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翻看你的简历，直到来中国足协之前，你一直走得很顺。 韦迪：确实我的成长道路很顺利，我的提升速度相当快的，赶上了几次好机遇，遇到过不少好领导，这种经历也让我现在非常自信，我从未失败过。
《中国周刊》：这种自信的另一面会不会有一意孤行的成分?
韦迪：我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但我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如果认准了我会坚定地往下走，但是走的过程中我会不断地修正自己，我不会轻易动摇的。对于中国足球，不变，可能矛盾最少，但是不变，就等着顺其自然的提高，何年何月?更广大的球迷，更多上网没有留言的人，是不会满意的。作为足管中心主任，怎么可能看着这种状况持续，而不作出努力?
《中国周刊》：但是你的新政，在评论看来，更多是围绕国字号球队的利益，而不是联赛。很多人认为让国奥打联赛是一种倒退。
韦迪：不对，你看，所有的主力，只要能打上比赛的，我一个不要，而且我安排的比赛时段，顶多俱乐部一周双赛的可能性，周末的时候还能回到母队，职业联赛的正常秩序我一点没干扰啊，我只是为孩子们提供了更多训练、比赛的机会。
《中国周刊》：你介意被人称作“韦举国”吗?
韦迪：我不怕，因为我个人的观点看，在现阶段，这恰恰是一种体制优势，有些国家还学我们的举国体制呢!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坚持?你可以坚持你的观点，但不能我坚持了举国体制，你就骂我啊!这是没道理的啊。
《中国周刊》：媒体报道说，在足协中层会议上，你骂人了?说出了“还要不要脸”这样的话?
韦迪：我从来不讲粗话的，(说我开会骂人)这就是作假，我可能语气重一点，声音高一点，在工作上，我强硬的成分多一些，但是真正了解我的人都知道这纯属胡编乱造。
《中国周刊》：你的一位前任曾经忍受不了这种骂声，对部分媒体动用过封杀，你会这样做吗?
韦迪：如果某一个媒体，反复出现造假的新闻，我也会对这个媒体采取行动的，我不允许你造假，允许你批评评论，但不允许你说假话。
《中国周刊》：你觉得和几位前任有什么不同?
书迪：我和我的几任前任有一个最根本的不同，你看阎世铎、谢亚龙都是从机关走出来的，我恰恰是从基层一步步走过来的。我曾面对过一些很复杂、很特殊的工作环境。
《中国周刊》：但是对于足球，你被认为都是外行，中国足球再一次上演了“外行领导内行”。
韦迪：不在于内外行，在于你心底是否是真正无私地想做成事。南勇刚上来的时候，大家说他是一个内行，现在他“内”到哪里去了?
《中国周刊》：对于你的上任，原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的董事长张宇曾经说过，中国足球的腐败是体制性问题，韦迪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牺牲品，你怎么看?
韦迪：我拜读了张宇的大作《足球门》，书写得不错，可读性很强，或多或少暴露一些现象，但是我想一切都归结到体制也不合理。
我们现在不能在体制上做太大的改动，但是体制上也不是说一点不能动播，比如说，我们争取用个四五年的时间，实现中国足协管办分离、政企分开，就让中超公司现在单一的商务推广公司变成一个独立经营、面对整个职业联赛的执行公司。
《中国周刊》：你这样做不会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吗?
韦迪：总局也希望这一步实现，但是当日常监管没有解决的话，这一步不能走，也走不动，因为你既然让他独立运作，如果出现任何社会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必然会出现大乱，我们体育人就是对于社会巨大的犯罪。但是如果我们有一种机制，作为一种渐变式的过渡，不会触犯既得利益啊，无非是原来中国足协的一些官员，现在没权了，不就这个既得利益吗?
当然，魏纪中老先生也曾经提醒过我，体制问题不是韦迪能说了算的。
《中国周刊》：你在水上运动中心取得了大家公认的成功，这种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到足球上吗?
韦迪：这不是简单的复制的问题。任何一个想做成事的人，首先要适应环境，然后改变环境，要用你做成的事来改变环境，现在毕竟我还没有做成事。我始终坚持，连环境都赢不了的人，根本谈不上改变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