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的深圳市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作为该市人大代表的腾讯网掌门人马化腾联名20多名人大代表提交议案，提出要加强互联网信息安全立法，维护互联网产业的良性发展，该议案提到了去年发生的“3Q大战”事件，该条议案被深圳市列为“一号议案”。
一些网友据此认为，“一号议案”是马化腾公权私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是借机敲打对手之举――一时如潮的质疑指向马化腾：作为人大代表，你是为自家企业说话，还是为选民、为公众说话？
这不是马化腾一个人的问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企业老总扎堆，这些老板提涉及本行业、本企业利益的议案时，总会被许多公众认为这与“人大代表履职应当坚守公共利益”的定位相冲突。2008年全国两会时，全国政协委员、当年中国女首富张茵就炮轰《劳动合同法》，称会向全国政协提交提案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
舆论和公众不必学某些官员质问记者那样质疑代表委员“为谁说话”。这样的质问，既会窒息两会议政自由言说的空间，也不符合两会议政规则，是对“公共利益”偏狭的理解。
马化腾议案指向互联网信息安全，说的是本行业的事，为本行业的良性发展建言献策，这应该是一种值得其他代表效仿的议政取向，而不能反成为负面典型。作为互联网企业的老板，马化腾不提自己最熟悉的互联网，而提自己并不熟悉、也没什么见解的医疗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怎样推进文化产业，难道那样才好？内行人说内行事，既符合“代表委员分界别”的议政制度安排，更符合议政效率。代表委员“跨界”就非内行的公共事务表达观点，这种公益心和公共精神值得赞赏，可对自己最熟悉的本行业的发展贡献智慧，那是代表委员的本职工作。为自己、为本行业说话天经地义，甚至是一种美德。
说本行业的事，屁股决定脑袋，就难免涉及到行业利益，很多人据此认为代表委员“为公益代言”的公共角色被异化了。将“为行业利益代言”与“公共利益”对立起来，这是对公益错误的理解。其实，公共利益不是一种结果，不是某种利益有着天然的“公共”身份，它主要是一种程序――通过某种正义的程序实现公共利益，这种程序是不同利益的公平博弈的程序：不同利益身份的人，把符合本群体的利益表达出来，经过博弈后，各种利益都融入到了最终决策中，每一方的利益都得到了尊重，那就是公共利益。有些网友的观点很理性：如果马化腾的议案内容触犯了公共利益，所有代表都可以起来反对；如果议案内容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属于该群体的人大代表也可以提出针锋相对的意见。人大议案，本就是一个诸种利益群体博弈的平台。
很多人批评马化腾公权私用，这也是对人大代表权利的误解。其实，人大代表作为个人，并没有多大的权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主要是一种集合权。正如议会专家所说，代议机构是一个众多代表组成的议事体，这个议事体是一个整体，需要集体共同行使职权。每一个议事体成员都有在议事体中表达和作出决定的权力，但每一个代表不能按照自己个人的意志决定问题，而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问题。在议事体以外，任何代表没有作为议事体个人的权力，而只有一种影响力和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马化腾的议案无关公权私用，因为它本身并没什么权力，最终结果得由人大开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马化腾至多只有一票。
有人会说提议案也是一种设置议题的权力。可考察其到底是否公权私用，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借此直接为自己企业牟利，比如以代表身份向政府要补贴，要求政府对本企业提供优惠政策，打击竞争对手等等，那才是公权私用。要像马化腾这样是以“行业利益”的名义提议案，无关公权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