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4月８日下午，北京国贸招聘会，余胜光拄着拐、带上轮椅和妻子一起陪女儿参加毕业生招聘会，之所以跟着去，说是要感受一次，其实还是怕女儿没经验，跟着好参谋参谋。人山人海中，他拄着双拐走一段，又让妻子推着轮椅走一截，根本就挤不进去，到最后满头大汗，心慌胸闷，仅仅投出四份简历。女儿垂头丧气地回家了，余胜光也一夜未眠。
因为感染非典，2003年4月初，余胜光正上高三的女儿被学校“轰”了出来，最关键的两个月一个人呆在家里，一个补课老师也请不着。本来很有希望上清华北大，最后只考上了北京一所普通大学，报的专业也不好。
为女儿，夫妻俩没少操心，“都怪你，女儿这么惨！”妻子有时忍不住嘀咕几句。女儿马上大学毕业，到现在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余胜光比谁都焦急，拖着病体在小汤山医院、家里两头跑。然而左想右想也不知怎么办，门路怎么找，人情怎么送都摸不清路数，才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没用”的人了。
一个人顶七天，没有一例死亡
在小汤山医院，我们见到了余胜光。但是他拒绝采访，任凭怎么说都不肯。一问才知道也是军医，“纪律”在身。
从2003年某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了解到，余胜光时年48岁，是某部队医院消化科的主任主任医师，负责整个非典病区，可以说是临危受命。
突然爆发的非典把余胜光推到了最前沿。3月29日赶上一个“毒王”，当时几乎没有防护隔离措施，很快传染了一大片，眼看着医护人员一个个倒下了，周围居民也感染了，医院又地处使馆区，继续扩大还得了？仓促中，医院组建非典病房，指定他为负责人。接受任务时，他只觉得头被敲了两下：动作要快！甲类传染病！
原有病人出院的出院，转院的转院，转科的转科，门诊疑似病人赶紧转进来，两个小时内，整座楼层立马封锁起来，家属不让进，工作人员也不能出去。女儿正在上高三，余胜光怕家人为他担忧，便隐瞒了一切。等到外面已经传开了，妻子才知道，“这个病传染性非常严重，孩子正在高考，你可千万要注意啊!”但病人的病情就如拉响的警报，紧张的工作不允许他有任何畏惧，主任都怕了，这么多病人怎么办，别的医生护士怎么办？况且部队还有“战场纪律”，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接治非典病人时，医务人员紧缺，6个医生、10个护士管着50多个病人，新的医生暂时驻不进来，到后来病人增至90人，家属不能探视，恐慌到敲门砸锁，甚至要烧楼，这种情况下，工作压力难以想象。余胜光坚持了最艰难的七天，病人没有一例死亡。
七天七夜，余胜光几乎没合眼，顾不上吃饭，甚至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一身一身的汗来不及擦，一套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根本没有换洗的。就在一层楼里，一天来来回回数十次，查一次房，就要花去整整三个小时。超强负荷的工作，最终使余胜光体力透支，曾几次晕倒在病房里，到最后连走路都要扶着墙走。
由于免疫力极度下降，加上长期面对面接触病人，病毒在不知不觉中侵入了他的身躯。4月7日，余胜光护送所有重病号转至另一病区，不到三天，发烧了。
该受的罪都受了
感染后，余胜光一直被专家当成死亡病例研究，报过三次病重，三次病危。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在我们多次“游说”下，透露了一些细节。看似平和的讲述，道出了一个血淋淋的故事。
从开始的发烧、胸闷到一分钟呼吸50次、心率120次，血糖700毫克，血色素3克，血小板2万，心衰、肾衰，肺满布阴影，电解质一塌糊涂，余胜光的病情越来越重，使用了大剂量激素和多种抗生素。从130斤一直瘦到90斤，浑身干枯，完全走了形。腰上的带状疱疹一圈又一圈，手指因血糖过高出现坏疽，里面全是脓，输着液不一会儿全漏出来了，胳膊肿得老高。到后来痰没了，咳出来的都是血。整个人黑黄黑黄，一个多月没有洗脸没有刷牙，因为长期戴口罩捂着，嘴巴溃烂得很厉害，咬一口馒头，馒头上尽是血，为了活着，也只有把带着血的馒头吃下去。
对于一个需要特级护理的病人来说，余胜光知道自己很危险，却时刻体谅着医护人员的工作，能做的事都自己做，尽量不要传染他人。开始勉强能走，后来一站起来就倒，上一次厕所，必须先从床上爬到地下，从地下爬到厕所，扶着墙坐上马桶，再这么回来，一趟就要40分钟，而厕所离床不过三米。到最后只能趴在床上，奄奄一息，往家里拨电话的力气都没有。
虽然不能动，余胜光的神志还是很清醒的，怎么会治不好呢？突然想到激素的问题。第一次用激素时，他就有些迟疑，凭经验判断会有副作用，被告知没有问题后，才放下了心。当时一般要求是320毫克一天，后来用到640、800一天，一直用了近两个月，剂量达到20000毫克。这些日子里，反复发热、上消化道出血，病情仍不见好转。余胜光冒出一个想法：对自己做实验！要是激素跟病情有直接关系，及早发现的话，就能大大减少对病人的危害。他挣扎着用针扎破手指头，开始验血。早上血糖12毫摩尔/升，心率120次/分，有点高。中午没吃饭，打了激素一小时后测，血糖29毫摩尔/升，心率150/分。后来又测了几次，血糖越来越高，呼吸心率仍然很快，这才明白激素可能是病情加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余胜光马上要求停止使用激素，非常时期，医生根本不敢作主，他只有自己在病历上签下承诺：在病人的要求下停止使用激素。接着继续天天测，时刻监控，没过几天，突然感觉呼吸肌松弛了一下，死不了了！
快要出院时，余胜光脱掉一个月没法换的袜子，一抖，掉下一大捧肉皮。他噙着泪小心翼翼地扔掉了。
满腔“英雄气” 一把辛酸泪
余胜光的抗非事迹得到了部队认可，但据说由于种种原因只记了一个三等功。
这个荣誉的代价是巨大的。多系统多脏器的并发症、后遗症一直在折磨着他：骨头8处坏死、肺纤维化、肺结核、病毒性心肌炎、糖尿病、左肾结石、多发性末梢神经炎、植物性神经功能紊乱……尽管表面上看，他与常人没有太多差异。
然而过去的英雄，如今已鲜有人提及，甚至单位的部分领导和同事“明里”、“暗里”把他们当成“包袱”，这让他十分委屈和辛酸。
英雄的待遇并不高――自从非典“战斗”出来后，余胜光并未拿到什么经济奖励，也再未享受到在职在岗人员的奖金和年终奖，是否能正常调级，未到退休年龄就要办理病退手续等，都是未知数；在电话费、交通费、营养费、护理费和辅助治疗费上自己已经负担不少了。比如虫草鸡精吃一年就是两三万，不补，连现在的身子骨都没有。
虽然目前医疗费实报实销，医疗上照顾得也不错，然而随着医疗改革，未来医疗费用能不能全报，心里完全没底。而且还面临将来的生活不能自理、交通困难、高昂的营养费、住房困难、照顾不了家人……看不到长效的保障机制给余胜光日后的生活投下了阴影。一想到这些，整日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小汤山医院几次组织心理测试，余胜光总是中、重度抑郁症。
得病之后，余胜光和朋友几乎断绝了来往，从来不主动打电话，朋友要来，他也一口拒绝了。对于这个，同病相怜的病友很能理解，“一次他坐着轮椅到门口打的，过去5辆都拒载，急得眼泪都要掉出来，说句不好听的，现在主任谁不开车！不因为非典能得病吗？不得病能不上班吗？上班能不晋升不赚钱吗？能被人看不上吗？”
辛酸和难处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余胜光对过去的付出无怨无悔，他总自我安慰，比起献身的同志还是幸运的，也一直满怀希望积极治疗，争取早日回到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