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三十年来,亚非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一批宗教、教派主义势力纷纷在政治舞台上亮相,乃至上升为本国政坛的主要力量。伊朗伊斯兰共和党(现为伊斯兰联合党)、阿富汗塔利班、印度人民党、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等曾相继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宝座。以色列全国宗教党、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党等有的曾经甚至依然是本国政坛的重要力量。尤其是近期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一些激进的宗教政治组织呈现向合法化、政党化转型势头,更多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一度在议会选举中异军突起,2006年哈马斯还一举夺得执政权,成为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演进中的一道独特风景。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存在,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对相关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对地区形势乃至国际关系等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宗教政治组织的崛起及向合法化、政党化发展的复杂原因
在与外族入侵者或国内政治势力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许多宗教政治组织都是在国家面临危险、社会出现动荡的大背景下萌生,并在奋力抗争过程中得以发展的。伊朗自王权与教权分离后,宗教势力与国王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70年代末两股势力发生激烈碰撞,霍梅尼领导激进派教士集团利用民众对社会贫富悬殊等现实的不满,以及挣脱美国等大国控制的强烈愿望,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伊斯兰共和党随即成立,一度成为激进派教士集团动员群众的主要政治工具,在1987年解散后,重组为伊斯兰联合党,现仍为议会第一大党。阿富汗塔利班产生于20世纪末本国内战不休、派系割据、民不聊生的特殊背景下,它打着“铲除一切邪恶根源”的旗号,得到民众的积极响应,加上外部势力的支持,很快占领了全国90%的地区,获取国家的执政权。巴勒斯坦的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则是在抗击以色列侵略、镇压和围剿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它们从事抵抗斗争的英勇行为博得国内多派政治力量的尊重和支持,群众基础日渐深厚,使其合法性得以体现,甚至在国家选举中异军突起。
一些传统政党的政策失误以及权力腐败为宗教政治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契机。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当局为了适应国际民主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潮流,进行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但有些改革不同程度地导致政局涣散、伦理失落及社会分化。有些国家家族当政,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严重,土耳其正发党、印度人民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就是通过揭露执政党或执政当局政策之短、抨击其用权之腐而受益当政的。也有一些国家执政党应对危机和冲突不力,使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众在对执政当局丧失信心后,转而更多地寻求通过宗教政治组织来表达利益和要求。西亚、北非部分国家的宗教政治组织也正是打着民意牌并在顺应“民心”的要求下,在部分地区担负起执政党应负的责任,不断建立经济、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网络,惠及中下层民众。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等都向民众提供了比执政党或当局更优、运作更佳的社会服务,从而获得广泛支持,并为它们步入政坛,向政党化发展提供了最重要的合法性。
部分宗教政治组织努力适应时代要求,进行自身政策调整,为其进一步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二战后,许多国家确认了政教分离原则,非法的宗教政治活动在多数国家受到严厉打压,宗教的影响日渐衰微。在此背景下,一些国家的宗教势力为了维护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和民众中的影响,努力与时代和本国的社会发展相适应,改变思维,调整政策策略,调整对世俗主义的态度与政策。它们改变传统非法斗争的立场,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组建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进程,以渐进方式朝其政治目标演进。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代开始放弃暴力政策,奉行以和平为基础,构建议会政治、伊斯兰经济和向市民社会渗透的“三驾马车”新政策。黎巴嫩真主党在纳斯鲁拉的领导下,开始推行“温和主义”,强调与其他政党、宗教团体和平相处。哈马斯取得执政地位后,也曾一度参与巴勒斯坦民主进程,致力于向政治党派发展。其具体政策曾出现某些微妙变化。如在2006―2007年初,它作出了一些策略调整,对以色列、美国等采取忍让政策,克制自己的暴力行为,有意向国际社会塑造一个相对理性、正面的形象,只不过后来的形势变化使它改变了这一政策。
美国等西方国家宣扬政治多元化,向第三世界输出民主,为一些宗教组织走向合法化、政党化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近些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向外扩展民主作为其首要外交目标。在中东地区,美国更是抛出“民主化改造中东”战略,其最根本的考虑是通过“民主化”防范并遏制中东伊斯兰势力坐大。但是,事与愿违。在美国的打压下,一些阿拉伯国家被迫走上民主化道路。它们纷纷进行政治体制的调整与改革,不同程度地引入西式民主选举的模式。然而,正是借助这些选举,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黎巴嫩真主党扩张了势力,伊拉克什叶派崛起,哈马斯一举取得执政地位。
宗教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的内外影响
打破了部分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格局。印度人民党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崛起打破了国大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局面,并在印度基本确立了国大党和人民党两党轮流执政的新的政党格局。土耳其繁荣党、正发党的上台执政也改写了传统世俗政党主政的历史,打破了一直由世俗政党掌权的局面,加剧了本国世俗政党之间的矛盾,迫使传统政党进行新的分化重组。随着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的短暂执政所导致的专业集团“一党独大”历史的终结,在该国曾一度出现温和伊斯兰政治力量迅速崛起、并相对弱于传统世俗政党的新的政治生态,但现在世俗政党力量占明显优势。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崛起,则一度引发该国政坛的重新洗牌,打破了一直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宰政局的历史。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虽未政党化,但它事实上已在议会成为执政的民族民主党的最大反对力量,对执政党构成很大威胁。因宗教政党与政治组织合法化、政党化对相关国家所引发的冲击波并未停止,并将继续对一些国家的政治格局演进产生影响,政党政治之争在这些国家将出现更为纷繁复杂的态势。
对相关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深刻影响。一些宗教政治组织当政后,随即将自己的意识形态与政策理念作用于社会生活,有的甚至以宗教原则来调整和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科学文化、教育制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伊朗霍梅尼革命后,不仅彻底改变了国体政体,加强了对人们的思想控制,而且明显改变了本国原先相对开放的世俗化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走向封闭、保守甚至倒退,这种状况曾经在伊朗改革派当政时有所改观,但近几年来又在走回头路。巴基斯坦的宗教政党联盟――实践团结联盟在西北边境省执政后,落实和完善伊斯兰教教法,加速推进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化”,试图改变巴勒斯坦温和的、世俗化的伊斯兰国家形象。阿富汗塔利班在其上台后,推行复古倒退政策,将阿富汗国名由“共和国”改为“伊斯兰酋长国”;从思想、政治、社会生活等方面对人们实行极端原教旨主义控制;强制推行中世纪式的一些法律;极力排斥其他文化和宗教及教派,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炸毁巴米扬大佛雕像。塔利班的极端主义作法严重地干扰和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活,其倒行逆施最终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争打击。尤其是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国际斗争的焦点转移到以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为核心,其导火线就是由极端宗教势力所点燃。
给部分地区形势、国际关系的发展演进带来了诸多不确定因素。首先,一些宗教政党组织突出其教派主义的意识形态,极力向具有相同宗教感情和共同历史境遇的国家扩张势力,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导致国际冲突,影响地区稳定。其次,坚持武装抵抗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哈马斯执政,使巴以双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纷争的难度加大,对抗与冲突明显增加,使中东地区动荡加剧,巴以和平进程严重倒退。黎巴嫩真主党前几年曾挑起与以色列的战争,尽管提升了其在本国政坛和中东地区的地位,赢得了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但同时也给本已脆弱的中东局势投下阴影,导致中东地区发生战略剧变,增加了解决中东问题的复杂性。伊朗宗教保守势力在国内进一步得势后所采取的对西方强硬政策,尤其是核战略选择,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也为西方势力加大干预中东事务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再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政治势力借部分地区宗教组织特别是激进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大做文章,挑起不同文明间的争论甚至冲突,进一步插手相关地区事务,尤其是以反恐为借口,对一些不驯服的国家进行军事威胁乃至战争打击,曾一度引发了国际关系新的动荡和复杂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牵动大国关系调整的重要因素。
结论
宗教文化对世俗文化的渗透与冲击是影响一些国家政治特别是政党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近二三十年特别是冷战后以来,世界正经历着一场极其深刻的变革,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潮流迅猛发展,各种文化、思潮交汇激荡,互为影响、互相渗透。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部分国家和地区掀起了一场文化和宗教复兴运动,“伊斯兰化”、“印度化”思潮等纷纷涌现甚至崛起,强烈地冲击着国家主流政治,以至迫使部分国家的世俗政治向宗教势力作出让步,一些国家甚至曾一度为此宣布自己是伊斯兰教国。宗教政治势力影响上升后总是要在政治上为自己寻找代言人,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它们多是通过本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演进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在政党政治的斗争中渗透宗教文化、影响世俗文化,特别是通过推动宗教组织、团体的政治转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具体的手法就是通过走议会民主制这一合法道路,以向合法化、政党化演进的途径来实现其政治抱负。此外,这一现象还表明宗教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在一定时期、环境下总会通过各种方式来体现自身的存在,并寻机发挥作用。
部分国家宗教组织的合法化、政党化具有一定的民意基础,是本国不少民众政治意愿的体现。当今亚非部分国家一些宗教组织走向合法化的支持源泉在于本国民众。应当说,在所提及的所有宗教政党组织的崛起乃至上台执政,都不是一种外力(威权、暴力等)强加的结果,而是一种民众自愿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部分民众的政治诉求,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大部分宗教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都是比较严酷的,不仅遭国内传统政党的挤压甚至镇压,而且大多还长期受到国际社会的围剿特别是西方的打压。但它们大都越压越强、越打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们的一些政策、主张为民众所接受和支持,许多民众行使自己手中的选举权,将它们推向政治前台,使其成为自己的利益代言者,没有相当部分民众的支持就不会有这些政党组织的今天。
国外部分宗教组织向政党化演进的趋势也表明:政党政治是绝大多数国家社会政治演化的一个基本规律,政党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0世纪以来,政党政治成为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中最为普遍的现象。不管其政治体制、发展程度、文化背景如何,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当今世俗政治起着主导性作用的社会里,宗教政治组织要想获得合法的政治参与资格,唯有有效地动员民众支持,贯彻自己的政治理念和主张,顺应时代潮流,向政党化发展,才会有出路和更大的前程,这也是部分国家宗教组织加快向政党转化的最大政治动因。印度人民党如果仅是以教派定位而不是以政党为自己的前进方向,它就不可能有同国大党相抗衡的力量,印度也就难以出现准两党政治格局。2009年的印度大选,印度人民党通过突出“印度教至上”而遭惨败的事实,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把自己“复归”到教派组织是没有出路的,是抗逆历史潮流的。一度当政后的哈马斯也认识到,未来要想长期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一争高下,执掌国家政权,就不能仅作为单纯的宗教组织而存在,而必须转变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乃至政党组织。当今尽管在部分西方国家流传着政党政治困境特别是传统政党面临危机的论调,但实际上政党政治依然是西方各国不可动摇的主流政治。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政党从总体上讲处在一个历史的上升期,政党政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比以前更大甚至是核心的作用。
(作者单位: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江西财经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李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