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1958年夏、秋两季的粮食征购,让河南省信阳遂平县?岈山区的老百姓们大难临头,惊恐不安。遂平县实际粮产2440万斤,但县里下来的征粮任务是9000万斤。这个9000万斤的征购指标是河南省委召开的征购会议定的。这一年河南省全省粮食放了卫星,已报了中央,并受到表扬。县账面上是100279万斤,比去年增长31倍,人均粮食1565斤,不交给国家干什么?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万余人,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全地区征收了16亿斤粮食,几乎达到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只剩100多斤,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3个月。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就停粮断伙,谷糠、薯藤、野菜、树皮、草根吃光了,农民为了活命外出逃荒。有的人饿急了,偷杀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了2000多人,其中有被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
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信阳地区所属的18个县市,有15个县市出现了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引起了卫生部的注意,曾为刘少奇秘书的邓力群1998年回忆说:“我的一位老朋友彭大章(中南海秘书室的负责人之一)从信阳调查回来,对我讲:老邓啊,问题真严重啊!说时神色惨然!后来先念同志也去了,回来讲,他去过的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
“信阳事件”揭开了全国各地大量“饿死人”事件的盖子,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着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据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段历史都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但是根据记录,这三年并未发生持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现象,也未发生全国性特大灾害干旱或洪涝灾害。1959年7至9月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过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涪江和岷江上游出现过较大洪水。
1959年全国粮产量下降17.6%,1960年又比1959年减产18.5%。主要的减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三三制”(用1/3的耕地种庄稼,1/3的耕地种树、草,1/3的耕地休闲),浙江、山西、陕西、山东等许多地方大量弃耕。从1959年1960年山东省的青壮年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万亩。
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在最困难的时期,苏联政府又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撤走专家,逼迫中国还债,中国的大米、小麦等粮食作物,禽、蛋、肉等副食品成火车皮的运往苏联。与此同时,中国为了获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大举对外援助,也加剧了经济困难的程度。
1960年,我国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为负的千分之4.57,下半年政府开始采取救灾措施。1981年,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将“三年自然灾害”的提法正式改为“三年困难时期”: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1962年春,刘少奇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账,“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是的,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杨继绳 新华社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