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5点，当记者赶到舟曲时，乱石滩上已经扑满了前来寻亲的人，但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都死了心，五六米厚的淤泥和乱石将村庄和街道结结实实地埋在底下，闻不到一丝生命的气息，只有随淤泥冲人白龙江的斑斑血渍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人声鼎沸。
汶川、玉树过后，不论是国人还是传媒，对灾难都已有些木然。但也许是这种“活埋式”的死亡方式过于惨烈，舟曲现场，那种痛感依然会撕裂你的心，不得不驱使你去追问，为什么?
舟曲的伤痛尚未抚平，云南贡山又一个村庄被泥石流夷为平地，将近百人被淤泥吞没。这个夏天，泥石流带给中国一个又一个伤口。
事实上，在这之前的很多年，中国西部山区一直都饱受泥石流的危害，每到多雨季节，也总会零零星星地传来死伤事件，这样的消息几乎已经称不上新闻。但现在，数以千计的死亡人数，让我们不得不正视，广袤的西部中国还要遭受多少这种大自然最残忍的戕害?
被扫平的村庄
月圆村是紧靠舟曲县城最大也是最繁华的一个村庄。这个户籍人口约800人的村落，就建在三眼峪通往白龙江的斜坡上，据村民们介绍，原本有三四百栋两三层的小楼，如今全都荡然无存。
张玉堂算得上是村里的首富，他是个包工头，他家那栋去年才刚刚修好的3层小楼，就紧挨着那条窄窄的行洪道，花了80多万，全部都是大理石装修起来的。
46岁的张玉堂有3个女儿和一个最小的儿子，生活原本一切都很惬意，他还捐了一大笔钱，重修了那座光绪年间就有的鳌山古寺，到现在，鳌山寺还矗立在山尖上，寺里的功名簿上刻着张玉堂的名字，可是他的孩子、房子却全都没了。
直到第二天，他的弟弟才从外地赶来，为哥哥一家收尸。像张玉堂这样遭遇灭门之痛的，光是月圆村就有将近100户。在泥石流过后的废墟上碰到舟曲县城关镇的党委书记闫拥政，根据他的描述，月圆村当晚幸存的只有10几个人，加上在外读书和打工的，总共活着的也不到1／10。
泥石流过后，户籍人口的伤亡状况很快就被统计出来了，但是，包括月圆村、罗家峪、三眼村、北街、东街在内的5个受损村庄总共有多少人被泥石流吞噬，却并不容易被准确统计。
2010年8月19日，甘南州州委宣传部赵敏学在舟曲当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舟曲救援搜救工作基本结束，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1364人，失踪401人。这也意味着这场灾难最终的死亡人数基本定格在这个数字。
天灾前后，如何人为?
过去的10年是中国城市化最为迅疾的10年，即使远在边陲的舟曲亦不例外，教育、医疗、交通这些城市文明带来的便利，吸引着大山里的居民聚居而来，他们的需求又带动着工商活动的繁荣。
用了10多年时间，舟曲初步成长为一个有着现代化气息的小城：广电、通讯和互联网一应俱全，饮水由山泉变成了自来水，汽车可以通达各个乡镇。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县城人口增加了一倍，超过5万，位居甘肃省县级城市之首。但这一切，仅仅在10多分钟之内，就被180多万立方米的泥石流毁于一旦。
一个历经数十年建设的现代化小城何至于如此脆弱?救援尚未结束，关于这场灾难原因的追问便已经铺天盖地。在最初的7天里，舟曲县城和北京国务院两地的新闻发布会上，都有记者不断追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灾难，天灾之外是否有人祸?面对这样的质疑，不论是国土资源部，还是水利部发言人，统统给予了否定。
迄今为止，国土部部长徐绍史给出了最为全面的四大原因：
第一，舟曲山高川深，岩体风化严重，这种地质地貌原本就属于地质灾害高发地区。
第二个原因则归结于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波及舟曲，导致该地区山体松动、岩石破碎，岩体稳定至少需要3到5年时间，而现在才刚刚过去两年。
第三个原因是干旱。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大旱，舟曲也不例外，干旱令这个地区的山体干缩，加大了岩石之间、山体之间的缝隙，使原本已经十分松散的岩体、山体更加松散。
第四个原因是瞬时暴雨和持续的强降雨。暴雨和强降雨对原本松散易垮的山体、岩体形成浸泡和巨大冲击，是此次泥石流灾害的直接诱因。
事实上，这四个原因涵盖了地质领域内的所有可能性因素，在记者接触的地质专家中，所谈及的原因，大都囊括其中。
但记者们的追问也并非全无道理。其中，最集中的有两点：三眼峪里修建的10几道拦泥坝是否存在工程质量问题?月圆村头顶上修建的两个水库是否加剧了灾害的烈度?
在舟曲采访时，不少热心村民带记者前往山里寻找他们认为属于人祸的证据。在三眼峪，10多道拦洪坝多已面目全非，从大峪口和小峪口的两道新修的拦洪坝残迹中，记者可以看到，里边填满了青石和沙土，而非钢筋混凝土，这与当初的设计指标是否吻合，如今，都已无法考证。
事实上，看得出来，一道道拦洪坝多年来一直都发挥着拦截泥石流的作用，拦下来的泥巴许是多年无人清理，已经淤满了坝体。即使是钢筋混凝土浇注而成，是否拦得住这场总量近200万立方米、海拔落差数百米的泥石流冲击，也是个未知数。
至于那两个修建于月圆村头顶的水库，“那只是两个高位水池，库容一个800立方米，一个500立方米。”舟曲县水利局局长杨志才解释说，水池属于供应包括月圆村在内的6个村庄饮水系统的组成部分。
泥石流过后，这两个饮水池也已经不复存在。事实上修建这样的水池同样是无奈之举，过去几年，人口急速扩张，让这个5万人口的县城饮水越来越困难。
村里68岁的老人杨金荣告诉记者，他是在最近几年才知道自来水这个新鲜玩意儿的，在那之前，村里人一直都是饮用山泉水。在这个别称泉城的县城相传有99眼泉水，但是，随着人口增加，泉水显然无法满足需求，政府修起水库，为县城增加新的水源地。当灾难来临时，10几道拦洪坝和两个水库都成了加剧灾害烈度的因素。
事实上，任何一个不可避免的灾害原本就是社会人口因素与生态系统中潜在的破坏性因素相结合的产物。就舟曲泥石流而言，人类活动的加剧和社会管理的疏漏显然是灾害的要素之一。但在地质专家们看来，这些原因远不足以将舟曲之灾妄定为人祸之故。
中山大学地理与规划学院教授刘希林是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防治应急专家。在他看来，泥石流这一类灾害，大自然的自身变动是根本原因，人类活动仅仅是加剧了这种变动的产生。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关凤峻在8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将舟曲泥石流灾害定义为特殊地情地貌遭遇强降雨导致的一场自然灾害，并无不妥。
“不过，舟曲的泥石流所造成的伤亡原本是可以极大降低的。”刘希林说，舟曲县所在的白龙江流域属于半干旱气候区，年平均降雨量400～800毫米，平时雨水不多，虽然地形条件和松散固体物质条件具 备，但泥石流并非年年发生，只有当降雨集中在某一时段时，比如6～9月的某一暴雨季节，泥石流才会发生。
8月7日前，舟曲县城已连续下了几天的雨，大雨一直不停，这一降雨天气过程，应该是能够预报的，况且气象站离县城不远，这类过程降雨应该是能提前预报的。
“只要气象部门做出了暴雨预报，国土部门又将其纳入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人工监控点，那么此次灾害虽不可避免，但损失完全可以有效控制。”刘希林说。
地震、干旱、暴雨，还有多年的过度开发、疏于防灾和预警，舟曲之灾看起来是一场无论如何都躲不过的自然灾害，但是，原本的藏乡江南为什么会注定成为这样一个地狱之城?
在舟曲的采访中，那块城市形象广告牌，几乎在县城的任何一栋高楼上都能看到，上边写着“藏乡江南，泉城舟曲”，舟曲还有一个别称“陇上桃花源”，这些美好的标签，是无论如何都与今天的舟曲联系不起来的。但在上千年的开发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她却完全担得起这样的美誉：周围的翠峰上古木参天，到现在还可以在鳌山寺中找到痕迹，寺里的那棵古树要3个人才能抱得过来；99眼山泉汩汩而流，足以满足饮用之需；周围的大山里自古就遍布黄金。
但是，随着农耕文明的到来，先是开垦土地、伐木造屋，包括森林在内的生态系统被彻底破坏，后又在整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裹挟之下，盖县城、开金矿、修电站，曾经的陇上桃花源再也无从想象，而灾难则接踵而至。
舟曲之外
舟曲的伤口尚未抚平，四川汶川、甘肃陇南和云南贡山的泥石流又此起彼伏，死伤人数都以数十人计。2010年的夏天，泥石流注定将成为中国人最惨痛的记忆。“今年6月以来，中国的泥石流灾害相较于往年明显更多、更大，这与汶川地震有直接的关系。”刘希林说。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水土保持研究所原所长李锐常年研究西部水土流失问题，并是该领域一项“973”计划的首席科学家。他也认为，汶川地震所涉及的广大区域，在未来很多年，都不会很太平，尤其是赶上极端气候条件的时候，很容易爆发恶性事故。
如果以秦岭淮河为界，这一大片区域大都属于中国南方。“中国水土流失的问题源起于北方，但到今天，南方的水土流失往往比北方更严重，带来的灾害也更大。”李锐说，泥石流就是水土流失的恶果之一，南方降水多、动力大，尤其是西南地区地形陡峭，多年的水土流失很容易造成大面积的山体滑坡和泥石流。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即有了比较完备的泥石流滑坡危险程度分区，中科院早就出版过《中国泥石流分布及其灾害危险区划图》和《中国滑坡灾害分布图》。
“这样的工作，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进步奖，但并没有发挥实际应用作用。”刘希林说，根据2000年的普查数据，我国有泥石流滑坡极高危险区约52万平方公里，舟曲就处于这个行列，而高度危险区约200万平方公里。中国饱受泥石流和山体滑坡这样威胁的县城至少有200多个，科学界有过面上的初步调研，但其中许多缺乏点上的整体评估。
这样的比例听起来相当惊人，“如果全部加以治理，所需要的经费太过于庞大，是整个国家不可承受的。”刘希林说，我们能做的是要树立“预防优于治理、预警优于救灾”的减灾理念。最有效的治理模式是综合治理，即工程措施+生物措施+社会措施。
在舟曲泥石流发生的半个月之前国土资源部网站还刊登了该部地质环境司司长关风峻的访谈。关风峻说，中国地质灾害防治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防灾体系和机构的不健全，缺失最严重的就在于基层的监测点。
多年来，国土部一直致力于建设从中央到省、市、县一直到乡镇的群防群测员，这样一整套自上而下的地质灾害监测机构。但是，在财政困难的西部山区，基层的监测机构绝大部分都处于缺失状态，即使是舟曲这样的一级危险区域同样如此，因为缺乏资金，三眼峪里设置的泥石流监测点，早在10多年前就被撤销了。
对于数量惊人的地质灾害点，不论是采取工程治理，还是建立防灾体系，所需之费都将会是一个天文数字。中国这30年所积累的财富虽然总量庞大，但面对如此广袤的国土，要达到保障国民安全的水准，仍旧有心无力。
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东部平原的建设已经迈入了追求舒适性、炫耀性建设的历史阶段，西部山区的安全性保障则还远未到位，也从来都没有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而随着工业化资源需求的膨胀，西部山区的开发早就先于保障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因此，很难想象，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将付出多少个舟曲的代价。
移民还是重建?
搜救完毕，舟曲面临的下一个难题是如何重建?搬迁还是原地复建正成为两难之选。
在8月11日舟曲救援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甘肃民政厅厅长田宝忠第一次提到重建问题，他说，舟曲是原地重建还是搬迁尚未决定，“但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原地重建，如果再来一次泥石流，那怎么办?”
这样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上世纪60年代，舟曲县境内植被开始衰退，泥石流开始发育，至今植被已基本衰败殆尽，软弱岩、石页岩、千枚岩和片岩夹劣质煤层裸露，“舟曲的泥石流活动现在正处于旺盛期。”刘希林说，汶川地震更是加剧了这种活跃程度，来一场暴雨，就有可能再发生一次。
事实上，根据地质资料记载，整个舟曲县城头顶容易发生滑坡和泥石流的土石方高达近3000立方米，此次泄流的还不到1／lO。
但这些理论意义上的威胁，都不足以影响现实的决策，8月17日，舟曲县县委书记范武德表示，舟曲县的重建不可能整体迁移，肯定是原址重建。与范武德的说法相印证的是，国家发改委、住建部、水利部等部委16日晚论证并通过了舟曲修建永久性自来水厂的供水方案。这意味着舟曲原址复建的方案几成定局。
在原地重建的基础上，范武德还说，舟曲县城人口密度太大，政府希望能够移民一部分人到外地去。甘肃省发改委也曾在灾后，建议向新疆移民，缓解舟曲人口环境压力。
不过，在中国，移民之难犹甚于工程意义上的重建。中国的生态移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以来，成功的案例凤毛麟角。其中原因，一在于农耕文明下中国人传统的故土难离的情结，此外，就是政策执行上问题重重。
“既要尊重自然，又要维持人的生存，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在中国实在太难了。”李锐说，中国的环境条件能养活这么多人，本身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对那些处于最底层的受难者而言，这似乎又没什么难的。“我们不会走的，清理完了淤泥，继续攒钱盖房子就是。”50多岁的包克刚说，村里的田原本就是在以前泥石流留下的淤泥上开垦而来。
事实上，根据地质学家们的考证，舟曲原本就是在泥石流冲积扇上建设起来的小城，在光绪年间，三眼峪就发生过一次几乎同样规模的泥石流。
上世纪90年代搞农田基本建设，村民们挖出来的全是以前的门梁、石凳，但没有人会因此而害怕，或者去想象他们的祖先曾经遭遇过怎样的灭顶之灾。
也许，用不了很多年，曾经破灭的月圆村，又会人丁兴旺，废墟之上还将人声鼎沸，直到下一次灾难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