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诚心诚意地把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 江泽民的庄严时刻 1989年初，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将满63岁，即将从一线工作岗位退下的他无意到人大或政协任职，只想回母校任教。1989年夏，他临危受命，赴北京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美国前驻华大使李洁明曾说过：毛主席统一中国，邓小平变革中国，江泽民使中国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主要大国。
党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所有党员干部必须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绝不允许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所有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首先要支持和帮助群众富起来，而不能只考虑自己如何富，更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各级领导干部时刻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特别关心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群众，把他们的事情摆上重要议事日程，重点考虑，重点解决，切实安排好他们的就业和生活。只有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切实做好了，我们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往而不胜。
全党同志一定要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认识反腐倡廉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必须始终坚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经得起改革开放和执政的考验，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绝不允许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都必须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党内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
锦涛同志任军委主席完全合格
2004年9月1日，江泽民向中央请求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
同年9月20日，在中央军委举行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江泽民指出，锦涛同志任军委主席是完全合格的。“我坚信，党中央决定由锦涛同志接任军委主席，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江泽民文选》的终篇之作《我的心永远同人民军队在一起》里有这样的描述：
我诚心诚意地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锦涛同志。作出这个决定，我是经过长期酝酿、慎重考虑的。从党的十六大到这次全会，我们党、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
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说句心里话，看到党、国家、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我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
回顾我担任军委主席十五年的历程，感慨万千。事非经过不知难啊！当年小平同志把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我，我真的是感到千钧重任在肩啊！这十五年来，世界上重大突发事件接连不断，……重大自然灾害也不少。军队使命艰巨、任务繁重。十五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
台湾问题是我最大的一个牵挂……
我们要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但绝不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是一项重大政治原则。
修身齐家方能治国平天下
江泽民的从政感言
从1989年到2004年，身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瞬间。
2000年9月28日，江泽民在一份材料中写下这样的批语：我到北京之后一直强调，不能因为我担任了现在这样的领导工作，就对与我有关的事情和人物进行过分突出的宣传，更不要去宣传我的家庭。对我的家庭成员和亲属，我历来是严格要求的。我们党早就有过规定，对中央的领导同志，不要突出个人，不要宣传个人。不然，不仅对领导同志个人没有什么好处，对党的事业也没有什么好处，在群众中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
干部一定要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
1998年4月12日，江泽民在写给政治局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中提到：
一份材料反映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地方建造“清官祠”，把封建时代的官员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同志以及九位老帅的塑像搞在一起，既有我们一些领导同志题词，又找了台湾当局的人题词……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一个地方，但反映出目前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不考虑政治，是非不分……
不要以为西方国家不讲政治，他们讲政治得很。他们的政府、政党、宣传工具、学校、教会等，整天都在向人们灌输他们的价值观念。
对于治党治国，江泽民有独到见解：“家都治不好，何谈治党治国？” 2000年1月14日，他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会议上说道。“这里，我还想强调一下，领导干部一定要管住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中国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这几年，在领导干部中，治家不严，对配偶子女利用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影响谋取非法利益视而不见、不闻不问，甚至庇护亲属违法犯罪的人，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教训十分深刻。”
“现在有一种所谓的‘五十九现象’。在接近退休年龄的领导中，有的人感觉自己快要退下来了，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认为可以抓紧捞一把了，不然就没机会了，结果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邪路。必须针对这个情况，加紧研究，加强防范。……元曲和《红楼梦》中都有‘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话，我们有什么个人的东西不能割舍啊？”他强调。
军队不是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家丁
1998年7月21日，他在中央军委常务会议上作题为《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的讲话。江泽民指出：
目前，走私活动在一些地方严重存在……军队、武警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检察司法等政法部门的一些单位和人员也参与其中，这就更增加了走私活动的严重性和反走私斗争的复杂性。
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如果军队中有人搞违法活动，参与走私护私，地方上确实很难办。你有枪有炮，又打着军队的招牌，谁敢阻拦你？
军队是国家和人民的武装力量，不能成为哪一家哪一个人的家丁，不能成为什么人牟取不义之财的保镖。不然，我们的军队就不能成为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会带来灾难性后果。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发生动乱，有的就是由于军队产生严重腐败，引起民众强烈不满。这些国外的教训，我们也应该引以为鉴。
为了从根本上防止消极腐败现象，进一步推进全军的党风廉政建设，中央已下定决心作出一个重大决策，这就是军队、武警部队必须“吃皇粮”，必须彻底停止一切经商活动。
一直牢记小平同志的嘱托
2001年8月31日，江泽民在国防大学军队高级干部理论研讨班上讲话，他谈到：
我今年已经75岁。从1989年到中央工作，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已经十二年多了，担任军委主席职务快十二年了，担任国家主席也八年多了。这些年来，我牢记全党同志和小平同志的嘱托，在大家支持下，兢兢业业地工作。我深感，我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今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创造一个更好的条件。
小平同志晚年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特别是他一九九二年的南方谈话，澄清了当时困扰着人们思想的一些十分重大的问题，为我们这一代人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很多话，小平同志当时不说，我们这些人很难说的。
一九八九年，我刚到中央工作时，小平同志见我，我对他说，党和人民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定做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
这句话，我始终没有忘记。我现在的责任，也可以说我的历史责任，就是要带头解放思想，用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
他是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
江泽民从小就被父亲逼着去背诵诗词，他不仅喜欢吟诗，而且还经常作诗。因此，在他的诸多才华里，还必须加上诗歌艺术。
1998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江泽民在政务会务之余，耳闻目睹“两会”代表委员们的参政议政和讨论国事大计的热情，写下《思今》诗一首：
又是神州草木春，
同商国计聚京城。
满堂共话中兴事，
万语千言赤子情。
2001年4月，在哈瓦那同菲德尔?卡斯特罗会见时，江泽民向这位古巴领导人赠送了亲笔书写的七绝一首。诗文如下：
朝辞华夏彩云间，
万里南美十日还。
隔岸风声狂带雨，
青松傲骨定如山。
这首诗高度评价了菲德尔的不屈斗争精神。江泽民在诗文中还特意提到，这是“辛巳春日重访古巴，次韵唐朝诗人李白《早发白帝城》，书赠卡斯特罗同志”。
2001年5月，他在安徽考察期间登黄山时写下《登黄山偶感》。如果说前两首纯然应景之作，那么，这首诗完全可以看得出是有感而发。全诗如下：
黄山乃天下奇山，余心向往久之，终未能如愿。辛巳四月廿五，始得成行。先登后山，再攀前峰，一览妙绝风光。见杜鹃红艳，溪水清澈，奇松异石，和风丽日，山峦起伏，峭壁峥嵘，云变雾幻，豁然开朗，此黄山之大观也。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更感祖国河山之秀美，特书七绝登黄山偶感一首以记之。
遥望天都倚客松，
莲花始信两飞峰。
且持梦笔书奇景，
日破云涛万里红。
江泽民：我是一个普通公民
艺术的各个领域是相通的
1997年，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江泽民谈到自己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穿什么衣服助手说了算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泽民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
“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永言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泽民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于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邓小平为他提供一切必要支持
江泽民周围的关键人物
江泽民身上有着缘分的潜在力量。一个“缘”字，串起的不仅是友情，还有亲情。他与汪道涵的相识、与妻子的相知便是“缘”字的展现。
汪道涵
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1949年，汪道涵任华东工业部部长，已经是一位崭露头角的领导人物。
9月的一天，他到益民食品一厂视察。益民食品一厂是他的夫人戴锡可任总经理的益民工业公司所属的一个厂。在视察中，汪道涵看到厂房虽然破旧，但生产却井然有序，到处散发着食品和冰激凌的乳香味。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在厂的会议室里，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汪道涵作了汇报。在汇报中，江泽民谈了新的商业策略。
汪道涵听得津津有味，两眼发光，感受到“江泽民充满了活力”。直到几年之后，回忆初见江泽民的时候，汪道涵还说：“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几十年后，汪道涵接受美国作家库恩采访时，回忆这段往事，说：“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我们也就越来越熟，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的妻子比江泽民大九岁，我们始终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儿子。”
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生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
“我当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民对他期望不高而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个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众多记者提问。
邓小平
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
1989年，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江泽民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了他的意见。
汪道涵说，“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他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然，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老友沈永言
江泽民常在深夜与我通电话
1989年6月，对江泽民的大家庭来说，听到他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
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泽民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泽民的家庭成员和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泽民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他让绵恒马上去他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恒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
妻子王冶坪
坚强的“第一夫人”
在得知江泽民要出任总书记时，王冶坪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力。王是一个很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
1994年9月，王冶坪第一次以国家主席夫人的身份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已是第三站。出席了多场外事活动，加之长途颠簸，她的身体有些吃不消。
在欢迎仪式上，江泽民直接用英语低声对密特朗总统说：“我夫人长途旅行很疲乏，有些头晕。能不能请你准备一把椅子，让她坐一坐？”密特朗立即让人搬椅子，并且一下子搬来两把。
1995年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沈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要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自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9?11后，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
江泽民直面重大事件
在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中，国家领导人不仅要发出强有力的声音，还要发挥积极的作用。在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的日子里，有这样几件事是值得关注的。
国歌的“一秒之争”
《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一书透露，1997年6月30日23时5分，江泽民主席会见了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这是香港政权交接前，中英双方最后一次重要会见。安排这次会晤时，双方在礼宾安排上出现了一段微妙的插曲。
为了既维护国家尊严和主权原则，又适当顾及英方的面子，避免主权交接的最后时刻产生不必要的纠葛，双方做出了淡化宾主角色的处理，安排江泽民主席和查尔斯王子同时分别从两个不同的门进入会见厅，然后面对面地坐在沙发上交谈。这种独特的礼宾安排，巧妙地化解了分歧，使香港政权的交接在轻松、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书中还透露，在回归仪式上，英方曾要求北京的仪式要在凌晨零时零1秒才举行，以便奏完英国国歌；但中央坚决拒绝，在11时59分59秒开始奏中国国歌。
拒听克林顿道歉电话
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在《江泽民文选》中，有这样的记录：
今天清早，我得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我人员伤亡和馆舍毁坏的消息，感到很震惊、很愤慨。这件事非同小可，十分紧急。
在《江泽民传》中，对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后，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态度有如下描述：
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泽民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泽民，“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派反恐专家前往美国
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人的袭击，江泽民紧急致电乔治?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
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
同年10月，在上海，在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泽民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
帮孙子做数学题 爱看文艺节目
江泽民的亲情时光
1990年农历新年前夕，江泽民老朋友沈永言到江在中南海的新家参观。
“当我乘车进入这片象征中国权力中心并极富传奇色彩的深红色院墙时，我有一点担心。”沈回忆说，“现在和老朋友在一起，感觉会不会不同了，会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当时江担任党的总书记已有半年多时间，已经开始坐稳自己的领导位置。我到时，刚一进门我们就拥抱在了一起。江还是和以前一样。”
在家里喜欢喝点酒
当时，尽管身体有些不适，王冶坪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沈永言。“我可以肯定，她对权力或地位没有一点欲望；她对丈夫获得的新职位和威望并不感到开心。”他说道。
江泽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小四合院，中国典型的传统住宅，中间是一处露天庭院，四周围着房子。院内院外看起来都很简朴，它原先是皇帝卫兵的住地。当江带着他四处参观时，沈注意到了这个家庭继续过着俭朴的生活。除了卧室之外（其中包括王冶坪母亲的一间），只有一间小客厅、一间书房、一个餐厅和厨房。住处只有一台电视机。
江泽民坦承对他的妻子感到担心。他说道：“尽管当总书记的是我，她却比我还紧张。我很同情她。”尽管她最终学会了泰然自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然而在公众眼里，王冶坪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感觉到自在。
“参观完之后，我们坐下来吃饭。”沈接着说，“6菜1汤。王冶坪几乎什么也没吃。我们喝了绍兴黄酒，江和我喝完了1瓶。他喜欢喝酒。”
1997年5月，江泽民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陈梦兰的采访时，谈到自己的作息，他习惯熬夜，“经常到半夜才睡觉……思考问题”。早晨他必须“为参加各种活动梳洗整装”，因此他“动作必须非常快”。
江泽民曾告诉《时代》周刊：“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人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随身带着孙子孙女的照片
1992年4月，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江泽民访问了日本。在启程前，他和日本记者谈到了即将进行的访问。当问到他的个人生活时，他谈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儿，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他笑着补充道，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1993年11月，江泽民离京赴美访问，他将在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在波音公司参观时，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他提出想访问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波音公司安排33岁的装配工卡里?奎勒斯接待这位中国领导人。
江泽民送给主人的女儿一个玩具大熊猫。她回赠给客人一幅自己画的画。“为您画的是一幅睡美人。”小女孩的妈妈解释道。“真漂亮，”江泽民说道，“我要把它送给我的孙女，她也喜欢画画。”江从口袋里掏出他孙子孙女的照片，自豪地给屋子里的人传看。
江泽民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次孙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泽民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题解决了。他坦诚地说：“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来源：《江泽民文选》《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日出江花――青年江泽民在上海》《为了世界更美好――江泽民出访纪实》《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