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价下跌，持币待购者见猎心喜，高位吃进的老业主心如汤煮。退房潮动，几家欢乐几家愁，一边是政府和市场反复拉锯的楼市调控战，一边是刚需压迫下购房者苦逼煎熬的噩梦。
走出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的黑色铁门,王林把满腔的怒火撒向了丈夫陈刚，“不就是买了个房子吗？现在，我被这个破房子搞得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激动的她，手一扬, 把带来的便当狠狠地砸在信访办门口的水泥地上,橙色的果汁流了一地。甚至，她顾不上眼前正在走动的便衣警察，大声喊话：“我现在什么也没有了，一无所有，要死就死，没关系，我不怕，让他们把我抓起来，我现在正愁没钱吃饭。”
2011年10月30日，这是26岁的王林，人生中第一次上访。与她一同前往上海人民广场的，还有50多个并不相熟的人，他们共同的身份是上海市嘉定区绿地米兰公寓和绿地秋霞坊的业主，而他们的诉求是，要求开发商―绿地集团退房或者偿还差价。
在10月之前，王林和她的邻居们还是幸福的买房者，虽然花光了大部分的积蓄，甚至举家借债，但毕竟在上海，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面对节节攀升的上海房价，王林坚定认为，相比其他投资，房子总是最保值的。
但是，让他们意想不到，楼市调控这双翻云覆雨手，在自家房子上面使出了威力：今年9月底刚买的房子，单价还是每平方米15500元，到了10月，就变成了每平方米10500元，足足降了5000元。
王林算了一下，花了120多万买进的78平方米的房子，半个月不到，就缩水近40万，这得让她和丈夫不吃不喝干上三年。
这让他们近乎崩溃，他们决定联合起来“维权”。
退房！补钱！
绿地米兰公寓的业主QQ群，成了这帮维权者的阵地。事实上，他们对于降价的察觉，也是从QQ群开始的：新加入QQ群的业主，房价是一个比一个低，最低的单价达到10500元；而越来越多的老业主，接到中介的电话，说现在有很多特价房。
“2万块钱，我不在乎，但乘以10，还不止这些，我没有办法不在乎了。”王林的丈夫陈刚，面对QQ群里这些降价信息，坐不住了。
10月22日，这个在妻子看来不怕吃亏的温和男人，决定和其他业主一道，为自己多付的几十万元，要求开发商同意按照5%房价退房，或者以现在10500元的单价退还他们多付的房款。
业主们更愿意把行动定义为“维权”。10月22日、23日，100多名业主，或领着妻子，或牵着孩子，堵在了售楼处，打出了条幅：绿地，你还流着道德的血液吗？
售楼处被他们“占领”了，绿地的售楼员进不了售楼处。碰到前来问价的新客户，这些业主们就忙不迭地向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痛骂起开发商的“无良”。
米兰公寓业主为降价“维权”，得到了2个地铁站远的兄弟楼盘―绿地秋霞坊业主的响应，他们组成了业主联合队，在一个星期内，多次拜访了两家售楼处，还跑到嘉定区房管局、上海市信访办。
没有打砸抢，没有过激行为，绿地“维权者”的前期活动收效甚微，不得不转移战场：10月29日上午，近200名业主，聚集在绿地公司位于长宁区中山公园的售楼处。
警察早有准备，在售楼处外拉起一圈黄色警戒线，绿地公司的工作人员躲入二楼。一楼，200多个业主横七竖八地坐在售楼处大厅内，椅子不够, 倚在沙盘上。
白底黑字的横幅,“三世积蓄一日蒸发，绿地领导如何安心”、“退出外环求安家，黑心房企让我们退无可退”，犹如一幅幅挽联,挂在售楼处的大厅内。
见到闻风而来的记者，“维权者们”纷纷围了上来。绿地米兰公寓的业主盛宣，手一挥，颇有领导风范地对同行者说：“大家让一让，记者来了，跟记者说说你们的惨痛经历。”
盛宣多次强调他们是最温顺的，“我们只是安静地坐着，不打不砸，只想和平解决。”他们想见绿地集团的高层进行第二次谈判―他们的第一次谈判以失败而告终。
傍晚时分，还不见绿地高层的身影，“最温顺”的业主们沉不住气了，围住在场的一位姓韩的工作人员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务代表。
韩自称是绿地公司事业一部客服经理，但他没有出示自己的工作证，也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名字。两名警察一左一右夹着韩，在业主们的包围圈中，韩多数时候安静地站着，双手垂在身前，一言不发。
王林指着韩，盘问了半个多小时，“你能扛多久？公司付你多少钱？让你甘心在这儿受人唾骂？”
而法务代表就像复读机一样重复着，“我们只能在合同范围内办事”，“你们可以走司法途径”。
僵持持续到晚上１０点半，这些自称“温和”的业主，将售楼处变得一片狼藉，沙盘上一座座高楼被推倒，绿树被拔起，被随意丢在一边，地上丢满了撕碎了的楼盘宣传彩页。
在附近揽客的房产中介看来，绿地只是维权的人多，闹得也不算凶，一路之隔的龙湖郦城售楼处闹得更狠。
10月22日，龙湖郦城的业主们冲进了售楼处，在洁白的壁纸上，用黑色水性笔歪歪扭扭地写满了“龙湖，骗子”、“还我血汗钱”，“龙湖，滚”等字样。
降价退房风波，并不只是发生在嘉定。
几乎在同一时间，在上海浦东，４００多名中海御景熙岸的业主，还攻陷了中海公司位于国家开发银行大厦的办公室，高喊 “退房”、“退房”、“退房”，浦东新区建交委房屋管理处处长陈建军不得不出面，安抚这些愤怒的业主。
蜗居
业主们的激动情绪不难理解。
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良好的教育背景，没有傲人的家世，衣着并不光鲜，手机也不够炫。他们大多是在2005年之后来到上海，错过了2001年以来房价回调的第一个低点。
在上海房价高企的今天，他们买的楼盘并不算好―位于上海西北市郊的嘉定区，外环和郊环之间的一片荒地里，离昆山直线距离只有20多公里，比去趟上海人民广场还要近。
从绿地米兰公寓出发，王林要去市区上班，只能依靠地铁11号线，绿地秋霞坊位于这条地铁线的倒数第五站，米兰公寓在倒数第三站，王林必须步行10分钟到地铁站，然后坐上１个半小时的地铁到公司。
上班远，没有任何生活配套，而且要等到2012年才能拿到房子，但它的确是这批新移民为数不多的选择，因为在当时的房地产市场，单价每平方米18000元的秋霞坊和15000元的米兰公寓都称得上是“廉价”的楼盘。
“维权”业主们对网民骂自己是投资客非常气愤，他们称自己只是工薪阶层，是底层的老百姓。“这里什么都没有，两边都是荒地，上海本地人都看不上这里。”王林说。
新婚的王林来自江西一个县城，在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客服。这个26岁的新上海人，涂着褪色的紫色指甲油，背着一个在海宁皮具城花100元买的仿皮包。最值钱的是，她手上戴着一个不大的钻戒，这是她的婚戒，也是和陈刚结婚以来，最让她满意的地方。
32岁的盛宣老家在四川德阳，来上海已经七个年头，一家食品公司的销售，靠着自己的积累，还有父母、姐姐凑的钱，购买了绿地米兰公寓一套单价15000元、78平方米的两居室，首付一下付了37万元。
在这些业主的讲述里，他们无一例外是刚需，要结婚，要生子，还要把父母接来生活。这是他们的第一套房，自己的积蓄不够首付，或者啃老，或者向朋友借。在上海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他们共同的梦想。
他们的买房宣言很煽情，“我们怀揣着梦想来到了上海，我们每个人都默默无闻努力工作，我们期望能买得起房子，内环买不起，我们想中环，中环买不起，我们想外环，现在我们买了外环高速外的一个荒地里竖起的一个期房，两边都是农田，住进去还不知道到哪儿买菜，但我们仍然选择了，那是我们的梦想。”
王林搬家搬怕了，一年之内搬了三次家，最窘迫的一次，第二天房子就到期了，还没有找到住的地方。
做梦都想着买房子的王林对陈刚说，“我死了都可以，你只要给我买套房子”。陈刚笑她，只要是房子，都觉得不错。王林说，自己被房价涨怕了。
2008年年底，房市处于短暂的低谷期，王林还在北京，看上了北五环外一个叫“悦溪”的楼盘，时价8800每平方米，总价才60多万元，她想买，当时还是男朋友的陈刚劝她，再等等，房价没准还能再跌一点。当她2010年年底离开北京时，悦溪的单价已经超过２万元。王林后悔极了，“要是当时买了，就赚了几十万了”。
2009到2010年，在中国的房市最疯狂的两年中，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其他二线城市，房价一路狂飙，多个城市的涨幅超过了100％。 陈刚一直劝王林，再看一看，房价还会跌。结果王林一直看，房价越看越高，在看房和陈刚吵架中，房价一天天上涨，终于涨到王林这样的新移民踮着脚也买不起的高度了。“有一阵子，我每天看到房价都是不一样的价格，我当时要疯了。”
王林一度也想，这么租房也不错，但在看到米兰公寓的那一刻，又着魔了。虽然郊区，但是环境还不错，又有地铁线，她看中了一套78平方米、总价120万的两居室。售楼员蛊惑王林，只剩两套，再不买就没了。
陈刚仍然劝王林再想想，房价没准会跌。王林害怕，她怕再等等，房子又涨了，又没了。王林向父母借了10万元，陈刚也向朋友借了点，加上两人的积蓄，总算凑够了首付。
2011年9月，签合同的那天，她跟老公说：“好高兴，终于有自己的家了，盼了这么多年，我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回想起买房的那天，王林笑了起来，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幻灭
但是，王林的幸福感很快戛然而止。
国庆黄金周刚过，史上最严厉的楼市调控终于见效，过去两年内一直在涨的房价绷不住了，北京通州的京贸国际城单价从最高点26000元的单价跌到14500元，全国八成城市的成交量出现了同比下跌，其中8个城市的同比跌幅达到50%以上。眼看金九银十要惨淡收场, 那些资金紧缺、年底销售目标难完成的开发商开始悄然降价。
王林激动地给米兰的销售经理打了个电话，说要到楼顶上来，抱着他一起跳下去，一起去死。
对这些小业主而言，几乎赔掉了他们的首付，这是他们所有的积蓄，他们想不通，也不甘心。
盛宣认为是房价不停地涨，逼得他不得不买，“我们全家人的血汗买的房子，一夜之间变成我们倒欠银行了，”盛宣说，“我支持房价调控，希望降价，谁都想买便宜的，但要尊重我们这些小老百姓的感受！”
早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的房价下跌声中，都伴随着业主们的退房潮。这一次也不例外，业主们不打算认赌服输。
绿地公司的态度很明确，在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解决沟通问题，业主提出的退房和补偿现在没有办法做到。
业主们的举动也不被外界所认同，舆论大多指责维权者契约精神缺失。有网友甚至揶揄说：房子涨价，他们是不是要还钱给开发商？
维权的业主们满心委屈，他们认为网上的报道都是负面的、不负责任的。
绿地秋霞坊的业主代表之一周文，试图为他们的行动去金钱化，试图扭转被公众质疑“因降价而退房”的形象。
他甚至表示，秋霞坊的业主对降价没有任何异议，大部分业主是刚需，对价格不那么敏感，降价不是大家退房的主要原因，而是对绿地存在的很多违规行为产生了质疑。“它的价格高也好，低也好，我们都理解是市场行为，跟我们没有关系。就算它涨价，我也要退房。”周文说。
周文为退房去金钱化的努力不怎么成功，更多的业主在乎的是自己的血汗钱，有维权业主说到父母卖掉的那套房子凑的首付一夜之间没有了，失声痛哭。
直到房价下跌的那一刻，学法律的周文和其他业主们才把那份长达37页的购房合同拿出来，重新细细研读，试图找出缺口―开发商只盖了合同章，没有法人代表的签字；合同条款规定的违约金开发商是５％，购房人士20％，这是不公平的合同。而在签订这份人生中最重要的合同之初，这些年轻的业主甚至没来得及读完它。
虽然周文坚称合同在法律上是无效的，但维权的业主们用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除了走司法途径。
没有业主愿意打官司，他们的解释是，为了买房，欠了外债，又要还贷，又要租房，还要上班，没有那么多精力，也没有钱请律师。
和业主们截然相反的是，绿地公司一点也不怕打官司，他们的态度很明确，业主的要求没有办法做到，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就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上海市协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建筑房产中心主任周月萍律师，从事建筑与房地产法律问题研究和实践十几年。在她的记忆中，极少有业主的退房诉求能获得法院支持，“除非购房合同上买卖双方有约定，在房价下跌时可以退房或者退款补偿。否则，业主的这种诉求缺乏合同依据。签定合同就是为了严格履行的，如果签一份合同，随时可能被撕毁，不仅仅破坏了交易秩序，也会让每个人产生不安全感。这无疑背离了现代社会的法治和契约精神。”
和绿地公司协商不成，业主们只能抓住政府这根稻草，几乎所有的业主都期盼着政府能出面协调。
“这是政府的责任，房价高是政府的责任，”盛宣说，“希望政府救救我们，帮帮我们。”
政府出面有时也真有效。浦东交建委出面协调后，中海御景熙岸宣布暂停降价销售。但绿地的老业主们没有前者幸运。10月28日，他们听到了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威的最新说法:如果在合同执行中发生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应该按照合同约定，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等待
不愿意进法院的业主们，一周之内，两次进了上海市政府信访办的大门。
王林在门口外面徘徊了许久，这个高楼铁门站满了武警的信访办，让她感到害怕。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没有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就更不会明白，信访意味着无尽的等待。
10月30日，第二次信访未果后，沉不住气的业主们步行到１００米外的上海市政府的大门前，站成一排，嚷嚷着要见市长。
不出１０秒钟，警察迅速赶到，推搡中，一位年轻的母亲被警车带走了，等她丈夫和孩子赶来时，这个孩子的母亲已经不见了。
四下散去的业主们三三两两，在莱福士广场地下一层坐下，商量着如何把孩子的母亲保出来。除了陪孩子父亲去派出所门口等着，他们没有更好的对策。
维权业主们陷入了一阵沉默。所有的路都被堵死了，开发商不肯退房，也不肯补偿；来政府上访闹出了事；舆论不站在他们一边，法律上，退房者也很难得到支持。
王林还在和先生吵架，陈刚责怪王林当初买房的决定，王林气急了会说要离婚，不想过了。
“买这个房子,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曾经寄托了王林无数梦想的房子，如今就像钉子一样深深地扎在她的心里。
中国的房市，诡异得连经济学家们也跌碎了一地眼镜，更何况这些年轻人。他们误以为，中国的房市只涨不跌，只赚不赔。他们不知道未来的路怎么走，尽管都表示不会放弃，但听起来已经底气不足。
这样的场景，在房产律师周月萍眼前，早已不陌生。
这位经历了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１年３次退房潮的律师，所遇到的最黑色幽默的一次退房诉讼，是发生在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间。当二审判决业主们的退房诉讼败诉时，周月萍回忆说：“业主们反而高兴起来，因为那时房价又突然回暖上涨了。”（部分受访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