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歌谣之辨

　　歌与谣是上古社会就已经出现的文学样式雏形。《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此“劝力之歌”就是指在繁重劳动中协调节奏的号子。鲁迅在论述诗歌的起源时，称文学的起源为“杭育杭育”派（《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也是把原始人劳作时的呼号声视为早期的文学。随着人类思维与语言能力的发展，在“邪许”“杭育”这样的呼号声中加入实词，就成了正式的歌谣。早期文学也就此产生。
　　早期歌与谣的产生机制是相似的，故二者往往并称，作为一种文类。歌的特点在于具有音乐性。早期“歌”的音乐性主要表现在自然人声之高下与长短。“歌永言”（《尚书·尧典》），“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汉书·艺文志》），“人声曰‘歌’”（刘熙《释名》卷七）等文献表明早期的“歌”是由人声的婉转悠长来进行演绎的。原始的歌，可以推想类似近世尚存的民歌、山歌，是无所凭借，信口而出，故自成天籁的。而“谣”是谣谚，实际上类似于有韵的顺口溜，与歌相比，音乐性不太明显。早期“歌”与“谣”的边界并非那么简单清晰，故“歌”与“谣”可以通称。徐师曾《文体明辨》“古歌谣辞”条说，自古有歌与谣之辨，“然考上古之世，如《卿云》《采薇》，并为徒歌，不皆称谣；《击壤》《扣角》，亦皆可歌，不尽比于琴瑟，则歌谣通称之明验也”。此说甚有道理。早期的歌、谣不但难以严格区分，而且在表情达意方面也可以互补，有时会出现既歌且谣的情况。如《诗经》有句云“我歌且谣”，描写在歌之后，仍然无法完全抒发内心情愫，故而又以“谣”来加强“歌”之效果。
　　随着礼乐制度的兴起，歌与乐的联系更为紧密，歌越来越雅化，导致歌与谣文体功能的差异也越来越大，表现形态出现了明显区别：歌的音乐性由纯粹的人声歌唱延伸为配乐而唱的，而谣则是徒歌或者口传韵语。当然，早期歌的配乐可能比较简单，配乐工具也相当随意。在古文献中，多有“鼓盆而歌”“援琴而歌”“弹铗而歌”的记载。后世将配乐与否视为区分歌与谣的重要依据。如《韩诗章句》记载：“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初学记》卷十五）《尔雅·释乐》亦云：“声比于琴瑟曰歌，徒歌曰谣。”（《初学记》卷十五）蔡邕《月令章句》则言：“乐声曰歌。”（《艺文类聚》卷四三）汉代以后，由于乐府制度的实施，歌与音乐、乐器的关系愈发紧密，歌与谣的区别也更是显而易见了。
　　现存原始歌谣数量很少，而且其时代真实性也无法确认。真德秀《文章正宗》“诗歌”类收录《康衢谣》《击壤歌》等古时歌谣。但是真德秀并无法确定这些“古辞”的时代真实性，故附言：“以上古辞，出于经者可信，传记所载者未必当时所作，姑录之以俟考质。”真德秀所言甚是。其实，现存的古诗，何止“所载者未必当时所作”，在流传过程中，可能也被不断地改写。这个过程相当有趣。比如所载《击壤歌》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这是描写初民自足自给、无忧无虑，任乎自然而不假外力的淳朴生活，符合人们对于上古时代生活的想象和向往。关于这首歌的时代，历来认为是尧时。但是对此歌的作者，历来记载有些不同。汉代王充《论衡·艺增篇》引《论语》传注说：“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则击壤歌者还只是五十岁之人。但到了晋朝皇甫谧《高士传》中则变成：“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高士传》卷上）击壤歌者一下子老了数十岁。从此，歌者这种耄耋老翁的形象就被固定下来，比如《乐府诗集》引《帝王世纪》，《文章正宗》引《逸士传》皆说：“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可以看到，从五十岁的人，经过传写，就变成八九十岁的老者。无疑，八九十岁老者比起五十岁的人，更具传奇性，更符合读者的想象需要。所以这个位歌者的身份，就是在传播过程中被选择、接受和流传的。诗歌的文本也是如此，最后一句歌，在各种版本中，虽然意思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文字差异很大。《论衡》引作“尧何等力”，《高士传》作“帝何德于我哉”。《艺文类聚》录为“帝何力于我哉”。明代杨慎《丹铅总录》卷十九与徐《徐氏笔精》卷二皆谓为“帝于我有何力哉”，并认为“力”在句末为韵。明代朱载堉的《乐律全书》卷六下则谓“何有帝力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自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据《太平御览》《乐府诗集》录为“帝力于我何有哉”之后，现代读者基本采用此说了。
　　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歌谣辞”分“歌辞”“谣辞”两大类。其“歌辞”类首列《击壤歌》；“謠辞”首列《康衢谣》。另外，还有《卿云歌》《南风歌》《白云谣》等古歌谣传世。虽然难以判断现存古歌谣辞的真伪，但它们为后世诗歌之源头却是肯定的。刘勰《文心雕龙》在《明诗》《乐府》《时序》等篇中，皆将诗歌之源头追溯到古歌谣辞。
　　“歌”这一文体在南朝时进入文章学家的视野。任昉《文章缘起》将“歌”视为文章之一体，认为战国时期荆轲所作的《易水歌》是“歌”体之首，应该是指第一首作者明确、时代可信的“歌”。萧统《文选》将此类作品称之为“杂歌”，归于“诗”类，录有荆轲《易水歌》与汉高祖的《大风歌》。陈旸《乐书》云：“古者命歌之名，大抵即事实而号之，非有深远难知之义也。”（《乐书》卷一六一）确实如此，这两首歌的产生和命名都与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易水歌》是战国末年荆轲意欲刺秦，燕太子丹送荆轲至易水上，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词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大风歌》则是汉高祖还沛县，置酒沛宫，宴请乡亲，击筑自歌，词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两首歌虽然产生的时代较晚，但依然保存了古歌谣的基本特征，遇事即咏，击筑而唱，语言简短质朴，直叙其事，直抒胸臆。李东阳盛赞此两首古歌，称：“古歌辞贵简远，《大风歌》止三句，《易水歌》止二句，其感激悲壮，语短而意益长。”（《麓堂诗话》）
　　古人对歌的功能推崇备至，《礼记》中的《乐记》一文最能体现古人的这种观念。《乐记》云：“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动己而天地应焉，四时和焉，星辰理焉，万物育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三九“乐记”）在古人心目中，歌不仅可以抒发情意，还能展现高尚的品德，进而可以感应天地，使四时和顺，星辰有序，万物繁荣。而对歌有所领悟的人，其决断力与德行自然也会更进一层。又谓：“明乎商之音者，临事而屡断。明乎齐之音者，见利而让。临事而屡断，勇也。见利而让，义也。有勇有义，非歌孰能保此？”歌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能力，与其乐曲对人心的感召力有关。《乐记》描写歌之美给人的审美感受，曰：“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队，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钩，累累乎端如贯珠。”孔颖达对此有一段详细的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