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读书》第三代的批评，主要就是认为《读书》已成了新左的同仁刊物。这个批评也许有些过激，但同仁刊物的痕迹，多少也是有的 人物周刊：有人将《读书》划分为三个时期：陈翰伯、陈原、范用时期；沈昌文时期；汪晖、黄平时期。您如何评价这三个时期？
严搏非：三个时期的说法我第一次听说，但似乎有一定道理。陈翰伯、陈原、范用，他们那一代非常有担当，即使在80年代，《读书》要开创出那样的局面，不断在思想的禁区进行突破，也需要极大的不妥协的道德勇气。当时有一批这样的人，比如上海《世界经济导报》的几位老人。没有一大批这样有担当的知识分子，80年代所形成的思想局面是不能想象的。沈公当政，是对第一代的延续，但经历了1989，情况更为复杂，但沈公处理得极为出色，《读书》上仍能常有引领话题的大文，有大是大非。第三个阶段，我已经较少看《读书》了，但学人办刊和出版家办刊，自然会有很大不同。学人容易沾有当下学界的风气，难脱巢臼，而前两代的出版家，他们实际上是政治家，这是很不同的。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90年代出现的自由主义与新左之争?
严搏非：90年代的思想论争，问题其实是真实的，但准备不足，也缺少像样的思想领袖，在思想上的成果乏善可陈，但却不期然有了另一种结果，就是形成了一些宗派。人们对《读书》第三代的批评，主要就是认为《读书》已成了新左的同仁刊物。这个批评也许有些过激，但同仁刊物的痕迹，多少也是有的。
人物周刊：谈论后期的《读书》时，为什么会出现大面积的否定和冷淡？
严搏非：经历过80年代的人，对《读书》有感情，会自然地认为《读书》是大家的《读书》，现在由新左派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掌控，自然会不舒服。但若中国的出版更开放，也许这种不满就会少些。各种观点可以自由争论，就不一定在乎一个《读书》了。但今天，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话语权上就是不对等的，只要谈到现实问题，自由主义的声音几乎完全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读书》这样一份杂志由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掌管，引起公议在所难免。
人物周刊：96年以后的《读书》，谈论的话题比以往更宽，涉及三农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国际局势，但文章晦涩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您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吗？
严搏非：96年以后《读书》的文体问题，也许是一个伪问题。《读书》上都是小文章，尽管问题可以很大，但不一定非要晦涩才能表达。我们知道很多思想大师也会为公众写作，给报纸杂志写专栏，思想的深度并不影响文章的晓畅明白。所以“文体”其实是语文的问题，我们只能说文章写得好的人少了。但依我看，《读书》的文章绝大部分在文字上还是不错的。