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日记篇一：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里的胡适
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里的胡适
1939年4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也即胡适1911—1917年留美期间的日记和读书札记，共十七卷四大册。胡适在《札记》的《自序》里告诉读者：
我开始写《札记》的时候，曾说“自传则岂吾敢”（卷三首页）。但我现在回看这些札记，才明白这几十万字是绝好的自传。这十七卷写的是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六七年的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 并且着重指出：
这十七卷的材料，除了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之外，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
《札记》出版后不久，就有署名“愚”的论者在1939年6月《图书季刊》新一卷第二期撰文评介，认为《札记》具有如下四大特色：
一，表现著者之政治主张，文学主张。
二，表现著者对国事及世界大事之关心。
三，表现著者对外国风俗习惯之留心。
四，记与本国及外国友人之交游，情意真挚，溢于楮墨。
显然，以胡适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学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视之，《札记》的出版为研究早年胡适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札记》出版于抗战初期，炮火连天，流传不广。有鉴于此，1947年11月，上海商务印书馆重出此书校订本。胡适在《重印自序》中，对日记初版使用“藏晖室札记”这个“太牵就旧习惯”的书名表示“懊悔”，亲自把书名改定为《胡适留学日记》。 1959年3月，台北商务印书馆又三版《胡适留学日记》。胡适在《台北版自记》中透露，借第二次重印的机会，他又“改正这里面几个错误”。
此后，台湾和内地多次重印胡适早年留学日记，所依据的版本，不外上述三种之一，或三种互相校勘而成。可是，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海内外胡适研究界并不知晓绝大部分胡适早年留学日记以及至今尚未公开的胡适归国初期的《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手稿仍存在于天壤之间。 因此，当去年春天与陈麦青兄等在海上收藏家梁勤峰兄的书房里见到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胡适研究早已成为显学，这从每年海内外出版的大量的胡适传记、研究专著和论文中就可清楚地看出。对胡适生平和创作史料的整理也早已蔚为大观，全集、年谱长编、相关回忆录和研究资料汇编等不断问世。胡适各种各样单篇作品的手稿也时有出土，翻翻南北各大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就可明瞭。但是，出于对稀见文学史料的敏感，我马上意识到这是新世纪以来胡适史料发掘方面最重大和最了不起的发现。
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全部竖行书于开本统一的长方形Webster Student’s﹠NoteBook上，绝大部分是钢笔书写（《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开头部分为毛笔书写）。每册封面上胡适都题了名，编了号，部分还注明了确切的或大致的起讫日期。我将之与铅印本《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留学日记》）稍加对照，结果如下：
第一册：“藏晖日记 留学康南耳之第三章”。为《留学日记》卷二。
第二册：“藏晖劄记 民国二年 起民国二年十月八日终三年二月廿八日”。为《留学日记》卷三。
第三册：“藏晖劄记二 民国三年 起三月十二日 终七月七日”。为《留学日记》卷四。
第四册：“藏晖劄记三 民国三年 七月”。为《留学日记》卷五。
第五册：“藏晖劄记四 民国三年 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六。
第六册：“藏晖劄记五民国三年 九月廿三日起十二月十一日止”。为《留学日记》卷七。
第七册：“藏晖劄记六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起”。为《留学日记》卷八。 第八册：“藏晖劄记七”。为《留学日记》卷九。
第九册：“藏晖劄记 第八册 民国四年六月”。为《留学日记》卷十。 第十册：“胡适劄记 第九册 四年八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一。
第十一册：“胡适劄记 第十册 民国四年十一月 到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二。
第十二册：“胡适劄记 第十一册 民国五年四月”。为《留学日记》卷十三。 第十三册：“胡适劄记 第十二册 民国五年七月”。为《留学日记》卷十四。 第十四册：“胡适劄记 第十三册”。为《留学日记》卷十五。
第十五册：“胡适劄记 第十四册”。为《留学日记》卷十六。
第十六册：“胡适劄记 第十五册 归国记”。为《留学日记》卷十七。
第十七册：“胡适杂记 第十七册 改为第十六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第十八册：“胡适劄记 第十六册 改为第十七册”。为《留学日记》和海峡两岸的《胡适日记全编》所均无。
有必要指出的是，上述比对只是初步的和简要的。事实上当年《留学日记》编者在整理日记手稿时，作过许多技术性乃至实质性的处理，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点应该引起注意：
一、日记手稿各册的具体起讫日期，与《留学日记》各卷相对照并不一致，《留学日记》有多处挪前移后的调整。
二、日记手稿是胡适率性所记，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均无题。《留学日记》则按日按内容归类，一一酌加小标题，虽然得到胡适本人同意，毕竟不是手稿的原貌。
三、日记手稿中部分文字，《留学日记》有所修饰或改动。如日记手稿第一册第一天，即民国“元年九月二十五日”记“夜观萧氏名剧Hanmlet”的感想，《留学日记》云：“凡读萧氏书，几无不读此剧者”，手稿作“凡读萧氏书，几无有不读此剧者”；《留学日记》引用剧中名句后云：“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谚语矣。”而手稿则作“此种名句，今人人皆能道之，已成俚谚矣。”又如1914年7月8日日记中有一段，《留学日记》云：“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劝以在家乡提倡放足，为一乡除此恶俗。”而手稿则作：
作一书寄冬秀，勉以多读书识字。前吾母书来，言冬秀已不缠足，故此书勉以继续放足，略谓冬秀为胡适之之妇，不可不为一乡首创，除此恶俗，望毅然行之，勿恤人言也。
四、日记手稿中引用或剪贴了大量的英中文剪报，《留学日记》中有多处删节。如1914年8月11日一天所记的两则日记，一为“悉尔先生讲演欧洲战祸之原因”，手稿剪贴了二大段英文“大旨”，《留学日记》中均删去；另一为蒋生先生“言欧洲战祸之影响”，手稿又剪贴了一大段英文剪报，《留学日记》中也删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五、青年胡适极喜摄影，日记手稿中黏贴了大量珍贵的大小不同的各类照片，而在《留学日记》中只选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未能刊用。
六、即便《留学日记》中已经保留的英中文剪报和照片，胡适在日记手稿中对这些剪报和照片的一些文字说明和即兴感想，《留学日记》也有不少阙如。
七、日记手稿中所记录的胡适诗作（包括旧体诗和白话诗），颇有现行胡适各种文集和全集所未收者。且举一例。日记手稿第十四册第一页题有一首打油诗：
怀君武先生
八年不见马君武，
见时蓄须犹未黑。
自言归去作工人，
今在京城当政客。
看报作此。
六年三月廿一日为《留学日记》所删削，而这正是胡适的一首集外诗。
八、日记手稿中有少量在记日记时写了又删去的字句，如1916年7月22日日记所录白话诗《答梅觐庄驳吾论“活文学”书》（《留学日记》已把诗题改为《答梅觐庄—白话诗》），日记手稿中删去了整整十三行，《留学日记》当然也无这十三行，而这十三行对了解胡适当时的真实思想恰恰不无裨益。
九、胡适自己已经公开承认的《留学日记》有“极少数（约有十条）的删削”，在日记手稿中应有完整的呈现。
这还只是我粗粗翻阅日记手稿后的归纳，读者如果仔细研读，一定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由此可知，这十八册日记因是胡适亲笔手稿，故能以最为原始、完整、全面的形态呈现胡适1912年9月至1918年2月日记的原貌，具有唯一性、真实性和可靠性。也因此，真正“完全保存了原来的真面目”的，还不是铅印的《胡适留学日记》，而正是这十八册原汁原味的胡适早年日记手稿。
特别值得珍视的是，胡适归国以后所写的《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两篇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六册的《北京杂记（一）》为1917年9月11日至11月30日的日记，收入日记手稿第十七册的1917年7月16日、8月1日和26日三则日记和1917年12月16日至1918年2月21日的《归娶记》，均为新发现的胡适早年日记，实在难能可贵。现存胡适日记，在《归国记》1917年7月10日结束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1919年7月10日，其间有整整两年的空白。而这两年于胡适而言，正是他酝酿和倡导新文学及新文化运
动的极为重要的两年。因此，于胡适研究而言，这两年的日记空白也是极为遗憾的。而《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的重见天日，正好部分地填补了这一空白，其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胡适1913年4月在《藏晖劄记（一）》的《题记》中说：“吾作日记数年，今不幸中辍，已无可复补；今已札记代之：有事则记，有所感则记，有所著述亦记之，读书有所得亦记之，有所游观亦略述之。”《北京杂记（一）》和《归娶记》正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北京杂记（一）》1917年9月11日
第一条记云：
与钱玄同先生谈。先生专治声音训诂之学。其论章太炎先生之《国故论衡》，甚当。其言音韵之学，多足补太炎先生所不及。
从该条日记中对钱玄同的介绍看，当为胡适与钱玄同的首次见面，也可补钱玄同日记的失记。接下来所记大部分是读书札记，有围绕方东澍《汉学商兑》的阅读和辨析，有围绕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阅读和辨析等等，可见胡适当时读书之多，涉猎之广，思考之勤。其间也有多处胡适自作诗词的记载，均可补入胡适诗集。且举一例：
中秋日（九月卅日）回忆一月前（阴历七月十五）与曹胜之君同在南陵江中。舟小，吾与胜之共卧火舱中。天大热，虽露天而睡，亦不成成寐。是日大雨，雨后月色昏黄。江中极静。吾高歌东坡稼轩词以自遣。时与胜之夜话，甚欢。今已一月矣。遂写是夜事，作一诗寄之：空江雨后月微明，卧听船头荡桨声。欲把江水问舟子，答言从小不知名。
《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历来各种胡适传记对此过程均语焉不详，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在内，连胡适到底是哪一天正式结婚的，也无从知晓，成为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桩悬案。而《归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行结婚礼”。婚礼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骤，如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等，均一一记录在案，甚至还附有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有趣的是，胡适还对此“新式”其实还是有点不新不旧的婚礼作了分析：
吾此次所定婚礼，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期于适用而已。
此次所废旧礼之大者，如下 一、不择日子。是日为吾阴历生日，适为破日。
二、不用花桥、凤冠、霞帔之类。三、不拜堂。以相见礼代之。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以相见礼代之。六、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七、不行拜跪礼。
吾初意本不拜祖先。后以吾母坚嘱不可废，吾重违其意，遂于三朝见庙，新夫妇步行入祠堂，三鞠躬而归，不用鼓乐。
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吾国婚礼之坏，在于根本法之大谬。吾不能为根本的改革而但为末节之补救，心滋愧矣。
胡适日记篇二：学生日记里的北大校长胡适
国共内战期间，胡适执掌北平大学，彼时物价飞腾，师生交困，他在此特殊时节的所作所为，值得研究胡适的人加以关注。
北平大学的师生在国共内战期间的表现，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观察视角，而胡适则是此一视角的聚焦点。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史、美国史和拉美史的北大教授罗荣渠先生，于1945年至1949年间求学于西南联大和北平大学，见证了胡适执掌北大时，应对学校诸多事务的情形，并记述在自己的日记《北大岁月》(商务印书馆2006年6月版，下引本书只注页码)一书中，使我们有幸看到一位学生私底下对胡适校长的评论与记录。《北大岁月》是由一部日记和书信诗词组成的书，反映了著者罗荣渠自1945年入北大以来直至去世几十年来与北大的关系，是一部史料内容非常丰富的书。尤其他在1945至1949年这几年间的日记，反映了非常时期北大学生诸多情况，是研究大学教育
关乎北大师生在国共内战时期之表现的日记，《北大岁月》应该是公开的第一部。这部日记里事涉胡适者不少。我将《北大岁月》与《胡适日记》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二书进行了逐一的查对，很少有相同之处。一来《胡适日记》在1946至1949年记得相当简略，许多日子所发生的事在《北大岁月》里有记载，但《胡适日记》缺记或者所记根本不一回事。如同为1948年7月13日的日记，罗荣渠记载的是当天下午6点钟通过胡适的努力，解除了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对北大的戒严(P323)，而《胡适日记》里记载的却是一个关于《红楼梦》的小考证，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的却是胡适所写的一篇关于《水经注》的考证文章，这说明胡适尽量避免记录学生运动在他生活中的影响。
要看一个人日记所反映出的历史，必须要有其他人的日记作旁证，才能得出更加丰富立体的判断。事实正是如此，与北大及北平乃至全国各高校频发的学潮运动来看，《胡适日记》的记载里是非常简略的。
主持与演讲
《北大岁月》里记载北大老师所作的各种演讲，有张东荪、朱自清、冯至、朱光潜、冯友兰等。许多次，日记里第一次提到胡适，便是胡适所作的“宋代理学的历史背景”的演讲。“初说是不欢迎旁听，我也没打算一定要去听，但心想听众一定不会拥挤，不妨顺便去看一看。哪晓得到那里一看，一个小小的礼堂早已挤满，好容易找到一个座位。”(P59)一是主办方限制人去听，二来许多左倾学生早已不喜欢胡适平和中正的言论，使胡适号召力大不如前，因此罗荣渠觉得来听讲的人出乎意料地多。
胡博士的挑战式的演说依然富于革命性，他有时还捏紧了拳头在讲桌上重击一下，五四运动当年的风采，犹可想见。其实胡适五四时并不在北平而在上海，不与其役，也不像他看到的那样常捏拳头且重击桌子。
他讲的内容大概分为五点：1.二百五十年的印刷术历史；2.佛教禅宗的代兴；3.古文运动；4.为抵制印度货而兴起的假洋货———道教；5.政治上王安石的有为与司马光的无为的
对抗。适之先生旁征博引，自以为能够自圆其说，不过他对于这五点历史背景与理学兴起的联系并没有讲清楚，这也许是限于时间关系吧？他最后一句惊人的结论是：宋代理学是一种反动的思想！(P59)
从罗荣渠的记录来看，他对胡适的怀疑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对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不唯权威是瞻的良好心态。
胡适不仅常为北大学生演讲，而且还主持并请人来演讲。
昨天下午4点，胡校长新由印度请来的英国政治学者卡德林教授在理学院礼堂演讲《世界文化危机与人生价值的争取》。(P108)。
1947年11月19日亲自参与“联合国纪念周”的演讲组织，参加者有不少外国人，所讨论者均为世界和平。“晚会由胡校长任主席，中英语并用的开会词，饶有趣味。??诚如胡校长所说，为了nextgeneration(下一代)，我们应该努力于和平。”(P200)
一些画展也请胡适出席主持：
下午课毕过孑民堂，看正在举办的中印画展。中外仕女来宾不少，由胡适主持，作者为Sukola(苏可拉)、叶浅予、徐悲鸿等氏，还有几幅泰戈尔作的很有灵性的作品。(P300)罗荣渠出身书画世家，不仅看过许多画，自己也作画，参加过李桦的木刻班，因此像这样的画展他一般不会放过。从以上诸事不难看出，胡适从多方面来建设他所执掌下的北大。身为校长亲自上课
胡适当校长时，虽然公务繁忙，但还给史学系开有课。
前天晚上，胡校长讲我们的历史研究法的第一课，题目是《史学与证据》。大礼堂里出乎意外地挤得水泄不通，听说连吴之椿的太太也来听讲了；其他如石俊、邓广铭、郑天挺也都到场站班，可见们胡博士的号召力真大；想当年他红得发紫的时候，其盛况更不用说了。这次讲演还不坏，如此平凡枯燥无味的题目在他口里却讲得津津有味，可见胡博士确实有一些才华。(P108)
在国事日非，内战频仍的情形下，学生的求学与老师的教书热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但：
下午4至6时，上胡校长历史研究法一课，这不是本期的第一堂课。因为胡博士名气太大，第七教室被挤得满满的。胡校长进来，第一句话就说：“十一年了！有十一年没有教过书了??”接着他就谈他研究了五年的《水经注》，讲得很详细。(P388)
接着罗荣渠记录了一些胡适已经在相关文章里所表达的关于《水经注》的观点，勾起罗荣渠一直对历史科学的怀疑来，想写一篇《历史科学的价值批判》，可惜终其一生，似乎并没有完成。不特如此，罗荣渠对胡适的《水经注》研究并不佩服：
听胡博士讲历史研究方法一课，他以《水经注》为例，大谈特谈。胡氏花了五年时光研究这部书，尽管他把这个研究说得如何了不得，神气十足，但在我看来也不过是那么回事———自吹讲学法螺号而已。(P397)
对罗荣渠的耐心帮助
由于罗荣渠的父亲罗文谟是彼时比较有名的画家，跟张大千、徐悲鸿、谢无量等人皆有往来，所以有可能与胡适相识。“下午4时，持父函往谒胡适校长，不晤。”(P394)两天过后，“今天晚饭后去东厂胡同，先去叫胡校长的门，他又不在家。”(P396)显系有何事所托，可惜作者日记里并没有明说。
既如此，作者就在下课时趁机与胡适进行了一次直接的交谈：
下了课后，我到休息室去见他。他问我是哪一系几年级，我答说是史四。他连忙就提到我做的什么论文，我把我的长十九个字的论文题目一口气背了出来(作者毕业论文系向达指导，题目为《明清之际西学东渐时期中西文化之初度冲突》--冉注)，他听了仿佛很合口味，说他十几年前对这个问题也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只是他没有时间去搞它。我问他有什么材料，特别问到关于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耶教的态度似模糊不清。他说片断的材料总是有的，叫我去同郑先生、容肇祖先生、王重民先生谈谈；特别是王先生，因为他在国外抄得有好多史料。(P397)
尽管罗荣渠对胡适在课堂上以他研究《水经注》为例的讲课，颇致不满，但从他们下课的问答谈话中，还是可以看出胡适的耐心，以及对罗荣渠提供各种史料来源的帮助。对左倾持保留意见
为了庆祝五四，罗荣渠所在历史系办了三天晚会，1947年5月3日就有四个人演讲：胡适、许德珩、周炳琳、樊弘。
8时开会，首先当然请我们的胡校长演讲。他似乎只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进行追思，因为他说他不够资格谈五四运动。他说，五四的精神是“重新估定一切价值”
(Transvaluationallvalues)。在演讲中他还附带对同学们提出一点要求，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把标语贴到所有的墙上，譬如新修的墙就应当保护它的清洁美观，自然啰，他的借口是有碍观瞻。明天就有外宾来校参观，到处贴“膏药”有伤雅观。我不大了解胡先生话里的意思，是耶？非耶？(P113-114)
胡适身为北大校长，得维持一校之正常运转，教学不能废，学生求学不能止，因此他对罢课多持保留意见。再者，胡适把呼口号、刷标语当作人类尚未摆脱崇巫心理的一个特征，当然他不可能赞同到处乱贴标语，有碍观瞻。
学生由于自己的身份角色与年龄阅历，自然不可能真正理解胡适的苦心，何况彼时国共内战的确让许多学生困难重重。胡适讲话后，左派的许德珩自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许）说了不少冷嘲热讽的话。我想，坐在旁边的胡校长听了恐怕会觉得不太舒服。许先生拉长了嗓子大吼，我起初还担心他的嗓子无法坚持到把话讲完呢。(P114)
许德珩的许多看法与胡适肯定有所不同，但胡适即便不舒服，也知道许德珩扯起嗓子吼是他的权利。而同为自由主义者的周炳琳的发言，则可能与胡适更为接近。
这位五四时期的健将一开口就说不讲太感情用事的话，而是从最理智的方面来谈。他从蔡孑民说到胡适之，言语倒是不含冲动性，但他讲的却是同学们大爱听的话。(P114)
其实胡适与周炳琳所作的不只是一般性的演讲，对时局也有许多相同的看法，即令激于军警包围北大时的演讲，也颇多合辙之处。
胡适校长演讲，他对此次运动的工作及措施夸奖了一番，并更正前日(指1947年6月1日所发表的讲话———冉注)报上发表的他的谈话内容，还说今日陈继承总司令已通过电话，对于此次戒严向他表示道歉。待周炳琳演讲时，“他指出以逮捕共产党的名义捕人不合法”。(P135)
一个长期以来充斥着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思维的国度，加以缺乏宽容心，人们比较喜欢听决绝的话，何况刚好处在多事之秋的青年学生们。
不切实际的幻想
1947年9月6日，胡适提出大学与国家科学应有十年计划，希望国家先集中力量办北大、清华、浙大、中大、武大五所大学，把这些学校办成世界名校，然后再逐步扩张到其它大学，为国家建设预备真正的人才(《胡适日记》1947年9月6日)。但在国共内战的当口，这样的计划无异于一场幻想。
一次开教授会，到者百多人，胡适做主席，“回家来心理颇悲观：这样的校长真不值得做！大家谈的，想的，都是吃饭！向达先生说的更使我生气。他说：我们今天愁的是明天的生活，那有功夫去想十年二十年计划？十年二十年后，我们这些人都死完了！”(《胡适日记》1947年9月23日)
同月27日，向达在给史学系的同学所作一个演讲中说：“现代中国文化是不中不西的买办文化，其毒害国家民族之深，令人为之痛心；胡校长说要在十年内把北大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据向先生看，如作风不改，则五十年也不会办到。语气至为沉痛，发人深思。”(P176)向先生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从罗荣渠和胡适的记载里，已经可以看出向达先生在日渐艰难中的左倾和愤然的态度。
（文/冉云飞，学者、作家，著有《尖锐的秋天：里尔克》、《吴虞和他生活的民国时代》等，现居成都）
胡适日记篇三：胡适为什么人缘那么好？
在现代文化圈，胡适为什么人缘那么好，有人甚至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豪。除了学问、人品之外，胡适对需要帮助的人，不论有没有向他求助，只要他知道了，能帮则会尽量施以援手。作为一个只靠教授工资生活的人，这点很难得。
顾颉刚在1949年写的自传中，冒着一定政治风险(1949年后胡适在大陆遭受猛烈批判)，念念不忘胡适两方面对他的帮助与救助。一是胡适对他治学方法的指路作用，“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一是胡适对他经济上的救助。“我在北大毕业后回校工作，是胡适之先生的主意，他因助教薪水开头只有50元，知道我有一妻二女，这点钱不够用，拿他私人的钱每月借给我30元。”试想，如果没有胡适的帮助，顾先生留不成北大，而没有胡适的“方法”指引，他开展古史研究，即使最后成功了，恐怕也将走很多弯路，进行更多无效的摸索。
1916年，林语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被推荐到清华学堂担任英文教员。根据清华当时规定，在校任教三年可以由校方资助留美。1919年，林语堂顺利获得了这一机会。当时学生留美，由“庚款”每月给予津贴80元。但是，作为教员的林语堂只获得每月40元的津贴，而他竟然要把即将新婚的夫人廖翠凤一同带去。这样两人每月仅剩20元。那时一块银元略高于一块美元，廖翠凤有1000块银元陪嫁，林语堂心想加上这笔钱应该差不多了。消息传到胡适那儿，他才从美国回来两年，对美国的生活水平了如指掌，80元每月勉强对付，如果再出点什么事，那就艰难了。他非常欣赏林语堂的才华，这会儿正帮北大搜罗人才，于是心生一计，立即以北大的名义告诉林语堂，愿每月再资助40美元，只是有个条件，毕业回来后来北大任教。应该说这每月40美元对林语堂留学生活起了很大作用。林语堂也应诺，回来后加入北大。可他很快走到了胡适等人的对立面，成了“语丝”社的中坚，经历了“厦大”一系列风波后，才又走入胡适派文人的圈子。胡适帮助林语堂的事，直到胡适逝世后，林语堂来胡先生墓地献花道出此事，才为世人所知。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去伦敦治疗眼疾。由于国内手术失败时间太久，一切都已经固化，两次手术仍以失败告终。休息一段时间后，陈寅恪带着无尽的失望途经美国回国。胡适此时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执掌北大，听到这一消息后，他立即致电陈寅恪，船到纽约后，不妨下船在美国小住一段时间，请哥伦比亚的眼科专家再检查一次，看有无挽救的良方。陈寅恪同意，并将诊断书寄给胡适。胡适收到后，于4月15日将诊断书送到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请麦克尼博士会同同院专家阅读后协商诊治办法。由于是胡适所托，这些专家都很认真，可看过后，一致认为没办法补救。哈特曼将消息带回后，胡适“很觉悲哀”(胡适日记语)。陈寅恪到纽约时，胡适先把这个“恶消息”写了一信，请准备去接船的全汉昇先生带给陈寅恪。同时请人立即去银行办理了一张1000美元的汇票，请全先生带给陈寅恪。胡适想到了战时中国文人的艰难，想到了陈寅恪几次手术的巨大花费，想到了此番回国后陈寅恪双目失明可能面临的各种不便。胡适大使交卸后，一直在靠不多的积蓄、稿费以及美国一些文化机构的资助生活，1000美元对他来讲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胡适为朋友掏了。
对李敖胡适也提供过帮助。1961年2月，李敖从军中退伍，回到台北，担任姚从吾先生的助理，月薪1000元台币。由于台湾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成立不久，一切还没有走上轨道，常常拖欠助理人员的工资。“我深受其害，我忍不住了，决定不使姚从吾老师为难，直
接‘通天’了——我在10月6日写信给老师的老师胡适，向他抗议。”7日就收到胡适的回信，信中说：“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的信我已经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胡先生在信的最后还不忘细心地补注：“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李敖后来说：“我收到胡适的信和一千元后，非常高兴，也很感动”，“他对我的赏识，纯粹是基于我的治学成绩使他讶异，他有眼光看出我是最有潜力的台大学生，我很感激他对我的特别照料，这一千元的确帮了我的大忙。也许有人说风凉话，说胡适此举，意在收买人心。但是他老先生这样做，对人有益，对己无害??又何乐而不为？别的老先生，高高在上，会这样帮助一个年轻人么？一比之下，就知道胡适的高人一等了”。
袁瓞1949年流落台北，为生活所迫，卖烧饼为生。可他空余时间，仍然喜欢读书，并常常与人讨论英美的政治制度。为了弄清英美政制，1959年的一天，他贸然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向大学者胡适请教。胡适不仅回信，而且之后两人竟成了忘年交。一天，袁瓞又来胡适家，闲谈中袁瓞告诉胡适，鼻孔里长了一颗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适马上对他说：“我听说台大医院新到了一批钴六十，作放射用，可治癌症。你去确诊，去治疗，一切费用都由我承担。”还没等袁瓞再说什么，胡适就拿起笔给台大医院院长高天成写了一封信，然后交给袁瓞。胡适在信中说：“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疗费用由我负担。”袁瓞含泪拿着胡适的信，前去台大医院做细致的检查。有幸的是，这只是一场虚惊，他患的并非癌症！如果说胡适帮助李敖，有着对李敖的治学能力赏识的话，袁瓞那时可真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草根”。
胡适还帮助过很多人。比如后来留在大陆的罗尔纲、吴晗和周汝昌等，有的是在经济上生活上，更多的是在知识上学问上，甚至做人上。曾和胡适在驻美大使期间共事四年的傅安明先生后来回忆：“有一天晚上，胡先生在使馆宴客，客散后，他叫我到书房去，交了几封私函给我，托我次日到银行替他买几张英镑的汇票分别附在这几封信内，然后用挂号信寄到英国伦敦去。原来他在伦敦的几个门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失业断粮，他寄去小款，或为他们在英生活费，或为来美路费。并叮嘱我：‘此事不可对人言。’他说：‘中国读书人最重气节，不愿受人馈赠。故我每次寄款总说暂借，以免伤到他们的自尊心。’听说胡夫人常说：‘适之帮助穷书生，他开起支票来活像一个百万富翁，待我，他就好像一个穷措大。’”“这类汇款，每月他都会托我去办一两次。有些学人后来经美回国，来见胡先生，对他的‘甘霖’接济，真是感激涕零”，“胡先生对生平助人之事，是终身不提一字的”。傅先生说胡适此时这些钱基本上是出去演讲所得。胡适担任大使不久首发心脏病，治疗费用还靠借贷，如果联想此，胡适的这般行为就更是令人景仰。为此傅先生评论道：“我亲眼看到他关怀每一个与他接近的人，不分长幼，不分尊卑，不分男女，不分国籍，都受到他同等的尊重。人有一长，他赞不绝口，人有过失，他温语婉劝，从不说一句刻薄话，也从不在脸上表露出丝毫不悦之色”，胡适先生是一位真正以平等待人的长者，把民主观念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的贤者！
胡适逝世后，清点他的余款竟然只有153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