样是民众高声拥护，权力强制推行，资源收归国有。以山西煤改为典型的这波再国有化浪潮，让1990年代以来的“民营化”进程有了被彻底打断的迹象，也让大多信奉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感到了真正的忧虑。
对于国家权力而言，通过国有企业的控制力掌握重要资源是构成执政安全的一大要素，而对地方政府而言，税收和国有企业的利润是为数不多直接产生收益的途径，尤其是对广大的掌握资源的内陆地区而言，扶植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早已变得比过去30年更加困难，他们面临的不仅有国际竞争，更有先行一步的沿海发达地区的竞争，因此，大型资源型行业一定会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各级政府手里，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学者们的争论而改变。
在老百姓眼里，事实上，资源掌握在 国家手里，还是私人手里，反正不在自己手里。因此最重要的事，是收多少钱，干多少事。更糟糕的情形是这一段时间搞国进民退，把民间资源都集中在政府手里，下一段时间再搞国退民进，把国有资产瓜分掉。
重建正义
著名的社会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近年来一直在他的著作中呼吁重建社会，在他看来，中国社会过去30年充满活力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以体制外资源的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社会精英开始重现。走到今天，这个社会精英群体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一是民营企业家。二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各个行业中的专家，三是地方行政精英。
律师和民营企业家都是过去30年成长起来的相当有代表性的民间精英群体，但是，重庆打黑和山西煤改，这两场大戏呈现在公共舆论平台上之后，人们看到的景象却是相同的：国家权力强势回归，打击民营企业家、律师等等可以归为民间精英的群体，在这场角逐中，普罗大众与知识精英表现出了几乎截然相反的态度，知识精英对国家权力的强势，给予了激烈抨击。竭力为民间精英辩护，而公众则对这些民间精英不抱同情，甚至呼唤强势的国家权力归来。
重庆打黑、山西煤改都可以看作是执政者在社会矛盾增多的情况下，为巩固执政基础而实行社会治理、改革、增进社会正义的举措，这些措施也符合党中央最近几年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理念。毫无疑问。不论是黑社会的横行，还是资本对于多数人生存问题的漠视，都应当被遏制，但如何遏制?被谁来遏制，却是一个需要深究的问题。在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矛盾、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时，普通民众重新信仰强大的国家权力，无疑是便宜的捷径，只是这条路最终通向哪里，尚且存疑。
对中国怀抱良好期待的观察家们一直都将中国的成功转型寄望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公民社会的发育。但2009年的中国图景却让人们看到，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呈现出这样一种面貌：权力和资本，以及权力和民间精英之间的勾兑、博弈、斗争与交锋异常热闹，而更广大的民众很多时候都处于看热闹的状态，他们无心也无力更没有渠道参与公共事务。这样的景象不从根本上改观，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就依然是镜花水月。
虽然，不加节制的权力扩张带来的恶果已经让这一代中国人有过切肤之痛，也因此对权力之恶有了本能的警惕，但历史的教训往往只够维持一两代人而已。更何况，究竟如何讲述历史中的权力面相，也是同样被争夺的话语权力；权力之善与恶，均可以打“顺应民意”这张牌。
不加节制的权力扩张带来的恶果已经让这一代中国人有过切肤之痛，也因此对权力之恶有了本能的警惕。但历史的教训往往只够维持一两代人而已。更何况，究竟如何讲述历史中的权力面相，也是同样被争夺的话语权力；权力之恶。甚至可以被解读为顺应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