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初举行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颁奖典礼上，欧阳江河凭借未完成的长诗《泰姬陵之泪》当选“2010年度诗人”，这位已经“不怎么写诗”、基本封笔的诗人，爆出了现场的一个大冷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被认为是一个“江郎才尽”的过去式，诗人芒克也觉得，“他看起来太像一个商人了”。
欧阳江河
1956年生于四川泸州，现居北京，著名诗人。上世纪80年代，以长诗《悬棺》名动诗坛，其后代表作有《玻璃工厂》、《计划经济时代的爱情》、《傍晚穿过广场》等。2011年，以新作《泰姬陵之泪》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奖”。
表面看来，欧阳江河还是跟之前一样，冲动，健谈，激情澎湃，说着很多在“天上飞的话”。不过，作为诗人，在长诗《泰姬陵之泪》之前，他差不多有十年没动笔了。
十年前，欧阳江河在北京的一家著名演出公司做演出策划，一做就是六七年。他策划过很多古典交响乐的演出，也是朱哲琴、腾格尔等人演唱会的项目总监，甚至还为一些地方省市的演唱会请过刘德华、谢霆锋等流行明星。那时，一些北京媒体人见到他，开始都感到有点疑惑，问：这是不是写诗的那个欧阳江河？
他倒觉得很坦然，诗人就不要谋生了吗？
他是有意识地停了一下，他不想让写作成为一种太顺利的、太顺理成章的、带有惯性的东西，他要给它一点困难。
“对写作太有把握和成竹在胸，这不是一件好事。这时写作就有可能进入词写词、词生词的状态，容易写出一些‘好诗’，一些风格一致的诗歌。从我的本性来讲，我还是愿意跟现实、跟存在、跟心灵发生特别深刻的联系，否则，我就干脆停止写作，停止写诗，投入到生活中去了。”
他的参与和退出，除了个人的生计问题之外，也有一些“文化战略”的考虑：“我是觉得中国的音乐生活不够正常，中国发展这么快，迅速建立起正常的音乐生活是很重要的。”不过，最后他还是放弃了这样的计划，他发现，自己根本控制不了商业性的泛滥，演出成为富人和资本的游戏。
在这十年里，欧阳江河只写了十首左右的诗，但写了很多文章，包括音乐、绘画、电影等领域的评论，甚至还有建筑、摄影和舞蹈方面的文章，以至于有了音乐和美术评论家的头衔。
辞掉演出公司的工作之后，他的生计主要靠“卖字”来解决。从2002年开始，就有日本人欣赏他的书法，独家买断了他十年内的书法作品。
他的书法是童子功，“在诗歌界里，我可以非常不客气地讲，我的书法是最好的，我比最好的还不知道好多少。”他是各种字体都写，风格有点像他的诗歌写作，追求混合型。“比如我在写草书的时候，用得更多的是篆书笔法，但写篆书时，我又会用一些草书的笔法，小楷里面，又有明显的魏碑的味道。”
他的每幅字平均卖七十万日元，合五万多人民币，这些年光卖字卖了几百万。1997年，他定居北京，先在望京买了一套房子，后来又在附近买了另一套。
这倒不是投资，“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绝不投资，钱挣了，就花，没有焦虑感，也没有投资意识。”新买的房子是个顶楼，更高更大，露台上盖了个九十平方米的听音室，这样听音乐就不会吵到别人。实际上，花在音响系统的钱，比房子上的还要多。
他收集唱片，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家里有上万盘CD，以古典音乐为主，流行音乐（包括爵士、摇滚乐等）一概不收，每天至少听一到两个小时。
这十年，欧阳江河如同一座沉寂的火山一样存在。
或许，这长长的寂寞算不上什么。一直关注他的诗评人唐晓渡说，他没写，我也没当回事，他随时都可以再写。里尔克、瓦雷里，都曾经沉寂很多年，芒克也沉寂了很多时间。“诗人写作，有人是长流水，有人有间歇期。”
欧阳江河自己曾解释说，在这样的时代，他根本无所谓写不写，“我不做诗歌的秘书”。
“我成功剥离了作为生活和写作的欧阳江河，没把我的写作变成我的生活方式。”说到前后十年的不同，他的语气里充满几丝欢喜。
但他没有远离写作。他一直都是海外影响力巨大的《今天》杂志社的社长，他带领这个杂志完成了从纯文学到带有问题意识的综合性杂志的转型，现在这本杂志不仅有纯文学，也有电影、戏剧、摄影等内容。在国内，他还曾担任了北京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的副院长。
从2009年开始，他开始在美国和中国两地之间飞来飞去，生活并不规律。他在纽约曼哈顿附近租了套很好的房子，每个月租金两千多美元。在那里，他尽可能地不与人联系，手机关到静音，想回的晚上再回。
那里离中央公园不远，他经常去那里散步。这时，他会带上一个小本、一支笔，想到什么就写下来。这样的本子已经写满了六七本，字写得乱七八糟的，有些字，连他自己都认不出来了。有一天，他跟一个朋友隔着电话，拿着一个本子念了四十分钟，对方听呆了，说，那些词所呈现出来的未成熟的新鲜状态和现场感，是他的任何诗都没有的。他甚至都在想，说不定哪一年，发了神经病，就直接把笔记作为未完成的东西来出版。
“那里面充满了失语状态和词的初始状态，有点像一个旋转，脱离了机制之后，越转越快，产生了晕眩和危险。我发现最后成熟的作品本身，是对这种失控状态的抵制。”
这仿佛预示着，这座沉寂的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
“写到了他这个份上，内心是孤独的。”他的朋友西川说。西川曾劝过欧阳江河，不要光往英美国家跑，更应该去亚洲、拉美那些“第三世界”多看看。2009年的一个机缘，他们随一个交流团一起到了泰姬陵。面对这座在世间没有对应物的如同神迹般的建筑，沉寂10年的欧阳江河一下子找到了情感和智力的突破口。看完泰姬陵的那个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西川看到了至今让他难以释怀的一幕：
“他哇哇大哭。在一个饭馆大哭。我从来没看到一个男人哭成那样。”
南都周刊 欧阳江河
我怎么可能江郎才尽？我得限制我的才华
不写诗，我也是个诗人
南都周刊：这十年，你的作品非常少，我听到两种声音，一是说你及时封笔，二是说你江郎才尽。这次获奖的《泰姬陵之泪》，算是对这些疑问的一个回答吧？
欧阳江河：不是回答，这些人根本不懂诗歌。不是一个人有才华就能写出好诗来，或者说他的诗里面体现了才华就是好诗。对我来讲，哪怕江郎才尽也没关系，但我怎么可能江郎才尽？我得限制我的才华和灵感，写作一首真正的好诗，是对才华和灵感的限制。好多人认为才华一来就写，我觉得那是写作的初级阶段，才子式的诗人不是我追求的。你读我的诗觉得这是一个没才能的人写的吗？不可能的。仅仅是才能吗？更不是。
南都周刊：沉寂十年，时间会不会太长了点？
欧阳江河：原来我想是五到六年，但写作契机的开启，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且这个契机表面上有个偶然性，写作对我来讲还是一个带有神秘性的东西。就像有些电影导演，说终生不再拍了，结果三年五年之后又开始拍电影，这个没有办法。
我在世上来了一遭，假如要定义我到底是个什么人，我的定义是，是个诗人。如果我注定是个诗人，那么在不写的状态下，我也是个诗人。不写也是写作的一部分。所以我停笔十年不意味着我不是诗人，我开始写了，也不意味着我恢复了我的诗人身份。因为诗人不是一个职务，也不是一个身份象征，你可以不在其位但仍然谋其政，当然你也可以在其位不谋其政。
南都周刊：这次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年度诗人”，是你在内地获得的第一个奖。之前没获奖，跟近些年没有创作有关系吧？
欧阳江河：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真的对得奖一点兴趣也没有。我的写作一定不是冲着奖去的，我写作的性质跟“粉丝写作”的性质截然相反，我不愿意我的写作带有一点点消费和表演的性质。这个全球化的消费时代，文学写作，尤其诗歌写作，是最不可能被“消费”给同化的。
南都周刊：但诗人有可能被同化。
欧阳江河：我的意思是，我不但不去迎合读者，不但不去尽可能多地获得我的读者，反而某种意义上讲，我是在排斥这些。最高意义上的诗歌不是为了交流而存在的，不是为了相互理解，我理解的最复杂意义上的诗歌是反交流的，因为思想有一种反交流的性质，它在本质上就不是一个可以被稀释、被大众化、被流行的东西，如果最高意义上的诗歌不坚持这个特质的话，那就没有任何一种文体还可以保留这种特质。
南都周刊：这个概念是你一直以来坚持的，还是最近的体会？
欧阳江河：我一直坚持的。从我一开始写作，我的《悬棺》开始，1983年。我的《悬棺》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说理解起来太难了。
我要面对生活本身，而不是诗歌
南都周刊：作为生活着的欧阳江河和作为诗人的欧阳江河，这两个欧阳江河跟十年之前有什么不同？
欧阳江河：十年前我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这两个欧阳江河是非常统一的，我想把诗歌变为我的生活方式，好多1980年代过来的诗人都有这个特点。到多年后的现在，我终于可以说，我可以不必按照我的写作方式来生活。我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南都周刊：这个转变应该很难吧？
欧阳江河：非常难。中国很多古代诗人就是把写作当做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那种生活方式没了。如果非要那样，我觉得就带有表演的性质，表演我是一个诗人，表演我与众不同，它是一种优越感，当然里面有一种怀古，但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种自恋，我一点都不自恋，所以我根本不愿意用写来表演我的生活。我让它脱离，生活就是生活本身，我的生活不是由诗歌决定的。
南都周刊：成功剥离之后，你的生活应该会轻松很多？
欧阳江河：这样我就没有负担，没有压力，我也不需要表演，就是很真实的、经验的生活。我认为这个时代有很多好的东西，像诗歌、宗教，有的人把它变成一种纯粹的生活方式，就有可能变成一种带有暴力的东西，因为不信仰的人被他们当做异教徒。所以，我对最美的、最高尚的东西也持有一种怀疑和距离，包括诗歌。我为什么不生活在像诗一样、像我的写作一样的生活中呢？因为当我这样生活的时候，就是我像一个宗教信徒那样生活的时候，我就会把它作为唯一正确的东西，其他全是邪恶的。
南都周刊：你的朋友感觉到你这种重要的转变吗？
欧阳江河：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很多人觉得我很不像诗人，像芒克写我的时候，说我看起来怎么像个商人。有很多观念性的东西对于我们真正理解生活是一个阻碍，不管这个观念多伟大，都不是生命本身，取代不了生命。
南都周刊：在你看来，你觉得当代的诗人们，比如说从朦胧派诗人一直到现在，他们把写作与生活剥离的多，还是一体的多？
欧阳江河：不知道。有的人活得就像个诗人，以为有了写诗这个特权之后，就可以像诗人一样地活着，有的人甚至就是寄生虫。有的人或者夸夸其谈，或者表演这个身份，或者用诗人这个形象去获得各种地位、权力、影响力，甚至金钱、女人。我也不认为这是错误的，只是我不愿意这样而已。
南都周刊：所以你去做演出策划，去卖字？
欧阳江河：我的生计在诗歌之外解决，诗歌永远不可能成为我的生计，我不可能通过诗歌来养活我自己。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讲非常重要，这样写作就获得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性，它甚至不依赖我的诗歌的位置、影响力。我不把诗歌作任何转换，不把它转换为权力、谋生和稻粱谋，我用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十年对我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是，我要面对生活本身，而不是诗歌。但我是尽可能把我对生命的体验转换成诗歌写作，而不是反过来把写作转换成生命。这是这十年我很重要的一个取向，这个取向会持续我的一生。
我不会过多地谴责时代
南都周刊：跟十年前比起来，你最新的创作有没有明显的变化或者转向？
欧阳江河：可能会有，现在还没到总结的时候。我写作的很多特点，在1980年代就已经奠定了。像《傍晚穿过广场》，我觉得一件事情发生之后，言说这个事件的诗歌文本或者思想文本没有诞生出来的话，我会觉得对不起这个时代，像欠了债，所以我写这种作品有种想还债的感觉。
现在我们一方面强调中华民族这几十年是盛世，但我们要看到盛世所付出的代价，尤其是心灵、道德的代价，毕竟诗人更多地要为后者负责。我把两者结合起来看，所以我也不会过多地谴责这个时代，但我提出一种更深的思考，一种归纳和一种呈现。如何对这种生活方式作出既是碎片的又是整体的一种诗歌意义上的回答，我觉得不是自恋的、自以为是的，更不是权力的，而就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诗歌的回答。我的文本在这方面已经有很好的展示，已经有些批评家看到我最近的作品非常兴奋，也作出这样的判断。
南都周刊：《泰姬陵之泪》算是这样的文本吗？
欧阳江河：《泰》不是最直接的，写的只是爱情、悲伤、眼泪这些侧面。我现在写的《凤凰》，劳动、革命、资本、艺术创作、资本、民工等都直接进入了我的写作，还有写作的思想和材料的关系，还有飞翔的玄学，是个综合的交响乐团。
南都周刊：之前就有评论家说你写东西的最大特点就是“玄学”的，这次颁奖词说你的诗“意宏文奥，风雅自如”。你自己是否认同？
欧阳江河：诗歌玄学是贯穿我的诗歌写作的内驱力的一部分，这种诗歌玄学表面上是一种雄辩的东西，语调，和一个人对很多人说话的语调，它不是一个对话的产物，是演说、宣讲、宣告的产物。很多人说我是诡辩的，诗歌诡辩术、诗歌词语修辞学家等等，都说得有道理，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我玄学或者诗歌玄想的一部分。我是一个有玄学气质的诗人，这是肯定的，但这只是一种表面风格，我的诗歌内部还藏有内驱性的东西，那是我对生命、对词语、对思想的着迷和出神的状态。
南都周刊：会有那么一两个词可以用来点明你的诗歌的核心的东西吗？
欧阳江河：如果从我诗歌的特点和我想达到的层面来讲，可能用“复杂”这个词。批评家引过我的一个说法：“异质混成”，这不是一个很单纯很纯粹的东西，但异质混成最终要达到一个，杂于一，这是柏拉图的一个概念，我很认同。要复杂，最好又要达到唯一的、单一的境界。
南都周刊：你感受到的现在诗歌环境，跟十多年前比，有什么变化？
欧阳江河：十年之前正好在打民间诗歌和知识分子诗歌的仗，那时候文坛更热闹一点。年青一代的诗人想通过论战登上历史的舞台，找已经出名的人来攻击，那是最快的方式。
现在诗歌要想吸引眼球，光是内部人打打仗是没用的，公众已经不怎么关注诗歌，除非变成负面的，梨花体啊羊羔体啊，都是事件，诗歌成为负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消费现象，媒体的狂欢、阅读的狂欢、网络的狂欢，把诗歌当成一个负面的东西，缩小为几个关键词、几个概念和几句话，加以传播，诗歌成为调笑的对象，想调笑就调笑。
这不是诗歌的本质，至少不是我所理解的诗歌，我理解的诗歌你们可以骂可以读不懂，但你们没法调笑，因为它代表的是中国语言最复杂的部分。所以我承认我们成不了意见领袖，给我个意见领袖，我也不想当。诗歌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多数派。有个朋友跟我讲，什么时候诗歌能够像《毛主席语录》一样人手一本，那就好了。我说，那个时候，诗歌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