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约战机的轰炸和反对派青年军的围追堵截下，卡扎菲终于没能逃出他的故乡苏尔特，在一个肮脏的水泥管道中，迎来了生命中最羞辱的时刻。他在生命最后时刻遭受暴力的血腥场面，在全世界的媒体上不断播放，有人终于松了口气，有人为之扼腕叹息，更有那些和他一样的独裁者心有余悸。
疯子、独裁者、政治强人，贴在卡扎菲身上的一切标签都随他一起，被埋葬在撒哈拉沙漠中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卡扎菲的倒台或许真正标志着中东‘强人’政治时代的终结。”中国前驻伊朗大使、中东问题专家华黎明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经过5次中东战争、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后，那批当年在“民族解放运动”浪潮中，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君主制王朝的青年爱国军官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他们虽然名义上是共和国，实际建立的都是清一色的家长制国家，都是独裁统治。当他们从革命军人变成了执政的政治家时，“执政为民”的观念在这些政治家的头脑中已荡然无存，今天面对民众如此强烈的反对是历史的必然。
美国松了一口气
就在卡扎菲10月20日被捕的前两天，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突访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在华黎明看来，希拉里当时应该是去催促利比亚过渡委员会尽快结束战争，“美国参与利比亚战争备受共和党的指责，被指违反宪法。如果卡扎菲不能尽早捉到的话，奥巴马在国会将面临巨大压力。再加上美国国内糟糕的经济问题，奥巴马对此十分紧张。卡扎菲毙命对奥巴马政府来说，是终于松了一口气。”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殷罡也认为，希拉里离开后的第二天，卡扎菲就被抓到了，很大程度上是个巧合，但是，卡扎菲之所以选在希拉里离开之后的第二天突围，可能是他担心希拉里来利比亚和“过渡委”就他的最终命运达成了什么协议。“根据现在情况来看，卡扎菲的突围车队本来应该是凌晨3时出发的，但由于准备工作不足，在早晨8时多才出发，于是就给北约飞机的目视侦察和近距离机关炮的攻击提供了便利。一系列客观条件的聚合促成了卡扎菲落网的时间和地点。”
在华黎明看来，利比亚参战模式对于美国来说，或许是一次“不留脚印、成本最低的成功试验”。美国五角大楼10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份美军在利比亚问题上的军费支出为11亿美元。相较于在伊拉克支出的1万多亿美元、在阿富汗的5000亿美元，美国在利比亚的花费似乎微不足道。这或许是因为，北非地区向来是英法的“势力范围”，美国有意让欧洲国家多发挥作用。按殷罡的说法，今后美国和欧洲在利比亚石油资源上不会存在太大争斗。
相较于美国的从容，在华黎明看来，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在国内经济较为困难的情况下打了这场战争，战后一定会利用其在战争中支持反对派武装的政治立场，来换取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而在卡扎菲执政后期，利比亚一些主要油田的开发、石油管道和石油输出港口等的建设上，向来同利比亚经济关系密切的意大利发挥了显著作用。同时，法国在卡扎菲执政后期的石油资源分配方面，占的份额最少。所以，在殷罡看来，法国可能会藉此争取更多的份额，这也意味着别的国家要让出一些份额，尽管这很难做到。
阿盟、非盟与中俄
卡扎菲长期被阿拉伯世界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不受欢迎。1969年卡扎菲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就曾要求同埃及统一，并派人外出想购买原子弹，试图交给埃及以威慑以色列，尽管计划并未得逞。他还在巴以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极端派别搞恐怖活动。在中东和平进程开启之后，卡扎菲认为整个阿拉伯世界，包括阿拉法特领导的巴解组织，都向西方“投降”了。他认为自己过去付出巨大代价支持阿拉伯世界，是办了件“蠢事”。
“正是从那时起，卡扎菲开始淡化自己的阿拉伯色彩，强调自己的非洲认同。”殷罡认为，卡扎菲的垮台及利比亚内战同阿盟的态度有直接关系。整个阿拉伯世界，除了叙利亚之外，对卡扎菲都是不同程度、不同角度的厌恶，甚至是痛恨。联合国安理会迅速通过第1970号决议，以及中国、俄罗斯对第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在一定程度上都考虑了阿拉伯联盟的要求。
卡扎菲死后，阿拉伯世界的“强人”毫无疑问会最直接感受到压力，甚至是恐惧，但利比亚并不是阿拉伯联盟的主流国家，因此卡扎菲政权的垮台不会影响到阿盟整体的对外关系。“我们看到，从卡扎菲政权垮台到其被击毙，中东地区传来了伊朗方面的欢呼。这种欢呼是阿拉伯联盟、阿拉伯人民不愿意听到的，他们不愿意外部力量对阿拉伯内部事务‘说三道四’。在他们眼里，持久对手、竞争对象、潜在敌人是伊朗，是波斯人，是什叶派。”殷罡说。
真正感受到失落的或许是非洲联盟。1999年9月，卡扎菲在利比亚锡尔特城召开的非统特别首脑会议期间，正式提出了“非洲联盟”的设想，并为其最终形成积极活动。卡扎菲生前是非盟的最大经济援助者，非洲的许多小国都曾接受过卡扎菲大量的资金援助。
卡扎菲的死或许令非洲国家感到“尴尬”。华黎明说，这次非盟国家在对待处置卡扎菲的问题上一直采取了犹豫不定的态度，尽管联合国在通过第1973号决议时，南非作为非洲国家的代表投了赞成票，立场比投了弃权票的“金砖四国”和德国还要反卡。
在殷罡看来，利比亚政权更迭，俄罗斯在军火贸易上会承受比较大的损失，中国的损失则体现在内战迫停和毁坏了一些承包工程上。“应该清楚的一点是，中国在利比亚没有投资，完全是工程承包。这些工程承包又集中在基础建设方面，而在基础建设方面，中国公司拥有世界上最强的竞争力。今后利比亚新政府在恢复和扩大这些基础建设项目的时候，不可能不考虑到中国的实力。”
最大的危险
卡扎菲对利比亚的统治维持了长达42年之久，但始终没有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卡扎菲更像是一个放大版的贝都因传统部落的酋长。”华黎明说，卡扎菲对这个世界的所有现存制度都表示不满，他否定资本主义，否定社会主义，然而他建立的却是个人高度集权的国家，与现代政治制度悖逆。利比亚新政权建立后，首先面临的是重新建立国家机构、国家机器和相关的法律法制。
今天的利比亚仍旧是一个部落国家，全国有至少150个部落，东部、西部等地的部落之间素来缺乏认同，在卡扎菲时代的境遇也迥异。在利比亚实现现代民主，需要建立跨部落的、甚至跨宗教的现代政党，这种难度可想而知。不过，在殷罡看来，利比亚最大的危险，还不在于部落之间一般的利益冲突，而是政治伊斯兰势力在今后民主建设当中发挥的作用。
卡扎菲执政时期，他对利比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及其激进活动、对基地组织镇压得非常严厉。在其政权垮台之后，伊斯兰势力、宗教政治势力在利比亚必然强烈反弹。在卡扎菲执政后期，始终坚持在利比亚西南部山区同卡扎菲作对的伊斯兰武装，也就是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在这次全国动乱中角色关键。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培训下，伊斯兰战斗团拥有了强大的作战能力，他们组成的突击队也是8月22日至23日突袭的黎波里的重要力量。
伊斯兰战斗团在利比亚内战过程中迅速崛起，但他们的目标是既反对卡扎菲的统治，也反对西方在阿拉伯地区的存在。伊斯兰战斗团的领导人贝尔哈吉前不久刚刚被基地组织任命为利比亚伊斯兰战斗团和北非基地组织的总负责人。
“必须高度关注今年7月‘过渡委’最高军事领导人尤尼斯被枪杀这一事件。”殷罡说，尤尼斯曾经是卡扎菲政权负责镇压伊斯兰极端武装的特种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之后他被诱捕、酷刑处死，说明在“过渡委”内部存在着非常激烈的意识形态对立，这种对立不可能不在利比亚今后政治重建过程中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